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春天，我十二岁。
上回说到，伊莎贝拉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请我帮忙调查做空她父亲公司的幕后黑手。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找一个十一岁（快十二）的男孩帮忙查华尔街的案子——听起来像是一部烂片的开头。
但这不是烂片。
这是现实。
而现实往往比烂片更离谱——因为烂片至少还有逻辑，现实没有。
比如，你永远想不通为什么我妈会在炒菜的时候突然拿着锅铲冲出来追我；你也永远想不通，一个退伍侦察兵为什么会选择在我妈的餐馆里洗碗；你更想不通，我明明才十二岁，怎么就莫名其妙多了四个师父、一堆奇奇怪怪的技能、和一个动不动就亲我脸的“绯闻女友”。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
我到底是怎么活到十二岁的？
一、生日礼物
1991年3月15日，我满十二岁。
我妈说：“十二岁是个坎儿，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是半个大人了。”
我问：“那另一半是什么？”
她说：“还是个小屁孩。 ”
我妈这人就是这样——一句话能同时夸你和骂你，你还没法反驳。
生日派对在美华楼办的。那是我妈开的餐馆，名字就是她的名字，简单粗暴，跟她这个人一样。
邀请的人不多：老张、朱秉璋、陈耀祖（特地从香港飞来）、何伯庸、周志远、赵明远、铁子，还有我妈餐馆里的几个老员工。
对了，还有林正源。
林正源那天穿了一件花衬衫，戴着一副蛤蟆镜，看起来像是来度假的，而不是来参加一个小孩的生日派对。他进门的时候，我妈翻了个白眼：“林正源，你这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开演唱会的？”
林正源摘下蛤蟆镜，笑眯眯地说：“美华姐，我这叫有品位。”
“品位个屁，”我妈说，“坐下，别挡着服务员上菜。”
林正源乖乖坐下了。
在华尔街，他是翻云覆雨的投行大佬。在我妈面前，他就是个“穿花衬衫的二货”。
他带了一份礼物，用一个黑色的皮箱装着，皮箱上还系了个红色的蝴蝶结——显然是他自己系的，歪歪扭扭的，像个螃蟹趴在上面。
“打开看看。”他说，一脸得意。
我打开皮箱，里面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1991年，笔记本电脑还是个稀罕物。这台是Ibm新出的，型号我忘了，只记得它重得像块砖头，屏幕是黑白的，开机要等两分钟。
两分钟。
你知道两分钟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你可以按下开机键，然后去上个厕所，洗个手，回来对着镜子整理一下发型，再慢悠悠地走回来，它才刚刚进系统。
“这……太贵重了。”我说。
“不贵重。”林正源摆了摆手，“投资而已。 ”
“投资什么？”
“投资你。”他笑了，“我赌你将来会用这台电脑，赚回一百个它的价钱。”
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后来证明，他说少了。
我妈凑过来看了一眼那台电脑，皱了皱眉：“这东西能炒菜吗？”
“不能。”林正源说。
“那有什么用？”
林正源张了张嘴，想了半天，最后说：“……能算账。”
“我算盘打得挺好。”我妈说。
林正源放弃了解释。
老张送了我一本书，手抄本的，封面写着《正一符箓大全》。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抄了三年才抄完的。里面的符，每一张都是我自己画的。”
我翻开一看，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符箓的笔画一丝不苟。
“老张，你三年就干了这个？”
“不。”他说，“我还顺便修炼了一下。抄符的过程，本身就是修炼。 你以后试试就知道了。”
“试什么？抄三年？”
“你年轻，抄一年就行。”
“老张，你是咒我活不长吗？”
老张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朱秉璋送了我一套针灸针。不是普通的针，是纯银的，装在一个人造革的针包里，针包上绣着一条龙——龙的眼睛是用红线绣的，栩栩如生。
“这套针，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他说，“现在我传给你。”
我接过来，感觉手里沉甸甸的。
不是针重，是情义重。
……好吧，针也挺重的，毕竟纯银的。
“朱叔叔，我能用这套针干什么？”
“扎人。”朱秉璋说。
我妈立刻转过头来：“什么？！”
“扎穴位。”朱秉璋赶紧补充，“治病用的。”
我妈盯着他看了三秒钟：“你最好说的是治病。”
朱秉璋擦了擦额头的汗，小声对我说：“你妈杀气真重。”
我说：“习惯了就好。”
陈耀祖送了我一块玉佩。不是普通的玉佩，是汉代的，上面雕着一只螭虎，玉质温润，沁色自然。
“这块玉，跟了我四十年。”他说，“现在给你。记住，玉不离身，身不离玉。 ”
“为什么？”
“因为玉能挡灾。”他看了我一眼，“你以后会遇到很多灾。多一块玉，多一条命。”
我妈翻了个白眼：“爹，你能不能别送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
陈耀祖笑了笑，没说话。
但我注意到，他说“多一条命”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认真。
是那种——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的那种认真。
何伯庸送了一本《麻衣相法》，说：“你外公教你看物，我教你看人。这本书，你先看着，不懂的问我。”
我翻了翻，全是文言文，头立刻大了两圈。
“何叔叔，有白话文版的吗？”
“没有。”
“那我能看懂吗？”
“看不懂就问我。”何伯庸说，“不过我先提醒你，问一次收费五块钱。”
“何叔叔，你认真的？”
“知识付费，天经地义。 ”
我看了看我妈，我妈假装没听见。
周志远送了一套《六法全书》，说：“你不是喜欢破案吗？先把法律学好。破案之前，先别犯法。”
“周叔叔，我什么时候犯过法？”
“你九岁那年，把那个克莱恩送进监狱，用的是非法手段。”
“……那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也是违法的。”周志远推了推眼镜，“所以我送你这套书，让你以后违法的时候，至少知道自己违的是哪一条。”
我沉默了三秒钟。
“周叔叔，你这逻辑，我不敢说不对，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赵明远送了五千美元的股票，说：“不多，但够你练手。”
“赵叔叔，买哪只？”
“你自己选。”他说，“选错了别怪我。”
“选对了呢？”
“选对了也别谢我。”他笑了，“因为那是你的本事，不是我的。 ”
赵明远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一想，里面藏着好几层意思。
铁子送了一把瑞士军刀，说：“防身用。”
“铁子叔，你送我刀，我妈不会生气吗？”
铁子看了我妈一眼，我妈正在后厨炒菜，没听见。
“她不会知道。”铁子说，声音很低。
“那万一她知道了呢？”
“那我替你挨骂。”
我看着铁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地在罩着我。
