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姜建军是被王小虎的脚步声吵醒的。十二岁的小孩下楼梯能走出四十岁包工头的动静，这是天赋，练不出来的。姜建军把被子蒙在头上，听见王小虎在楼下跟陈秀兰说了句什么，然后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脚步声拐向巷口的方向。
他翻了个身继续睡。王小虎蹲邮筒这件事已经成了美华楼的保留节目，六点出门，六点零八分回来，误差不超过三十秒，比某些人的生物钟还准。果然，六点零九分，楼梯又响了，王小虎回来了，脚步比出去的时候轻快了一点，像叼着骨头回来的小狗。
姜建军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脑袋：“贴了？”
“贴了。”王小虎站在他房门口，手里捏着校服拉链，“邮票，新的，松树图案，胶水没干透。背面用铅笔写了个‘3027’。”
姜建军把脑袋缩回被子里，闷声说：“行，早饭再说。”
他其实已经醒了，但脑子里还在转。3027。五个数字。外公寄来的那本旧电话簿里有没有这个编号？他记得好像翻到过，但不确定。更关键的是——王小虎这小子怎么知道邮票背面有东西？他揭下来看了？他不怕把邮票撕坏？算了，王小虎做事向来比他稳，他还在床上赖着的时候，人家已经蹲了八分钟邮筒顺便破译了一条密码。
早饭桌上，姜建军咬着油条把那串数字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记错，然后把它抄在一张作业本的撕纸上，折好塞进口袋。他嘴上跟王小虎闲聊数学作业的事，心里已经在盘算中午怎么跟林正源开口。
林正源来的时候正好是午饭点。他推开美华楼的玻璃门，手里夹着那本旧电话簿，像夹着一块板砖。这电话簿姜建军见过，蓝色硬皮封面，书脊上的金字都磨没了，翻开来一股樟脑丸混着老茶叶的味道。林正源把它往桌上一放，不急着翻开，先吃了半碗面，喝了两口汤，拿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才慢条斯理地把电话簿翻到第三十页。
“3027号柜，”林正源把书转过来，食指点了点那一行手写字，“你外公在香港那个信托仓库里的。存的是高氏档案复印件，1993年入柜。钥匙在美华楼，老张手里。”
姜建军凑过去看那行字。外公的笔迹他认得，收笔时总有那么一下小小的回钩，像写字的人写完了还要再确认一遍。“高氏档案”四个字写得特别重，墨迹洇了一小片，可能是当时钢笔出水太大，也可能是因为这四个字本身就值得用力写。
“高氏档案是什么？”
林正源把电话簿合上，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茶：“高文远。你上次打了他仓库钥匙的那个高文远。”
姜建军愣了一下，摸了摸口袋里那把复制钥匙的轮廓。高文远的仓库里有什么他还不知道，但既然外公专门把那份档案存进信托仓库，说明它跟刘富的事有关，而且关系不小。
“外公为什么不直接把钥匙放在美华楼？”
“你外公做事有他的习惯。”林正源端起茶杯，“东西分开存，钥匙分开放，人分开联系。即使有一环断了，其他环还能转。你以后做事也要这样。”
姜建军点头，站起来往楼上走。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吱呀呀，他走得小心，怕吵醒老张午睡。但推开门的时候老张根本没睡，正站在窗台前晒毛笔，一排新洗的狼毫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旧报纸上，笔尖一律朝左，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
“师父，”姜建军站在门口，“你有3027号柜的钥匙？”
老张把最后一支笔放好，转过身来。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永远装着东西，左边口袋是钢笔和眼镜盒，右边口袋是一把桃木梳子和半包烟，内袋里则藏着各种钥匙、证件和说不清来路的小玩意儿。他伸手进内袋摸了两下，掏出那把铁钥匙，在窗台的光线里亮了一下。
姜建军第一反应是：“这钥匙真长。”
