二零一四年，滨城。
八月还没过完，第三具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整条永宁街站满了人。
警戒线拉出去五十米，几个年轻民警在太阳底下维持秩序，汗顺着帽檐往下淌。围观的人群里有人捂嘴，有人踮脚，有人把小孩往身后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又像是花香和腐臭搅在一起。
我站在302室的客厅里，看着法医老周蹲在沙发前面，手套上的血还没干透。
“跟前两个一模一样。”老周头也没抬，声音闷在口罩后面，“胶水，3m的超强快干型，上下眼睑各点三处，粘得严严实实。眼球表面有充血，说明她死的时候眼睛确实是睁着的。”
我没接话。
沙发上的女人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真丝睡裙，脖子上勒着一圈剥了皮的铜芯电线，勒得很深，皮肤翻开来，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肌肉组织。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用的是同一种电线，绕了足足十几圈，每一圈都绷得死紧。
她的眼睛睁着。
不是正常死亡之后那种半睁半合的空洞，而是被胶水强行撑开的、完完整整的一双眼睛。瞳孔已经散了，浑浊的角膜上倒映着天花板的日光灯管，像两颗坏掉的玻璃珠。
凶手用胶水粘开了她的眼皮。让她看着。
“死亡时间呢？”我问。
“昨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胃内容物里有午餐残留，应该是饭后一小时内遇害的。”老周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他摘下口罩喘了口气，“老王，第三个了。四十天，三个女人，一模一样的手法。这不是普通的入室抢劫强奸，这是……”
他没说完。我们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这是仪式。
我叫王克俭，滨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二大队队长，干这行十九年，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但这一次，从第一个受害者出现开始，我就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罪犯。
第一个死者叫孟晚晴，三十八岁，丈夫是滨城最大的建材商，常年在外跑生意。她是被钟点工发现的，死在自己家别墅二楼的主卧里。现场没有破门痕迹，没有打斗痕迹，甚至连邻居都没听到任何异常声响。凶手像是凭空出现在房间里，做完一切之后又凭空消失。
第二个死者叫方琳，四十二岁，丈夫是开发区一家电子厂的老板。她在滨城最高档的半岛花园有一套复式公寓，平时一个人住，丈夫一个月回来一两次。物业发现她是因为快递在门口堆了三天没人拿。
两个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不认识，不通电话，不在同一个社交圈。她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钱，都独居，都长得漂亮。
还有一点——她们死的时候，眼睛都被胶水粘开了。
“头儿。”小赵从卧室里探出头来，脸色不太好看，“你过来看看这个。”
小赵全名叫赵一鸣，队里最年轻的侦查员，去年刚从警校分过来，跟着我跑了不到一年。小伙子脑子活，眼睛尖，就是没见过什么大场面，今天这个现场已经让他出去吐了两回。
我走进卧室。
卧室的窗户朝南开，正对着小区外面的马路。窗户很大，是那种老式的铝合金推拉窗，玻璃擦得很干净，从窗口望出去，视线越过小区围墙，正好能看见一根水泥电线杆。
电线杆顶上架着密密匝匝的线缆，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线缠在一起，像一团灰色的乱麻。杆子中段挂着一个金属分线盒，漆皮斑驳，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壳。
“你看这个。”小赵指着窗框。
我凑近了看。窗框外侧的铝合金表面有几道很浅的划痕，方向是从下往上，长度大约四五厘米，间距均匀。划痕很新，铝的氧化层被刮掉之后露出里面亮银色的金属本色，在阳光下反着光。
“脚扣。”我说。
小赵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电线杆上爬杆用的那种脚扣？”
“对。登杆作业的时候，脚扣内侧的锯齿会卡住杆体，外侧的金属弧面有时候会蹭到别的东西。这人应该是从电线杆那边过来的。”
我转身走回客厅，重新站在沙发前面，从这个角度看出去，视线穿过卧室的门洞，穿过卧室的窗户，正好落在那根电线杆上。
一条直线。
“把窗帘拉开。”我说。
小赵拉开卧室的窗帘。下午四点的阳光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平行四边形。我沿着光线走回客厅，发现如果卧室门完全敞开，沙发的位置恰好就在这条光路的延长线上。
也就是说，坐在那根电线杆上的人，如果角度合适，可以通过卧室窗户直接看到客厅里的沙发。
“老周，第一个和第二个受害者的现场照片你带了吗？”
老周从勘查箱里翻出一个档案袋，抽出两沓照片递给我。孟晚晴家的主卧窗户正对着小区配电房旁边的一根电线杆。方琳家的客厅落地窗外面不到二十米就是一根架着变压器的水泥杆。
三个受害者，三扇窗户，三根电线杆。
全部对得上。
“小赵，去查一下这三户人家的电话线路是哪家公司在维护。再调一下最近三个月这几根电线杆上的维修记录，有没有报修工单。”