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也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什么。
就是单纯地……罩着我。
我把所有礼物收好，心里暖洋洋的。
十二岁，我已经有了四个师父、一堆朋友、一个不算穷的家庭，以及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未来。
不对，未来还不清晰。
但至少，方向有了。
而且这个方向，不是我妈给我指的，也不是哪个师父给我指的。
是我自己选的。
二、伊莎贝拉的求助
生日派对结束后第三天，伊莎贝拉又来了。
这次她没有穿校服，而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干净利落——比穿校服的时候好看多了。
当然，这话我没说出口。
因为我妈说过，“夸女孩好看，那是大人的事，你一个小屁孩夸什么夸”。
但我觉得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女人的心思，比符箓还难懂。这是我十二岁时总结出的真理之一。
伊莎贝拉带了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她爸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猎鹰基金”的公开信息。
“你查了吗？”她问，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要是没查我就揍你”的威胁。
“查了一点。”我说，“但数据不够。”
“你需要什么数据？”
“猎鹰基金过去三年做空的所有股票的清单。 不是公开的那份，是真正的清单。”
伊莎贝拉皱起了眉头——她皱眉头的样子，有点像我妈，但比我妈好看。当然，这话我也没说出口。
“这个很难拿到，”她说，“猎鹰基金是离岸基金，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他们的交易数据不公开。”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们需要换个思路。”
“什么思路？”
“不从猎鹰基金入手，从他们的‘猎物的共同点’入手。 ”
我把上次吃饭时说的思路又梳理了一遍。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我已经让人查了。那六家公司，没有共同的审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董事。”
“那有没有共同的股东？”
她愣了一下：“股东？”
“对。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那种。”
“等一下。”她翻了翻文件袋，抽出一张纸，手指在上面划了两下，“有。三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里，都有一家叫‘美洲资本’的投资公司。”
“美洲资本？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我让人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地在特拉华州，成立时间只有四年，股东信息不公开。”
“隐形股东？ ”
“对。”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
“伊莎贝拉，”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猎鹰基金做空这些公司，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制造恐慌。让股价大跌，然后让某些人低价收购。”
伊莎贝拉的眼睛睁大了——不是那种“哇你好聪明”的睁大，而是那种“卧槽我怎么没想到”的睁大。
“你是说……恶意收购？”
“有可能。”我说，“你爸的公司，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爸持股百分之三十五，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一家机构，持股百分之十二。剩下的都是散户。”
“百分之三十五，不够安全。 ”我说，“如果有人拿到那百分之十二的机构股份，再加上从散户手里收一些，就能威胁到你爸的控制权。”
伊莎贝拉的脸色变了。
从“正常肤色”变成了“稍微有点白的正常肤色”。
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抓住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她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姜建军，你确定？”
“不确定。”我说，“所以需要更多证据。”
“那我们去查。”
“等等，”我说，“你刚才说‘我们’？”
“对，我们。”
“你不是只让我帮你查吗？”
“那是上周的事。”伊莎贝拉说，“这周我改主意了。 ”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日派对没请我。”
我愣了一下：“……这有关系吗？”
“有。”她说，“你没请我，说明你没把我当朋友。既然不是朋友，那我就是你的客户。客户有权参与调查。”
“……你这逻辑，跟我周叔叔有得一拼。”
“周叔叔是谁？”
“一个律师。”
“那说明我的逻辑是律师级别的。”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最后我说：“行吧，你赢了。”
她笑了。
那个笑容，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妈炒菜时放了恰到好处的盐——不多不少，刚刚好。
当然，这话我还是没说出口。
三、微服私访
要查一个离岸基金和一个隐形股东，对十二岁的我来说，难度相当于徒手爬上帝国大厦——不是不可能，但爬上去之后大概率会被警察叔叔请去喝茶。
但我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第一，没人会注意一个小孩。
第二，我有林正源和赵明远的金融圈人脉。
第三，我有老张的阵法和朱秉璋的望诊。
你以为这些没用？错了。金融战打到最后，打的不是钱，是人。 而我看人，从来没输过——当然，这个“从来没输过”是基于我十二年的有限人生经验，样本量不大，但胜率百分百。
我决定从“美洲资本”入手。
这家公司在纽约有一个办事处，在曼哈顿中城的一栋写字楼里——具体位置我就不说了，反正那栋楼后来被拆了，盖了栋更大的。华尔街就是这样，楼拆了盖，盖了拆，钱就在这个过程中从穷人的口袋里流到了富人的口袋里。
我让林正源帮我约了一个“会面”——当然，不是以“姜建军”的名义，而是以“林正源助理”的名义。
林正源问我：“你确定要亲自去？”
“确定。”
“你穿什么？”
“……衣服？”
“我的意思是，”林正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有西装吗？”
我没有西装。
我只有我妈给我买的夹克衫，胸前印着一只米老鼠。
“米老鼠不行。”林正源说。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不相信米老鼠。”
最后林正源借了我一套他的西装。
他比我高一个头，比我宽两个号。