确实长。普通的门钥匙也就三四厘米，这把快有七厘米，齿形像一座微型山峰的侧影，凹凹凸凸特别复杂。柄上刻着“3027”四个数字，刻痕里积了点灰，但数字轮廓依然清晰。
“你外公说，等你九岁之后主动问起刘富的事，就把这个给你。”老张把钥匙放在窗台上，靠着笔筒，“你去年七岁就开始查刘富了，但一直没问我要钥匙。今天第一次问。”
姜建军拿起钥匙掂了掂。比预想的沉，铁的，带着一股凉意，齿槽里有一层薄薄的氧化层——说明这把钥匙确实好久没人动过了。他把它握在手心，感觉这份量不光是铁的，还装着一些别的东西。外公的话、妈妈的嘱托、这间美华楼里所有人的沉默和等待，全都压在这一小片金属上。
“师父，刘富知道3027号柜吗？”
老张坐下来，拿过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知道。你外公往那个柜里存东西的时候，刘富的线人应该看见了。但钥匙在你外公手里，后来给了你妈，你妈给我了。他开不了那把锁。”
“所以他一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知道是资料，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老张把搪瓷缸放下，“关键就在这里。他猜了十年，没猜着。你这次去，也别带任何东西出来，只能看。把有用的拍了照片，原件留在原位。”
姜建军点头，把钥匙收进暗袋。他的口袋现在鼓鼓囊囊的，像装了一个小型杂货铺。护身符、复制钥匙、辣椒面、两根竹管、刘富的照片、3027号柜的铁钥匙。他下楼的时候在楼梯转角碰见何伯庸，何伯庸今天穿了一件深红色的短袖衫，袖口卷到小臂上，露出一截晒黑的前臂，手里拎着一袋桃酥。
“你师父给你钥匙了？”
“给了。”
“那就去。”何伯庸把桃酥往柜台上一搁，“今天下午我替你上课。你去仓库，把3027打开，里面有什么看了就看了，看完了回来告诉我。记住，只能看，不能拿。原件不能离柜，拍了照片回来冲印。”
“只能看？”
“你外公存的东西，有些是原件，有些是孤本，有些只有一份。”何伯庸掰了一块桃酥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你拿走了，万一丢了坏了，他这十年白干。懂不懂？”
“懂了。”
何伯庸点点头，又掰了一块桃酥递给他：“路上吃。地铁坐四十分钟，别饿着。”
下午两点，姜建军坐上了去曼哈顿下城的地铁。周六的地铁人不多，车厢里有几个拎购物袋的游客，一个看报纸的中年人，还有一个靠着车门睡觉的流浪汉。姜建军挑了个靠窗的位子，把铁钥匙攥在手里，看着窗外隧道壁上的广告牌一闪而过。
他在脑子里预演了一遍待会儿要做什么。进门，把钥匙放在前台，说“陈耀祖，3027号柜”，签字，上楼，开锁，看文件盒，把所有东西的位置记住，然后锁好门下来。简单。总共用不了二十分钟。但他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像考试前那种隐隐的慌，不是怕考不好，是怕考的时候突然发现复习错了范围。
大西洋信托仓库在一条窄街上，夹在一家烟酒店和一家洗衣店之间。门面很窄，宽也就三四米，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铜牌，上面是凸起的字：“大西洋信托·仓储·安全·1937”。铜牌左下角被人用圆珠笔写了半行小字，可能是某个无聊的顾客留下的，但字迹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
姜建军推门进去。前台不大，一张老式木质柜台，台面上摆着一盏绿玻璃台灯、一本翻开的数独书、一支按了半截的圆珠笔。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白人老头，头发花白，老花镜挂在鼻尖上，整个人像长在那把转椅里一样稳当。他正低着头往数独格子里填数字，铅笔尖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姜建军把铁钥匙放在台面上，铁碰木头，“嗒”一声轻响。
老头从眼镜上方看了钥匙一眼，然后视线移到姜建军脸上。他看了大概两秒钟，又看了一眼钥匙，又看了一眼姜建军，表情介于“这小孩来干什么”和“这钥匙我看着眼熟”之间。
“小孩，”老头放下铅笔，“你自己来？”