小赵应了一声就跑出去了。我站在原地，把那三根电线杆的位置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永宁街这一片是老城区，电话线走的是架空线，不像新小区那样走地下管道。电线杆上的分线盒直接管着周边几十户人家的固话和宽带，维修工上去干活是家常便饭。
谁会注意到一个电话线路维修工爬在电线杆上？
没有人。他是隐形的。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我把想法摊在了桌面上。
“凶手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熟悉受害者家庭情况，知道她们白天独自在家，经济条件优越。第二，具备攀爬技能和相应工具，能从电线杆一侧翻入小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接近目标。第三，随身携带电线、胶水这类物品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材料。第四，他的职业可以让他合法地出现在电线杆上，以维修线路的名义观察目标住所内部的情况，不会被任何人盘问。”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支队长老孙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你的意思是，电话线路维修工？”
“至少是与架空线路相关的从业人员。电信公司的外线工、外包施工队的线务员、甚至是回收旧电缆的，都有可能。”我把三张现场照片并排贴在白板上，用红笔把每张照片里窗户和电线杆的位置连起来，“你们看，三个受害者住宅的窗户和电线杆之间都没有遮挡，视线通透。这说明凶手在选择目标之前，已经利用电线杆这个制高点进行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筛选。他知道哪个窗户后面住着什么样的人，知道她的作息规律，知道她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家。”
“这个范围可不小。”老孙皱着眉头，“光是滨城电信一家，外线班就有四十多号人，再加上联通、移动、广电的线路维护人员，还有社会上那些外包队，少说也有三四百人。”
“可以先从工单入手。”我把小赵查到的资料投影到屏幕上，“我下午让技术科调了三根电线杆附近的基站数据。七月十二号孟晚晴遇害前一周，七月十三号到七月十九号之间，她的手机信号在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都连接过同一个基站的同一个扇区。技术科做了三角定位，那部手机的大致位置就在永宁街和解放路的交叉口附近——那根电线杆底下。”
“手机？”
“对。我们在那根电线杆下面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一个烟头，烟头上的dNA和孟晚晴体内提取到的精斑dNA完全吻合。说明凶手在作案前曾经在那根电线杆下长时间停留，一边抽烟一边观察。”
老孙的眼睛眯了起来：“烟头是什么牌子的？”
“红塔山，经典1956，七块五一包的那种。烟头上提取到的唾液dNA显示，此人o型血，男性，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
“那第二起和第三起呢？”
“方琳遇害前，同一根电线杆底下也发现了同一牌子的烟头，dNA一致。今天这起，勘查还在进行，但我已经让人去那根电线杆底下找了。”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技术科的小刘举着一个证物袋冲进来，里面装着两截烟头。
“王队，找到了。红塔山，经典1956。刚送去做dNA比对了，但烟头上的唇纹和前两起现场提取到的完全一致，肉眼就能对上。”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低声音的议论。老孙一巴掌拍在桌上：“行了，方向明确了。从明天开始，二大队全体给我压上去，重点排查全市所有架空线路的维修人员，特别是最近三个月在永宁街、半岛花园和翠湖路这三个片区有过作业记录的人。外包队的也要查，一个都不能漏。”
排查工作比预想的要快。
因为这个人根本没有藏。
电信公司提供的工单记录显示，从今年六月到八月，有一个叫崔长河的外包线务员，在三个案发地点所属的片区总共出过十七次工单。十七次，全部是“线路检修”或者“故障排查”这类弹性很大的工单类型。更蹊跷的是，其中十一次的作业时间恰好都在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和三名受害者的遇害时间段高度重合。
“崔长河，男，四十四岁，本地人，离异，无子女。”小赵把户籍档案调出来念给我听，“家住城北棚户区，原配妻子五年前跟他离婚了，原因是他有家暴倾向。前妻报过三次警，但都没立案，后来受不了了就跑了。这个人之前在南方一家电缆厂干过三年，回滨城以后一直在通信线路外包队里做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社保都是自己交的。”
“外包队归谁管？”
“宏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一个小公司，总共二十来个人，专门接电信、联通的外包单子。老板叫周德宏，我下午联系过了。他说崔长河是两年前招进来的，技术不错，登杆布线这些活儿干得利索，平时话不多，不跟人起冲突，但也没什么朋友。”
“工单是他自己接的还是公司派的？”
“都有。公司派一部分，他自己也接一些零散的小故障报修，按单结算。老板说他干活从来不挑，什么时间都行，白天晚上都出工，尤其喜欢下午的工单。”