我穿上那套西装的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二岁的瘦小男孩，穿着一套成年男人的西装，袖子长了一截，裤腿也长了一截，整个人像是被一块布吞了。
我妈看到我的时候，笑了足足三分钟。
“妈，别笑了。”我说。
“你……你这样好像……”她笑得说不出话，“好像一个……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猴子！”
“妈！”
“好好好，不笑了。”她擦了擦眼泪，然后说，“但你这样真的很好笑。”
我放弃了。
1991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穿着一身偷来的西装——好吧，借来的——跟在林正源身后，走进了美洲资本的办公室。
前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金发，妆化得很浓，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那白牙白得有点不自然，我怀疑是假的，但没好意思问。
“林先生，这边请。”
她带我们走进了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几个色块胡乱堆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小孩的涂鸦。
但我知道那不是小孩的涂鸦，因为小孩的涂鸦不会这么贵。华尔街的办公室里，越难看的东西越贵，这是基本规律。
我盯着那幅画看了三秒钟。
假的。
不是画是假的——画可能是真的——而是挂在画后面的东西是假的。
那面墙后面，有一个窃听器。
怎么知道的？老张教过我，“观气”。窃听器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微弱的电磁场。一般人感觉不到，但我练了“混元一气功”之后，对磁场的变化比普通人敏感得多。
说白了就是——我能“感觉”到窃听器，就像你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看一样。
我没说话，只是走到那幅画前面，假装欣赏，然后随手把它挪了一下位置。
实际上，我趁机在画的背面贴了一张“静音符”。
静音符的作用是：干扰半径三米内的电磁信号。
说白了，就是让窃听器失效——不是炸掉，不是烧掉，就是让它听不见。就像你捂住耳朵，外面的人说什么你都听不到。
老张说，这张符是他花了三个月才画出来的，“一笔画错就得重来”。
我当时觉得他很厉害。
后来我才知道，他画这张符的时候，戴着老花镜，手还在抖。
一个手抖的老道士，画了一张能让窃听器失效的符。
你说这事，玄不玄？
林正源看到我的动作，眉毛微微一动，但什么都没说。
等了五分钟，进来了一个人。
五十多岁，秃顶——不是那种“地中海”式的秃，而是那种“我已经放弃了”式的全秃，头顶油光锃亮，能当镜子用。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亮到我能从鞋面上看到自己的米老鼠夹克衫的倒影。
他伸出手，和林正源握了握：“林先生，久仰。我叫罗伯特·克莱恩。”
克莱恩？
我愣了一下。
这个名字，我在九岁的时候听过。
不是同一个克莱恩——那个克莱恩已经在监狱里了——但同名同姓，也是犹太人，也是做金融的。
这会是巧合吗？
不会。
老张说过：“世界上没有巧合，只有你没看懂的因果。 ”
我当时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后来发现，他说的是对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时候是对的。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他也会说“天机不可泄露”来糊弄过去。
四、一场表演
罗伯特·克莱恩和林正源开始聊。
聊的是“潜在的合作机会”——美洲资本想跟林正源的投行合作，做一些并购项目。
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营养。
就像我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但你不会去分析它的哲学意义。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克莱恩说话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一直在轻轻敲击桌面。
频率不快，大约每秒一次。
这是不耐烦的表现。
怎么知道的？朱秉璋教过我“望诊”——不是看病的那种望诊，是“望人”的那种。他说，人的小动作，比语言诚实一百倍。
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手指敲桌面，说明他在“应付”你。他的大脑在想别的事，手指需要找个地方发泄多余的精力。
再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摸鼻子，说明他在撒谎——因为撒谎会导致鼻腔充血，鼻子会痒。
当然，也有人摸鼻子是因为真的鼻子痒。
所以望诊这东西，不是百分之百准。
朱秉璋说：“七分靠观察，三分靠蒙。 ”
我问：“蒙错了怎么办？”
他说：“蒙错了就说‘我看你最近火气有点大’，这句话永远不会错。”
我觉得朱秉璋如果不是中医，应该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骗子。
回到克莱恩。
他不是真的想跟林正源合作，他只是在“应付”林正源。他来见我们，是因为“不见不行”——林正源在华尔街的地位摆在那里，不给他面子会有麻烦。
但他心里，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
这个发现，比任何财务数据都有价值。
因为他“没把我们当回事”，就意味着他会放松警惕。
而放松警惕的人，最容易犯错。
这是我从我外公那里学到的。他当年在古玩行里，最擅长的事就是让对手“放松警惕”——先装傻，再装愣，最后装不懂，等对方露出破绽了，一刀毙命。
外公说：“古玩行里，赢的不是最聪明的人，是最能装的人。 ”
我觉得金融行也一样。
会面持续了三十分钟。
克莱恩全程都在说一些“合作潜力巨大”“强强联手”“互利共赢”之类的套话——这些话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想赚你的钱”，翻译成英文就是“I want your money”，翻译成人话就是“给我钱”。
临走的时候，克莱恩送我们到电梯口。
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林正源问我：“怎么样？”
“窃听器。”我说，“那幅画后面。”
“我知道。”林正源说，“我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你还来？”
“来，是为了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林正源笑了，“建军，金融战和你们道士的阵法，其实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你在第一层，他在第五层。实际上，你在第十层，他在负一层。 ”
“林叔叔，你这是夸我还是夸自己？”
“都夸。”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看了一眼我身上他那套西装的袖子——已经在袖口处磨出了一道口子，因为我刚才贴符的时候动作太大，袖子被桌角刮了一下。