“我外公让我来的。”姜建军把准备好的那句话说出来，“陈耀祖。3027号柜。”
老头没接话，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掏出一本旧登记册。那个抽屉一拉开就飘出一股陈年纸页的味道，跟美华楼后厨那本老菜谱的味道差不多。登记册的硬壳封面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来了，老花翻了几页，手指停在某一页上，看了会儿，然后抬起头：“陈耀祖。3027。存于1993年。委托人写的是本人，可凭钥匙取阅。”
他看了看姜建军的脸，又低头看了看登记册上预留的那个签名栏，那里是空的，只在旁边用铅笔标了一行小字：“签字须与预留样本一致。”老头把登记册转过来，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黑色签字笔放在台面上：“签个字，写‘陈耀祖’。你字写像一点就行。”
姜建军拿起笔。笔杆有点粗，比他平时写作业用的铅笔粗一圈，握着不太习惯。他低头看着那个签名栏，脑子里浮现出外公寄来的那些照片背面的字——笔迹硬朗，横平竖直，收尾有力，每个字都像用小刀刻在纸上而不是写上去的。
他吸了口气，下笔。“陈”字的左耳旁写了两笔，一竖拉到底，不抖。“耀”字笔画多，他写得慢，但尽量保持每笔的力度。“祖”字最后一横收尾时他刻意顿了一下，模仿外公那种回钩的习惯。
老头接过登记册端详了两秒钟，点了下头。他什么也没说，但那个点头的动作已经足够了。他从柜台后面抽出一张手写的指引牌，纸是裁过的牛皮纸，上面用记号笔写着：“三楼，走廊走到头，左手边。柜门上的号牌掉了一个角，但你看到3027就知道是它。”
姜建军攥着指引牌走上三楼。楼梯是铁质的，踩上去有轻微的金属回响。三楼走廊很长，两侧都是排列整齐的灰色铁柜，每扇柜门上都有编号牌，从3001开始一直往后排。他走到走廊尽头，左手边那个柜子的号牌果然缺了一角，像是被什么东西磕掉了，但“3027”四个数字依然完整，在走廊顶灯的照射下清清楚楚。
他把铁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圈，没动。再转一圈，咔嗒一声，锁芯弹开了。
柜门拉开的一瞬间，一股干燥的纸页气息扑面而来。里面是一个金属文件盒，深灰色，表面有些划痕，边角被磨得发亮，说明这些年被人开合过不少次。他把文件盒抱出来放到旁边一张台面上，打开搭扣。
盒子里塞得满满当当。最上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钢笔写着“建军亲启”四个字。他把信封放在一边，继续往下翻——厚厚一沓手写笔记，纸张大小不一，有的是一整页信纸，有的是裁过的边角料，字迹有些潦草有些工整，看上去是不同时间写的；几卷胶卷，装在透明的塑料筒里，筒身上贴着标签，写有日期和简短备注；一张折叠的地图，纸质厚实，折痕处已经起了毛边；一叠照片，黑白彩色都有，装在一个旧相册的塑料内页里，有的已经泛黄；还有几个小信封，封口没粘，里面装着剪报和复印件。
他先拆开那封写着“建军亲启”的信。信纸是旧式的横线信纸，边缘泛黄，墨水是蓝黑色的，字迹跟今天签名的范本一模一样，笔画有力，收尾顿笔清晰。他靠在台面上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外公说，这些东西他查了十年。刘富从1985年开始在香港做文物走私，上线叫“先生”。“先生”换过几任，但刘富没换过。复制钥匙的事外公已经知道了，他说那把钥匙能开高文远仓库的柜门，以后用得着。地图上标了刘富在东南亚的转运点，照片拍了他跟不同人的会面——那些人的脸外公也没全认出来，但他说“拍下来就有用，以后慢慢对”。最后外公嘱咐他别急，“他跑不了。我在这边看着。”
姜建军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又拿起那张折叠的地图展开。地图是东南亚地区的，比例尺不大，十几个红点分布在香港、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周边，有的点边上用铅笔标了年份，最早的是1988年，最晚的是1992年。菲律宾那个点旁边用括号写了“先生接货点·1991年起”，字迹很轻，像是外公当时拿笔的时候犹豫了一下。