下午。
我重新翻开孟晚晴案的尸检报告。法医在死者体内提取到的精斑dNA做了Y染色体StR分型，入库比对没有命中，说明这个人之前没有犯罪记录。但在拭子中还检出了另一种物质——工业级硅基润滑脂的成分残留。
“工业润滑脂？”我当时问过老周。
“对，不是人体自然分泌的，也不是普通的安全套润滑剂。成分分析显示是二甲基硅油为基础油、添加了锂基稠化剂的那种，一般用在电缆穿线、管道接口密封这些工业场景里。
现在这些东西全都串上了。
一个整天跟电缆、电线打交道的人，手上沾着工业润滑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甚至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手上沾着这东西，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八月二十六号，我们拿到了决定性证据。
第三起案件的烟头dNA比对结果出来了，和前两起完全一致。同时，技术科在第三名受害者家窗框的划痕上提取到了微量金属残留，成分分析显示是高碳钢表面镀铬——和电信公司配备的登杆脚扣材质完全吻合。
更关键的是，电信公司那边传来了一份内部监控记录。八月十三号下午两点四十分，也就是方琳遇害当天，基站日志显示有人通过永宁街07号分线盒接入了一条线路，进行了一次长达九分钟的通话监听。那个分线盒，就在方琳家窗外那根电线杆上。
而当天下午，崔长河的工作日志上写着：永宁街07号分线盒，线路噪音排查，工时一个半小时。
“可以动手了。”我把所有材料摆在老孙面前。
老孙翻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座机拨了个号：“法制科吗？我老孙，报个逮捕手续，重特大案件，连环杀人。”
我们在宏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院子里抓住了崔长河。
他当时刚从一辆黄色工程车上下来，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左胸口袋上印着“宏达通信”四个字。工装上有大片的油污，袖口磨得发亮，手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没有跑，只是站在那里，把工具包从肩膀上取下来，慢慢放在地上。
“崔长河？”
“是我。”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他没有回答。他的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看着我们身后的什么地方。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根灰色的电线杆杵在午后的阳光里。
审讯是当天下午开始的。
崔长河坐在讯问室的铁椅上，双手搭在桌面上，手铐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他个子不高，一米七出头，精瘦，肩胛骨把工装撑出两个尖锐的棱角。脸上的皮肤粗糙，晒得很黑，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姓名。”
“崔长河。”
“年龄。”
“四十四。”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他又沉默了。沉默持续了大约两分钟，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你们查过我的工具箱了吗？”
我愣了一下。抓捕的时候我们确实扣押了他的工具包和工程车后备箱里的所有物品，但还没来得及做详细清点。
“第三层拉链里面。”他说，“有一把剥线钳。那上面有东西。”
我示意小赵出去打电话让物证科优先检查那把剥线钳。二十分钟后，小赵推门进来，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几个字。
剥线钳的钳口缝隙里提取到了血迹，经快速试纸检测为人血。更进一步的，钳柄的防滑橡胶套内侧提取到了和三名受害者体内精斑dNA一致的生物样本。
他把凶器留了下来。
不是藏起来，不是扔掉，而是洗干净表面之后继续放在工具箱里，每天带着它走街串巷，爬上一根又一根电线杆，修一条又一条电话线。
“为什么留着？”我问他。
崔长河歪了一下头，像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本身，然后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嘴角只是动了动，但足够让我后脊梁发凉。
“因为好用。那把钳子跟了我六年了，剥铜线从来不伤芯，市面上的新货没这个手感。”
他用谈论一把工具的语气谈论杀人的凶器。
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崔长河交代了全部作案过程，语气始终平铺直叙，像是在念一份工作日志。
他选择目标的办法简单而高效。每天下午，他会以线路巡检的名义爬上目标区域的电线杆，坐在分线盒旁边，一边抽烟一边观察。电线杆的高度让他能够越过小区围墙和绿化带，直接看到住户的窗户内部。他会花很长时间观察，有时候连续好几天爬上同一根杆子，直到把一个女人的作息规律摸得清清楚楚。
“你怎么判断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家？”
“看窗户。夏天天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窗帘不会拉死，会留一条缝通风。两个人的话，窗帘的拉法不一样。还有阳台上晾的衣服，单身女人的衣服和两口子的衣服，数量、款式、晾晒的间隔，都不一样。”