他沉默了两秒钟。
“建军，这套西装三千美金。”
“……林叔叔，你说过的，投资我。”
“投资你不代表我的西装活该被毁。 ”
“那我赔你？”
“你拿什么赔？”
“等我赚了钱。”
林正源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行吧，算我倒霉。”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
我走出去的时候，回头对他说：“林叔叔，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太小气。”
“我小气？！ ”
“你看，我生日你才送了一台电脑，三千美金的西装你都心疼。”
“那台电脑一万二！”
“哦，”我说，“那你不小气了。”
林正源站在电梯里，表情复杂。
五、意外的突破口
从美洲资本回来后的第三天，赵明远给我打了个电话。
赵明远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打电话从来不寒暄。别人打电话会说“喂，建军啊，最近怎么样啊，作业多不多啊”，他不。
他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是直奔主题，就像他做交易一样——不浪费时间，只关注结果。
所以当他打电话来说“建军，你让我查的那个‘美洲资本’，有结果了”的时候，我正在吃我妈做的葱油拌面。
“什么结果？”
“它不是一家普通的投资公司。 ”赵明远说，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压着什么，“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一个离岸账户。那个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个叫‘东方国际’的公司。”
“东方国际？注册地在哪儿？”
“香港。 ”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香港。
刘富。
不会这么巧吧？
“赵叔叔，你能查到东方国际的老板是谁吗？”
“查不到。”赵明远说，“香港的公司注册信息不公开，股东可以用代持人。但我有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东方国际的注册地址，跟刘富的一家公司是同一个地址。 ”
我沉默了三秒钟。
面凉了。
但我没心思吃了。
“赵叔叔，你确定？”
“不确定。但高度疑似。 ”
赵明远这个人说话很严谨。“高度疑似”在他的词典里，基本就等于“就是”。
因为他不会轻易用这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意味着他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而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在金融圈里，已经足够你押上全部身家了。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
刘富。
那个追杀过我外公、威胁过我要交出帛书的香港古董走私集团老板。
居然跟做空伊莎贝拉父亲公司的“美洲资本”有关联？
一个做古董走私的，为什么要掺和华尔街的金融战？
除非……
他不是在“掺和”，而是在“洗钱”。
走私文物赚来的钱，需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洗干净”。而洗钱最好的渠道之一，就是金融市场——通过离岸基金、空壳公司、股票交易，把黑钱变成白钱。
这意味着，猎鹰基金做空那些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或恶意收购。
他们是在洗钱。
而且，洗的是刘富的黑钱。
我把这些信息整理了一遍，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伊莎贝拉。
她看完之后，脸色很不好看——比上次还不好看。上次是“稍微有点白”，这次是“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姜建军，”她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爸的麻烦，比我之前想的要大得多。”
“不止是我爸的麻烦。”她深吸了一口气，“猎鹰基金做空的不只是我爸的公司。他们做空的那六家公司，每一家都是华人企业。这不是偶然的。 ”
我愣住了。
“你是说……”
“他们在针对华人企业家。 ”伊莎贝拉的眼神很冷——不是那种“我生气了”的冷，而是那种“我在认真思考要不要报警”的冷，“用做空的手段，打压华人企业的股价，制造恐慌，然后低价收购。这不是简单的金融操作，这是——经济战。 ”
十二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经济战”这个词。
当时不太懂。
后来，我不仅懂了，还亲自打了好几场。
而且没输过。
好吧，输过一次。
但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以后再说。
六、布局
知道了敌人的目的，接下来就是——怎么反击？
伊莎贝拉的父亲叫亨利·陈，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在纽约华人圈里很有声望。他开了一家物流公司，专门做中美之间的货运生意，做得挺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的仓库里堆的箱子，能从皇后区排到布鲁克林。
当然，这是我夸张的说法。
但确实很大。
亨利·陈这个人，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
好人在这年头，基本上等于“好欺负的人”。
他听了我和伊莎贝拉的汇报之后，沉默了很久。
他在沉默的时候，一直在看我的脸。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可能是在看我脸上有没有饭粒——因为我出门之前刚吃了葱油拌面，我妈做的葱油拌面油很大，很容易糊一脸。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们确定？”
“确定。”伊莎贝拉说。
亨利·陈又沉默了几秒，然后看着我：“姜建军，你几岁？”
“十二岁。”
“十二岁，”他重复了一遍，摇了摇头，“我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学校打棒球。”
“您打的是投手还是捕手？”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投手。”
“那您应该知道，”我说，“投手和捕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
“什么？”
“投手负责进攻，捕手负责防守。但真正决定比赛走向的，既不是投手也不是捕手，而是——打者。 ”
亨利·陈看着我，眼神变了。
不是那种“这孩子真聪明”的变，而是那种“这孩子到底是谁教出来的”的变。
“你想当打者？”
“不。”我说，“我想当教练。 ”
亨利·陈大笑起来。
他笑的声音很大，大到窗外的鸽子都飞走了。
笑完之后，他说：“行，教练，你说怎么打？”