照片里有一张是在码头拍的。刘富站在一艘货船的跳板旁边，穿了一件灰色夹克，手里夹着烟，侧脸对着镜头。旁边站了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脸拍得很模糊，像是刻意躲了一下镜头，身形却跟老张抽屉里那张旧照片上的人很像。姜建军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十几秒，把西装男人的身形轮廓记在脑子里。
他按照何伯庸的嘱咐，什么也没带走。把文件盒里的东西按原样放回去，笔记在上，照片在下，地图在中间，胶卷放在右侧的小隔层里。他把文件盒推进柜子，锁好门，咔嗒一声确认锁好了，然后下楼。
前台的老头还在填数独，见他下来了，把登记册翻到刚才那一页：“签个字，写下时间。”
姜建军在取阅记录栏里写了“下午2：47”，又签了一次“陈耀祖”。这次写得顺手多了，笔迹比第一次流畅。
“下次来提前打个电话。”老头把钥匙接过去，放回柜台下面的小抽屉里，“电话簿前面有号码。”
“好的，谢谢您。”
他推开仓库大门走出去的时候，曼哈顿下城的阳光正好斜着打在两排旧楼之间，在地上投出长长的三角形阴影。他站在门口把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在心里过了一遍——地图上的红点，照片里模糊的西装男人，外公信里那几段话。全在3027号柜里锁着，等他想用的时候来取。
回去的地铁上他靠着车窗想事情。外公说“别急。他跑不了”，这句话让他觉得踏实。但他也在想另一件事——外公在香港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刘富来过美华楼的事，老张肯定传消息过去了。那外公现在是什么状态？是坐等着，还是在做别的准备？他不太确定，但相信外公自有安排。
果然，当天晚上林正源带来了消息。他走进美华楼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香港邮戳，日期是三天前。
“你外公寄来的。”林正源把信封放在柜台上。
姜建军拆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便签纸，外公的笔迹跟信上一致但更随意，像是随手写的：“已接老张消息。刘富在纽约的线已断。他会退回香港。我这边等他。你继续上课。勿忧。”
他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字号比正面小了一号，像写完正事后突然想起来又补上去的：“上次你问的那些元代青花，何伯庸说你看懂了五分之四。剩下那件是枢府窑卵白釉，不在青花范畴之内。你何师父放错照片了。告诉他我笑话他。”
姜建军盯着那行小字看了两遍，然后笑了。前一段还在说刘富、说“先生”、说香港的暗流，后一段突然拐到何伯庸放错照片这件事上，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像夏天突然下了一阵太阳雨。外公写信就是这样，正经事和闲杂事摞在一起，大事搁在前头，小事垫在底下，但在他看来两件事都一样重要——刘富要抓，何伯庸的笑话也要讲。
他把纸条折好收进口袋，心里那点隐隐的担心被这行小字冲淡了不少。外公还能写这种话，说明他心情不错，状态也稳。
晚饭陈秀兰做了馄饨。馄饨皮薄馅大，汤里放了紫菜和虾皮，出锅前撒了一把葱花，整碗端上来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香味从碗口往上蹿。姜建军坐在柜台后面吃馄饨，王小虎坐在他对面吃面条，两个人头碰着头，筷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叮当声。
“今天那个仓库，里面有什么？”王小虎咬断一根面条，含含糊糊地问。
姜建军咽下一口馄饨，把白天看到的简要说了。地图、照片、笔记、外公的信，还有那卷胶卷。他没说太多细节，但王小虎听得认真，筷子悬在半空半天没动。
“你拿回来了吗？”
“没拿。看了就放回去了。何师父说只能看。”
王小虎点了下头，低头继续吃面。过了几秒又抬头：“那你还会再去吗？”