“你观察了多久才选定第一个目标？”
“孟晚晴？看了她两个礼拜。她每天下午一点半睡午觉，睡到三点左右起来。那段时间别墅里只有她一个人，钟点工上午来，下午走。她丈夫六月份回来过一次，住了三天又走了。”
“你怎么进入房间的？”
“翻墙。她们住的那种小区，围墙上面就是防盗网，但是跟电线杆之间有一条电话线走线。我顺着线过去，刚好能踩到二楼窗台。”
“她们没有反抗吗？”
崔长河停顿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在回答之前停顿。
“有。”他说，“第一个叫了，叫得很大声。我用枕头捂着她的嘴，用胶带缠她的手腕。她很害怕，一直闭着眼睛。我就想，为什么闭着眼睛呢？”
“所以你用胶水粘开了她的眼皮。”
“对。”
“为什么？”
崔长河看着我，眼睛里的瞳孔很小，像是长期在户外强光下工作的人习惯了眯眼之后留下的生理特征。他说：“我想让她们看着我。从头到尾，每一秒都看着我。不要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讯问室里安静了很久。记录员打字的手悬在键盘上方，忘了落下。
“你为什么选择电线作为作案工具？”
“顺手。工具箱里什么都有，电线是最方便的。剥了皮的铜芯够细、够韧、够结实，打结以后不会滑脱。而且，”他停了一下，“电话线本来就是用来传递声音的。我把线勒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她们喉咙里的震动顺着铜芯传到我手心里。”
当天晚上，我们在崔长河租住的平房里进行了搜查。
那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在城北棚户区的最深处，四周全是拆迁到一半的废墟。屋子里面出乎意料地整洁。床铺叠得方方正正，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工具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按照型号大小排列，每一把都擦得锃亮。
墙上贴满了照片。
不是受害者的照片。全部是电线杆。
水泥杆、木杆、钢管杆，单杆、双杆、h杆。有些是手机拍的，有些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还有些是他自己手绘的杆体结构图，标注着每一种杆子的高度、爬杆角度、分线盒位置和最佳观察视野。
在这些照片的正中间，用图钉钉着一张滨城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满了红点，每一个红点旁边都写着一个日期和一个时间。
小赵数了数，总共八十七个红点。
“这些是什么？”他问。
崔长河站在门口，戴着手铐，身后站着两个押送他的民警。他看着那面墙，脸上浮起一种近乎满足的表情。
“这些年我爬过的所有杆子。”他说，“每一个视野好的，我都标下来了。上面有时间，是我在那个位置上待过的时长。最长的一次待了四个小时，在解放路那根二十三米的角钢塔上。那天傍晚的夕阳特别好，整个滨城西区都在我眼皮底下。”
“你标这些做什么？”
“不做什么。就是记下来。”
他平静地看着那面墙，像是一个收藏家在欣赏自己的藏品。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我去了三次崔长河前妻的住处。那个女人现在住在隔壁城市，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她听到崔长河的名字时，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一截骨头，肩膀猛地塌下去。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她坐在出租屋的塑料凳上，双手绞着围裙边，“刚结婚那几年，他挺正常的，就是不爱说话。后来他去了电缆厂，开始在电线杆上干活，人就慢慢变了。一开始是回家不爱说话，后来是不跟我说话，再后来是他坐在阳台上整夜整夜地看外面，看那些电线杆。”
“他打过你？”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打。但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打。他就是很安静地打，一边打一边让我睁开眼睛看着他。我不肯睁，他就掐着我的下巴逼我睁。他说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我合上笔记本，没有再问下去。
从她家出来的时候是傍晚，天色正在暗下去。我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抬头看见街对面立着一根老式的水泥电线杆，上面架着密密匝匝的线缆，在晚风里轻轻晃动。
杆子顶端蹲着一只鸟，一动不动地看着某个方向。我顺着它的视线看过去，是马路对面一栋居民楼的窗户，五楼，窗帘没拉，里面亮着暖黄色的灯。一个年轻女人正在阳台上收衣服，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地从晾衣架上取下来搭在臂弯里。她不知道有人在看她，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每一根电线杆上都可能坐着一个崔长河。
太阳落下去，路灯亮起来。电线杆在路面投下长长的影子，一根接一根，像某种沉默的、重复的标记，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