我说了我的计划：
第一步，收集证据。 证明猎鹰基金和美洲资本之间存在关联，证明他们的做空行为涉及内幕交易和洗钱。
第二步，舆论战。 把猎鹰基金做空华人企业的事情捅出去，让媒体曝光，给监管机构施压。
第三步，金融反制。 联合那六家被做空的公司，成立一个“反做空联盟”，共同筹集资金，在市场上反买股票，推高股价，逼空猎鹰基金。
第四步，法律战。 等股价被推高到一定程度，猎鹰基金被迫平仓的时候，收集他们的交易记录，提交给SEc和doJ，以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洗钱等罪名起诉他们。
亨利·陈听完，沉默了十秒钟。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姜建军，你这个计划，比我公司那帮mbA毕业的高管强多了。 ”
“谢谢陈叔叔。”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您说。”
“你这些招，谁教你的？”
我想了想：“一个道士，一个古董商，一个中医，一个投行合伙人，一个量化交易员，一个律师，一个退伍侦察兵，还有一个——我妈。 ”
亨利·陈又笑了。
“你妈教了你什么？”
“教我炒菜。”我说，“她说，一个人如果连饭都不会做，那赚再多钱也没用。 ”
亨利·陈点了点头：“你妈是个明白人。”
“她是个暴脾气。”我说，“但她很明白。”
七、铁子的加入
我的计划需要人手。
不是普通的人手，是那种“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只要你说干就干”的人手。
铁子是最合适的人选。
铁子姓铁——对，他真的姓铁——大名铁建国。四十五岁，退伍侦察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立过三等功。退伍后来美国，做过保安、送货员、餐馆杂工，现在在我妈的餐馆里洗碗。
对，一个立过三等功的侦察兵，在洗碗。
不是我小看他，是他自己选的。他说：“洗盘子不用动脑子，挺好的。”
但我知道真正的理由。
他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
在餐馆洗碗，拿八百块的工资，住地下室，不欠谁的。别人对他好，他就用洗碗来还。我妈每天给他做顿饭，他就多洗两个小时的碗。
铁子这个人，话不多，但每一句都扎在点子上。他的观察力极强，能从一个人的站姿、走路方式、说话时的眼神，判断出这个人有没有当过兵、有没有带枪、有没有撒谎。
这些本事，是战场上练出来的。
我去找他帮忙的时候，他正在后厨洗碗。
美华楼的后厨不大，灶台、水池、案板挤在一起，墙上挂着各种炒勺和漏勺，空气里弥漫着油烟和蒜蓉的味道。铁子站在水池前，袖子卷到胳膊肘，双手泡在肥皂水里，一个个地刷盘子。他的动作不快不慢，但每一个盘子到了他手里，都像是被精确计算过一样——刷一下，冲一下，放架子上，干净利落。
“铁子叔，”我说，“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他没抬头，继续洗碗：“什么事？”
“帮我盯一个人。 ”
“谁？”
“罗伯特·克莱恩。美洲资本的老板。”
铁子放下手里的盘子，擦了擦手，看着我。他的眼神不凶，但很沉，像是井水——你看不到底。
“几岁？”
“十二。”我说。
“不是问你几岁。问他。”
“五十多。”
“有钱人？”
“对。”
“保镖？”
“应该有。”
铁子点了点头：“盯几天？”
“不一定。直到他露出马脚。”
铁子沉默了几秒。
在这几秒里，他做了好几个判断——我在他脸上的微表情里看到了这些判断的过程。这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朱秉璋教过我“望诊”之后，我看人就有了这个毛病：总是不自觉地分析别人的微表情。
铁子的判断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秒——他在估算任务量。盯一个人，直到“露出马脚”，这个时间不确定。可能三天，可能三个月。他需要确认自己有没有这个时间。
第二秒——他在评估风险。克莱恩有保镖，说明不是普通人。盯梢被发现的话，后果是什么。
第三秒——他在决定要不要做。
然后他说：“行。”
只有一个字。
然后他继续洗碗。
我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铁子叔，你不问问为什么？”
“不问。”
“为什么？”
“因为你要我做的事，一定有你的道理。 ”他看了我一眼，“你九岁的时候就能把克莱恩送进监狱，现在十二岁了，应该更厉害了。”
“万一我错了呢？”
“错就错。”他说，“大不了重来。 ”
我看着铁子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点酸。
这个人，在我妈的餐馆里洗了大半年的碗，每个月拿八百块的工资，住在唐人街的一间地下室里。他是我见过最穷的人，也是我见过最可靠的人。
“铁子叔，”我说，“等我赚了钱，我请你吃饭。”
“不用。”他说，“你妈做的饭，已经够好吃了。”
“那等我赚了钱，我请你吃别人做的饭。”
铁子顿了一下，然后说：“行。”
这两个字，比“行”多了零点五秒的停顿。
我后来才知道，这零点五秒的停顿，是因为他在想——这辈子除了我妈，还没人请过他吃饭。
八、盯梢
铁子开始盯梢罗伯特·克莱恩。
铁子盯梢的方式，跟电影里不一样。电影里的盯梢，永远是黑色风衣、墨镜、对讲机、开着车在街对面蹲着，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铁子不是。
铁子盯梢的时候，就像一个普通的路人。他在克莱恩家对面的咖啡店里喝咖啡，一喝就是三个小时——但每次服务员来加水的时候，杯子里的咖啡都没怎么动过。因为他根本没在喝，他只是在“拿着”那杯咖啡。
他在克莱恩公司楼下的公园里看报纸，一看就是一个下午——但同一张报纸，他翻来覆去就看了那一版，因为那一版的朝向正好能让他用余光看到大楼的入口。
他在克莱恩常去的餐厅里吃饭，一吃就是两个小时——但他点的永远是最便宜的三明治，因为他要省下每一分钱寄回老家。
这些细节，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铁子自己不说。
他汇报工作的时候，永远是最简短的版本：
“克莱恩早上八点从家出门，八点半到公司。”
“中午十二点去附近的餐厅吃饭。”
“下午六点下班，偶尔加班到八点。”
没有形容词，没有情绪，没有“我觉得”“我认为”“可能”“大概”。
都是陈述句。
用了三天，他就把这些摸清了。
第四天，他发现了异常。
“克莱恩每周四晚上，会去一个地方。”铁子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告诉我。
我妈那天做了红烧排骨。铁子吃得不多，但每一口都嚼得很慢，像是在认真品尝——不是那种“美食家”的品尝，而是那种“这顿饭可能是最后一顿”的品尝。
战场上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什么地方？”我问。
“长岛的一个私人会所。 会员制，不对外开放。”
“你怎么知道的？”
“我跟着他的车。他每周四晚上七点从公司出发，七点半到那个会所，十一点出来。”
“你能进去吗？”
“进不去。”铁子说，“门口有保安，要会员卡。我试着从后面绕了一圈，有围栏，上面有摄像头。”
“你能拍到进出的人吗？”
铁子从兜里掏出一个胶卷——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柯达胶卷，唐人街的杂货店里三块钱一卷。
“拍到了。但我不认识那些人。”