“去。下次带相机。”姜建军用勺子舀了一个馄饨，“把地图和照片拍回来。林叔叔说了，有些东西得存份底。”
王小虎“嗯”了一声，没再追问。两个人安静地吃了一会儿，碗里的馄饨和面条慢慢见底。后厨传来陈秀兰关水龙头的声音，抹布被搭在水管上的闷响，然后是灯的开关“啪”一声关了。她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路过柜台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
“建军，”她说，“你明天那碗面，我给你加个蛋。”
姜建军停下喝汤的动作抬头：“为什么？”
“你外公寄来的纸条我看了。”陈秀兰的口气很平淡，像是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笑话何伯庸那段写得挺好。明天早上吃面，别起晚了。”
她说完就往楼上走，拖鞋踩在木楼梯上嗒嗒嗒的，声音慢慢远去。
姜建军低头继续喝汤。馄饨汤已经有点凉了，但味道还鲜。他想了一下明天早上的面——加个蛋，可能是荷包蛋，也可能是摊蛋，陈秀兰做面的时候习惯把蛋打散了下锅，那种做法不叫荷包蛋，叫“蛋花面”，但蛋花面的蛋不算“加个蛋”。她说“加个蛋”通常是指另煎一个整蛋盖在面上，边沿煎得焦黄，中间蛋黄还是稀的，用筷子一戳就流出来，拌进面汤里特别香。
他想到这里咽了口口水，然后发现自己馄饨还没吃完，赶紧接着舀。
吃完晚饭洗完碗，他回到柜台后面开始补数学作业。那张作业纸正反面共二十道题，他今天白天一点没动，现在从第一道开始做。题不算难，分数加减法和简单的方程，但他心不在焉，做着做着脑子里就飘回3027号柜那扇铁门上去了，回过神来发现笔在纸上画了半只小乌龟。
他把乌龟涂掉，重新写。
王小虎坐在他对面，也在写作业。他比姜建军低两个年级，作业本上的字写得圆滚滚的，像一堆小豆子排队。两个人隔着柜台头碰头，铅笔声沙沙响了一阵，王小虎先停了笔。
“师父，”他抬头，“你数学作业写到第几题了？”
姜建军数了一下：“十二。还剩八道。”
“我才刚开始。”王小虎看着自己几乎空白的作业本，“你今天是不是一直想仓库的事？”
“也想了，也想了别的。”
“什么别的？”
“明天早上那碗面。”
王小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低下头继续写。姜建军也笑了一下，把笔重新握好，开始做第十三题。
又过了十几分钟，姜建军做到第十八题的时候停住了。题目是“某数的三倍减去五等于十六，求某数”，他设了未知数列了方程，三乘以几减五等于十六，三乘以七等于二十一，减五等于十六，答案七。很简单，但他写答案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3027，这几个数字会不会也有某种类似于方程的逻辑？3027，有没有可能是个日期？30号27点肯定不可能，那会不会是30/27？也不像。或者它是个编号，类比于某个柜门编号，比如“第三十排第二十七列”？
他把这个念头记在作业本的空白处，打了个问号，然后继续做第十九题。第十九题是分数乘法，分母分子的数字绕来绕去，他算了两次才得结果，写上去的时候手都有点酸了。
第二十题做完，他把笔放下，伸了个懒腰。王小虎的作业本已经合上了，放在柜台一侧，封面上画着一只圆头圆脑的猫。
“你写完了？”姜建军问。
“写完了。”
姜建军把自己的作业本翻到开头，检查了一遍错别字和计算过程。都对了，除了第十题那个“约等于”符号写得有点像一只躺倒的虫子，其他都还好。他合上本子，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出了口气。
窗外的唐人街已经安静下来了。路灯黄黄的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暖色。偶尔有一辆出租车经过，轮子碾过路面的声音像一条线一样拉长又消失。美华楼的招牌灯管亮着，“美”字的影子落在人行道上，正好投在巷口那个邮筒旁边，邮筒被月光照出一个圆圆的轮廓，像个沉默的路标。
姜建军看着那个邮筒的剪影，想了一下明天早上王小虎六点又要蹲过去看有没有新邮票。然后他想了一下外公在香港那边会怎么等刘富。然后他想了一下3027号柜里那张地图和那些照片——等他下次带相机过去，就能把它们拍回来，到时候可以拿给何伯庸看，让他认一认照片里那个穿西装的人是谁。
然后他想了一下明天的面。加个蛋。他觉得这个最值得期待。
“小虎，”他开口，“你数学作业借我看看。”
王小虎从对面抬起头：“你不是写完了吗？”
“写完了，但我想对一下答案。万一有错的。”
王小虎看了他一眼。他那个眼神不像十二岁的小孩，像四十二岁的账房先生透过老花镜看一个拿假发票来报销的人。
“师父，”他说，“你昨天当着我跟陈阿姨的面说了，‘当师父的可以不讲理’。”
“对。所以我今天也不讲理。”姜建军伸出手，“借我看看。”
王小虎把作业本推过来。嘴角翘了一下，翘得很不明显，像冬天河面上裂了一道细缝，不注意就看不着。姜建军接过作业本翻开来，第一页第二题那个“6”写反了方向，尾巴朝左甩出去，像个迷路的蝌蚪。第三题的结果他也算过了，两个人答案不一样。他看了看自己的，又看了看王小虎的，然后把自己的答案改成了王小虎那个。
抄作业这件事，讲究的是一个心安理得。徒弟都主动把本子推过来了，他这个当师父的要是不抄，反而显得见外。
他在底下小声嘟囔：“当师父也挺好的，至少可以抄徒弟的作业。”
王小虎坐在对面假装没听见，用铅笔在自己作业本的封面上继续画那只猫，给它加了一条卷卷的尾巴。
窗外月色安静。美华楼的灯光照着两个小孩的脑袋，一个低着头猛抄，一个低着头画画。明天早上有面，加个蛋。七道题抄完还剩一道半的时候姜建军打了个哈欠，眼泪从眼角挤出来，他用袖子蹭了一下继续写。
抄完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他把两个作业本合在一起放好，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九点四十。陈秀兰规定的睡觉时间是九点半，他已经超了十分钟。他把作业本塞进书包里，踢了一脚王小虎的椅子腿：“上楼睡觉。”
王小虎把那只画完的猫合在本子里，站起来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姜建军一眼：“师父。”
“嗯？”
“明天早上你面里的蛋，是煎的还是煮的？”
“陈阿姨说了‘加个蛋’，那就是煎的。煎的才叫‘加’，煮的叫‘放’。”
“我学到了。”王小虎转身上楼，脚步声哒哒哒响了几级，又停住了，“师父，你要是把那个蛋戳破了拌进面汤里，我能不能尝一口汤？”
“你明天早上自己跟陈阿姨说。”
“好。”脚步声继续往上走，嗒嗒嗒嗒地消失在二楼。
姜建军站起来，把柜台上散落的铅笔和橡皮收进笔盒，把两个作业本摆整齐，把椅子推回柜台底下。他走到门口检查了一下门锁——锁好了，链条挂上了。他站在门里透过玻璃看了最后一眼外面，月光和路灯的光混在一起铺在人行道上，邮筒的影子斜斜长长地躺在地上，像一根被人随手放下的铅笔。
他转身上楼，轻手轻脚地走过老张门口。老张的灯已经关了，门缝底下是黑的。他继续往上走，经过何伯庸的房间，里面灯还亮着，从门缝里漏出一线光，隔着门能听见何伯庸在哼一支老曲子，调子很慢，像是《夜来香》又像是《四季歌》，哼两句停一下，再哼两句，大概是在边哼边看什么东西。
他推门进自己房间，脱了外套挂好，把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放在枕头底下——护身符、复制钥匙、辣椒面、两根竹管、刘富的照片、3027号柜的铁钥匙。放好之后他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
外公说别急。他跑不了。
姜建军闭上眼。明天早上有面，加个蛋。后天或者大后天，他得再跑一趟大西洋信托仓库，这次要带相机。何伯庸那台老式的海鸥牌相机在柜子里锁着，他得跟何伯庸借一下，再问问他怎么用——那台相机跟现在的傻瓜机不一样，要调光圈、对焦、上卷，操作起来有点复杂。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窗外偶尔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扫过天花板，像一只手缓缓划过。
他想着那碗面里的煎蛋——边缘焦黄，中间蛋黄颤巍巍的，用筷子一戳就破，金黄色的蛋液流进面汤里，把整碗汤染成浅浅的暖色。