我把胶卷送去冲洗，然后拿着照片去找林正源。
林正源看了照片，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个，是猎鹰基金的管理合伙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三个月前他上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林正源说，“标题是‘猎鹰基金：做空之王’。你看他的领带，猎鹰基金的logo是一只鹰。”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
“那这个呢？”我指着另一个人问。
林正源看了看：“美洲资本的另一个股东。名字叫史蒂文·黄，是个华裔，做房地产的。”
“华裔？”
“对。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有意思。 ”
一个做空华人企业的基金，背后居然有一个华裔股东。
这不是“有意思”，这是“太有意思了”。
林正源继续看照片，然后他的手指停在了照片角落里的一个亚洲男人身上。
他的表情变了。
从“我在认真看”变成了“我在努力回忆”，然后变成了“卧槽”。
当然，他没说“卧槽”。他说的是：
“这个，是香港刘富的人。 ”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个人，姓马，叫马文华。”林正源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是刘富在美国的代理人。FbI盯了他很久了。”
我的心脏又跳了一下——不是“漏了一拍”，是“多跳了一拍”，像是有人在我的胸腔里敲了一下鼓。
刘富的人，跟猎鹰基金的人，在同一个私人会所里见面。
这不是巧合。
这是接头。
九、阵法，再显神威
知道了刘富、美洲资本、猎鹰基金三者之间的联系，我有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需要老张的帮助。
老张住在法拉盛，一间地下室公寓。说是“公寓”，其实就是房东把地下室隔成了几个小间，每间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月租三百块，包水电。
我走进地下室的时候，老张正在“练功”。
“练功”这个词是我帮他定义的。实际上他就是盘腿坐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有时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问过他，他说：“入定。 ”
“入定是干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想。”
“那不就是发呆吗？”
老张睁开一只眼睛看了我一眼：“发呆是脑子里有东西但不去想，入定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不一样。 ”
我看着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没好意思说“那不就是更高端的发呆吗”。
“老张，”我在他对面坐下，“你能教我‘隔空传音’吗？”
老张正在喝茶，差点呛到。他咳嗽了两声，放下茶杯，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然后瞪着我：“什么？”
“隔空传音。就是那种，你在一个地方说话，别人在另一个地方能听到。 ”
“那是武侠小说。”老张说，“没有这种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阵法，能让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听到他想听到的话？”
老张想了想。
他想事情的时候，喜欢摸胡子——但他没胡子，所以摸的是下巴。那个动作看起来很奇怪，像一个没有胡子的老学究在假装自己有胡子。
“有。”他终于说，“但不是‘隔空传音’，而是‘引导’。”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不能把声音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但你可以把人引导到一个能听到你说的话的地方。 ”
“怎么引导？”
“用‘引路符’。”老张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符——那张符是黄色的纸，上面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符号，笔画像是一条扭曲的蛇，但又不像，因为蛇没有那么复杂。
老张把符递给我，说：“这种符，贴在一个人身上，他会不自觉地朝着你指引的方向走。”
“这不是跟催眠差不多吗？ ”
“不一样。催眠是控制，引路符是引导。 控制会让人反抗，引导不会。”
“为什么？”
“因为控制是你在替他做决定，引导是你给他一个方向，让他自己做决定。”老张说着，又喝了一口茶，“人都有选择恐惧症。你给他一个方向，他会觉得那是自己的选择。 ”
我把引路符拿在手里看了看。
“能持续多久？”
“一张符，一个小时。”
“够了。 ”
老张看着我。
那个眼神，跟铁子看我的眼神不一样。铁子看我的眼神是“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老张看我的眼神是“你又要做什么缺德事”。
“你又想整谁？”他问。
我笑了：“一个欠收拾的人。 ”
十、周四之夜
又一个周四。
罗伯特·克莱恩像往常一样，晚上七点从公司出发，前往长岛的私人会所。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车底下，贴着一张引路符。
更不知道的是，我提前在会所外面的停车场里，布了一个“扩音阵”。
“扩音阵”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它的原理很简单——利用声波的反射和折射，把特定方向的声音“放大”并“传送”到另一个特定的位置。
老张说，这个阵法最早是道家的“传音术”，后来被戏曲艺人改良成了“让后排观众也能听到”的技术。再后来，被特务机关改良成了“窃听”技术。
一个阵法，三种用法。
这就像一把刀，可以切菜，可以砍人，也可以削苹果。关键看谁用。
我来告诉你这个阵法是怎么布的：
首先，你需要找到两个点——A点是你的嘴巴，b点是目标的耳朵。然后，在这两个点之间的路径上，设置若干个“反射面”。反射面可以是墙壁、玻璃、金属板，或者任何能反射声波的物体。然后，你站在A点说话，声波从一个反射面弹到另一个反射面，最后精准地进入b点。
听起来很玄乎对不对？
其实跟你在浴室里唱歌觉得声音特别好听是一个道理——瓷砖反射了声波，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更饱满。
“扩音阵”就是把这个原理用到了极致。
简单来说，我在会所外面五十米的地方说话，克莱恩在会所里面——如果他在正确的位置——就能听得一清二楚。
而那个“正确的位置”，就是引路符会带他去的位置。
晚上八点，克莱恩到了会所。
引路符起了作用——他“不自觉地”走到了会所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外是一片小花园，花园里有几株修剪得很整齐的灌木，还有一条石板小路通向停车场的后门。
我蹲在花园的灌木丛后面。
距离他，大约十五米。
扩音阵已经布好了。
为了布这个阵，我提前两天来踩过点。我算好了他可能走到的位置，算好了声波的反射路径，甚至算好了那天晚上的风向——因为风会影响声波的传播方向。
你以为我在吹牛？
我没有。这些都是老张教的。
当然，老张教我的时候用的是“道法自然”之类的词，我自己把它翻译成了物理课上学的内容。
一个道士教的阵法，被我翻译成了物理题。
你说这事，玄不玄？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用一种“神秘”的声音开始说话。
这种声音，老张教的，叫“腹语术”——不是那种“嘴巴不动说话”的腹语术，而是那种“让声音听起来不像从你嘴里发出来的”腹语术。它的原理是改变发声的部位，从喉咙发声变成胸腔发声，让声音听起来像是从远处传来的。
“克莱恩……克莱恩…… ”
他愣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看向窗外。
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
“谁？”他问。
他的声音有点抖。不是那种“我害怕了”的抖，而是那种“我在努力让自己不害怕但身体不听话”的抖。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我说，“你只需要知道——刘富要完蛋了。 ”
克莱恩的脸色变了。
从一个正常的白人肤色，变成了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颜色——介于灰色和青色之间，像是放了三天的三文鱼。
“你……你怎么知道刘富？”
“我知道的比你多得多。 ”我说，“我知道你每周四来这里，是为了跟猎鹰基金的人碰头。我也知道你们在做空华人企业，目的是洗钱。 ”
克莱恩的额头上开始冒汗。
他伸手擦了擦，但汗越擦越多——不是因为热，而是因为怕。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FbI已经拿到了你们所有的交易记录。下周，你们都要进监狱。 ”
克莱恩的脸色从“放了三天的三文鱼”变成了“放了一周的三文鱼”。
“不可能……我们的账户是离岸的，FbI查不到……”
“查不到？ ”我笑了——但我的笑声是通过腹语术发出来的，听起来不像一个十二岁男孩的笑声，更像是一个中年男人在阴森地冷笑。那个声音从灌木丛里飘出去，穿过花园，穿过窗户，精准地落在克莱恩的耳朵里。
然后我说了那句我这辈子说过的最缺德的话：
“你知道你车底下贴着什么吗？ ”
克莱恩下意识地低头看——但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引路符在他车底下，不在他身上。他已经离开他的车二十分钟了，他的车停在会所的停车场里，离这里至少五十米。
但他还是低头看了。
这就是人的本能。
我说“你鞋带开了”，你就会低头看鞋带。哪怕你明知道我在骗你，你还是会低头。
因为人就是这样——明知道可能是假的，还是要确认一下。
克莱恩低头看了三秒钟，什么都没看到，然后抬起头。
他的眼神变了。
从“我在跟一个正常人说话”变成了“我在跟一个不正常的东西说话”。
“你疯了。”他说，“你不是人，你是鬼……”
“对， ”我说，“我是你过去害死的那些人的鬼。我来找你索命了。 ”
克莱恩“啊”了一声。
那个“啊”，不是尖叫，不是大喊，而是一种喉咙里挤出来的、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发出的声音。
然后他转身就跑。
他跑得飞快——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穿着正装皮鞋，在私人会所的大理石地板上飞奔，领带在身后飞舞，像一条受惊的蛇。
我看着他的背影，差点笑出声来。
铁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说。
等克莱恩跑远了，他才开口。
“建军。”
“嗯？”
“你这招，太损了。 ”
“损吗？”我说，“我觉得挺好。”
“他以后会不会疯？”
“不会。”我说，“但他以后每次看到车底下，都会想起今天。 ”
铁子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
“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天才？ ”我帮他补完了。
“真是缺德。 ”他说。
我笑了。
十一、收网
克莱恩跑了之后，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把引路符收回来。
这东西不能留。万一被别人捡到，麻烦大了。不是因为它有多危险，而是因为它太奇怪了——一张黄纸，上面画着朱砂符咒，贴在车底下，你说你是“为了保佑行车安全”，谁信？
再说了，这上面有我的指纹。FbI那帮人虽然不一定会来查一个十二岁孩子的指纹，但万一呢？
老张说过：小心驶得万年船。
他还说过：宁可做贼心虚，也不做贼留痕。
我觉得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逻辑有点问题，但意思我懂了。
第二，打电话给周志远。
“周叔叔，可以开始了。”
周志远第二天一早，就把猎鹰基金和美洲资本的交易记录——我已经让赵明远用黑客手段搞到了一份——提交给了SEc和FbI。
赵明远的“黑客手段”听起来很厉害，其实很简单：他认识一个人，那个人认识另一个人，那个人在猎鹰基金的It部门工作。赵明远花了两千美金，买到了那个人从公司服务器上拷贝出来的数据。
两千美金。
猎鹰基金做空的那些股票，涉及的资金是上千万美金。但他们被搞垮的起点，是两千美金买来的一份数据。
这个世界的荒唐之处就在于——再大的大厦，也挡不住一只蚂蚁在墙角挖个洞。
不过，周志远提交证据的时候，不是以“姜建军”的名义，而是以林正源的投行的名义。
为什么？
因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提交的证据，没人会信。
谁会相信一个穿着米老鼠夹克衫的小屁孩，能破华尔街的洗钱案？
就算我把证据摆在FbI探员的桌子上，他们也会觉得这是我妈教我的“课外作业”。
但一个华尔街知名投行提交的证据，SEc会当成宝贝。
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数据，换一个名字，价值完全不同。
这就是“credit”的力量。
周志远说得对：这个世界不看你怎么做，看你谁在做。
三天后，FbI突袭了猎鹰基金和美洲资本的办公室。
据林正源后来跟我说的，突袭发生在早上六点。FbI特工分三路行动——一路去猎鹰基金的办公室，一路去美洲资本的办公室，一路去克莱恩的家。
克莱恩在家被捕。
FbI特工敲开他门的时候，他穿着睡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看到FbI的证件，他的手一抖，咖啡洒了一地。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是鬼害了我。 ”
FbI探员面面相觑，以为他在装疯卖傻。
探员甲问：“什么鬼？”
克莱恩说：“一个从花园里飘出来的声音。”
探员乙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后来我知道他写的是：“嫌疑人疑似精神失常，建议心理评估。”
但克莱恩没有精神失常。
他只是遇到了一个十二岁的、会布阵的、特别缺德的小孩。