然后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姜建军醒得比闹钟早。厨房里已经传来陈秀兰切葱的声音，笃笃笃笃，节奏均匀，像钟摆。他翻身下床，穿好衣服，下楼梯的时候正好碰见老张端着一杯热茶从自己房间出来。老张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但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起得挺早，不错。
他走进前厅的时候陈秀兰正把面从锅里捞出来。大碗里卧着一个煎蛋，圆圆的，边缘煎得有一圈焦黄色，蛋黄在中间微微凸起，表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蛋白膜，隐约能看见里面的黄。陈秀兰把面碗放在柜台上：“吃吧。今天周六，不急。”
姜建军坐在柜台前，拿起筷子，先夹起那个煎蛋咬了一小口。蛋白边缘的焦脆感在牙齿间碎裂开来，脆里带着韧，咬破之后蛋黄慢慢渗出来，从切口处淌到碗沿，混进面汤里。他吸了一口面，面汤已经带上蛋黄的醇厚，咸香里裹着一丝甜。
王小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楼梯上下来了，站在柜台旁边，手里拿着自己的筷子。他看着姜建军碗里那个被戳破的煎蛋，嘴角动了一下。
“陈阿姨，”王小虎扭头往后厨方向喊，“明天早上我的面也能加个蛋吗？”
陈秀兰从后厨探出头来：“你写完作业就加。”
“我写完了。”
“昨天那份还是前天那份？”
“前天那份。”
陈秀兰看了他一眼，把头缩回去了：“明天再说。”
王小虎转过头，从姜建军碗边夹了一筷子面汤递进自己嘴里尝了尝。姜建军没拦他，低头继续吃。面汤的蛋黄味在两个人之间无声地传了一筷子，虽然只是一口，但这一口好像比一整碗都香。
窗外，美华楼的招牌灯管在早晨的光线里暗淡下去了。巷口的邮筒沐浴在阳光中，铁皮表面泛着微微的暖光。一只鸽子落在邮筒顶上，歪头啄了啄自己的翅膀，然后拍拍翅膀飞走了。
姜建军吃完最后一口面，把碗端进后厨，洗好放在沥水架上。他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小布袋，把那台海鸥相机装进去——昨天晚上他去找何伯庸借过了，何伯庸二话不说开了柜子把相机递给他，还附带两卷胶卷和一本巴掌大的说明书。说明书全是繁体字，竖排的，他昨晚躺在床上看了两页，光圈和快门那两章看懂了，剩下的等实际操作再琢磨。
他把布袋挎在肩上，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圈。老张在楼上窗台前站着，背对他，在给那排毛笔换水。何伯庸的房门关着。王小虎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开一本新的作业本，正在抄课文，圆滚滚的字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陈秀兰在后厨切菜。
“我走了。”他说了一声。
“嗯。”好几个人同时应了一声，声音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
他推门出去，走进唐人街星期天的早晨里。阳光斜着照在路面上，行人还不多，几家店刚开张，老板正把卷帘门往上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他往地铁站的方向走，路过那个巷口的邮筒时特意看了一眼——邮筒侧面没有新邮票，光光的铁皮在太阳底下反着亮光。
他收回视线继续往前走。口袋里的铁钥匙沉甸甸地硌着大腿，隔着衣料传来微微的凉意。他又要坐四十分钟地铁去曼哈顿下城了，这次带着相机，准备把外公十年积累的那些东西装进小小的底片里带回来。
地铁进站的时候风呼地灌进隧道，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把布袋抱在怀里，看着窗外慢慢亮起来的天光。
外公在香港等他带消息回去。刘富迟早也要回香港去。美华楼里那一大一小两个徒弟在等他回去吃饭。
他闭上眼睛靠了一会儿。地铁哐当哐当地往前开，带着一个九岁的小孩和一把沉沉的铁钥匙，穿过地底，朝金融区的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