猎鹰基金的管理合伙人在家里被逮捕。他当时正在吃早餐，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董事会。FbI特工让他放下叉子，双手抱头，他照做了，但从头到尾都在说一句话：“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马文华在机场被逮捕——他正准备逃回香港。他的登机牌已经打印好了，随身行李已经过了安检，他正在往登机口走。两个FbI特工从后面跟上来，一左一右夹住他的胳膊，说：“马文华先生，你被捕了。”
他没有反抗。
因为他知道，他背后的人——刘富——不会来救他。
刘富这种人，永远不会救落水的人。他只会站在岸上，看着你沉下去，然后去找下一个替死鬼。
新闻铺天盖地。
《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是：“华尔街最大洗钱案告破”。
《纽约时报》的头条是：“猎鹰基金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八人被捕”。
《纽约邮报》的头条最有意思：“‘做空之王’被做空：猎鹰基金创始人遭FbI突袭”。
亨利·陈的公司的股价，在一周内涨回了原来的水平。
那六家被做空的华人企业，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感谢“匿名举报人”的帮助。
没有人知道，“匿名举报人”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躲在长岛一个小花园的灌木丛后面，用一张符和一个阵法，把一个大佬吓得屁滚尿流。
至少，当时没有。
后来知道了。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十二、绯闻女友
案子破了之后，伊莎贝拉请我吃了一顿饭。
在曼哈顿的一家法餐厅，烛光、小提琴、白桌布——看起来像是在约会。
但我当时不知道“约会”是什么意思。我以为约会就是“一起吃顿饭”。
后来我才知道，吃饭和约会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于——吃饭只关心菜好不好吃，约会只关心对面的那个人好不好看。
那家法餐厅的名字我忘了——不是因为它不好记，而是因为它太长了，全是法文，我一个词都不认识。我只记得门口的招牌上画了一只鹅，可能跟鹅肝有关。
伊莎贝拉那天穿了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散着，而不是扎成马尾。
她看起来不像十四岁。
她看起来像……我不知道像什么。反正不像十四岁。
“建军，”她说，“谢谢你。”
“不客气。”我切了一块牛排塞进嘴里。
那牛排五分熟，外面焦香，里面粉嫩，嚼起来汁水在嘴里爆开——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显得我很懂吃，而是因为这顿饭不用我付钱，所以我觉得格外好吃。
“你爸的公司现在安全了吧？”我问。
“安全了。”她说，“但这不是我谢你的唯一原因。”
“还有呢？”
“还有，你让我知道了一件事。 ”
“什么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大人做不了，但小孩能做。 ”
我点了点头：“对。因为大人太忙了，没时间在灌木丛里蹲着。”
伊莎贝拉笑了。
她的笑容，在烛光下很好看。
好看得让我忘了咀嚼牛排。
“姜建军，”她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我说，“可能开个古董店，兼营中医诊所，顺便炒炒股。”
“听起来很无聊。”
“那我再加个副业——帮美女破案。 ”
伊莎贝拉的脸红了。
真红了。
不是那种“我今天腮红打多了”的红，而是那种“从脖子根开始往上蔓延”的红。
我看着她的脸从脖子根开始变红，像是有人往她身上倒了一瓶红酒——慢动作的那种。
“我不是美女。”她说。
“你是。”我说，“至少在我见过的女孩里，你是最漂亮的。”
这句话我说得理直气壮，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在我见过的所有女孩里，她确实是最漂亮的。
我见过的女孩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妈、我幼儿园的同学（忘了名字）、小学班上坐在我前面的那个扎辫子的女生（也不记得名字）、以及伊莎贝拉。
样本量不大，但胜率百分百。
伊莎贝拉低下头，喝了一口红酒。
对，她十四岁，但法餐厅的服务员没查她身份证。
这就是曼哈顿——只要你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像是“应该能喝酒的人”，没人会管你。
“姜建军，”她说，“你太会说话了。”
“不是会说话，”我说，“是实话实说。 ”
那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
我看了一下手表——对，我戴了手表，是陈耀祖送的那块玉，但我说的不是玉，是另一块电子表——从七点吃到八点半。
在这九十分钟里，我们聊了很多。
她跟我说她爸的公司是怎么从一个小仓库做起来的，她小时候放学后经常在她爸的仓库里写作业，周围的箱子里堆着各种从中国运来的货——衣服、玩具、电子产品。
我跟她说了我外公的事，说了帛书的事，说了克莱恩的事——不是罗伯特·克莱恩，是另一个克莱恩，那个被我送进监狱的犹太珠宝商。
她听得很认真。
认真到让我觉得，她是真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而不是出于礼貌在听。
这种“被认真倾听”的感觉，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说，比破案本身还要让人上瘾。
八点半，我们走出餐厅。
曼哈顿的夜晚很亮，到处都是灯。路灯、霓虹灯、写字楼里还没熄的灯光、还有百老汇那边的剧院灯箱。
她站在餐厅门口，看着我。
然后她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不是嘴唇，是脸颊。
但我的心，还是跳得很快。
快到我以为我的心脏要罢工了。
后来，我妈知道了这件事。
“姜建军！”她拿着锅铲追着我打，“你才十二岁！十二岁！你就给我搞绯闻女友？！ ”
“妈，不是绯闻，是朋友！”
“朋友会亲脸？！ ”
“外国人的礼节！ ”
“你少给我扯！你爸当年就是这么骗我的！ ”
我爸在旁边看报纸，头都没抬：“美华，我当年没有骗你。”
“你闭嘴！ ”
我爸闭嘴了。
我继续跑。
那天，我在唐人街跑了三圈，我妈追了半条街就放弃了。
但“绯闻女友”的称号，从此跟了我一辈子。
十三、金句收尾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十二岁，破了华尔街洗钱案，把一个做空大佬吓得屁滚尿流，顺便收获了一个绯闻女友。我妈说我不务正业，我说这叫‘全面发展’。我妈说你再这样下去迟早出事，我说‘出事也不怕，我有四个师父’。我妈说‘你有四个师父也救不了你’，我说‘那我还有我妈’。她就不说话了。”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句：
“铁子叔说，我这个人‘什么都行，就是太缺德’。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我不是缺德，我是‘缺德的时候正好被你看见了’。没看见的时候，我也是个正经人。”
合上日记本，关了灯。
窗外，纽约的夜空依然没有星星。
但我的心里，越来越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