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隔了四天来的。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空白作业纸，没有折痕，平平整整，四个角都很齐，齐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用尺子量过。姜建军后来跟铁子说起这事，铁子说：“干这行的，折纸都带角规，怕线人对不上暗号。你信不信他现在兜里还揣着一把量角器。”姜建军蹲在门槛内侧，膝盖上摊着作业本，心想这世界上的大人怎么都这么奇怪，有人用量角器折作业纸，有人用十年时间查一件说不出口的事，还有人用八年时间替人做一件不能写进简历的事。而他，一个十岁的小孩，蹲在自家饭馆门口，成了这三条线的交汇点。这感觉有点像他上个月在菜市场看到的那个杂技演员，嘴里叼着三根棍子，棍子顶上各顶着一个盘子，盘子还在转。杂技演员一脸严肃，围观的人一脸兴奋，只有姜建军看出了他嘴角在抽筋。
他今天没吃东西也没看书，就蹲着等。阳光照在门口的台阶上，把瓷片映得亮晶晶的，亮到刺眼。他眯着眼睛数台阶上的裂缝，第一条裂缝从第三块砖的左上角斜着延伸到右下角，第二条从第五块砖中间横着切过去，第三条在第七块砖的边角，弯弯曲曲像条蚯蚓。他数到第十七条的时候，沈先生从菜市场铁门方向拐出来了。步伐不快不慢，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自然垂着，金表没遮，日光一打，那块表像个微型探照灯似的闪了一下。姜建军心想，这人到底是来接头还是来走秀的，戴这么亮的表，隔三条街都能看见。
沈先生走到两步半的位置停了。比上次远了一步。他没有站右前方，站回了正前方，像在测试什么距离参数。姜建军记笔记的时候给这个位置标过号——“两步半，正前方，金表可见”。他也不知道记这些有什么用，铁子说“记录是职业素养”，姜建军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病。就像有人出门要检查三遍煤气阀，有人睡觉前要把拖鞋摆成平行线，而沈先生每次出现在美华楼门口的时候，站位都像数学试卷上的作图题，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纸。”他把白纸递过来。语气平淡，像个老师在发作业本。
姜建军接过去的时候双手接的，用指腹按了一下纸面的纹理，是普通信纸，带格子线的。他拿在手里翻了一下，背面干净，没有压痕，没有字迹。他把纸放在膝盖上，然后把那页上周的作业纸从本子里撕下来，折好递回去。“谢谢。”他故意多看了沈先生一眼，想从他脸上读出点什么，但那张脸跟上次一模一样，跟大上上次也一模一样，仿佛刻出来的，连嘴角的弧度都没变过。姜建军怀疑这人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过——练三种表情：平淡，更平淡，非常平淡。
沈先生接过去，没有看折好的纸面，直接放进口袋里。“你上次那道题改对了。负数的答案是对的。”
姜建军抬头看他。他今天穿了深灰西装，里面一件白色衬衫，领口没有系领带，领口的第一颗扣子解开了，露出一点锁骨。这个细节姜建军记了下来。上次他穿的是藏青，上上次是黑色，这次是深灰。这个人换衣服的频率跟换站位一样精准，三天一换，色系递减。“注意着装规律，”铁子说过，“一个习惯固定的人，换衣服频率越稳定，说明他的其他习惯也越稳定。稳定的人好预测，好预测的人好对付。”姜建军当时觉得这话听着像在说天气预报，现在觉得铁子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沈先生这四次的穿着确实可以用一个等差数列来形容——藏青、黑色、深灰，下一个可能是浅灰，再下一个可能是米白，再往下可能就透明了。
“你怎么知道我改对了？”
“我走之前扫了一眼。你把负号写在了正确答案的位置上。”沈先生停了一下，“你算题的时候容易漏符号，但漏了之后你会自己发现。这个习惯不算差。”
姜建军蹲着，不知道该回什么。这句不算差有点像夸奖，又不太像。他想了想说：“我妈说我总是算到第二遍才发现。”
“第二遍发现比第三遍发现强。”沈先生把手背在身后，目光落在美华楼的招牌上，停顿了片刻。“你这店开了多久了？”
“我妈开的。我出生之前她就开了。大概十年。”
“十年。门框上那个螺丝是新换的。”
“锁也是新换的。三个月前换的。”姜建军心想这人眼睛是显微镜吗，上次来看了门框螺丝，这次就确认了是新换的。那他下次来是不是要说“你后厨第三排第二块地砖比别的砖亮零点五个色号”？他往后厨方向瞄了一眼，默默祈祷那块地砖别真有什么问题。
沈先生点了一下头。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姜建军没想到的话：“你姓姜，你外公姓陈，你妈姓陈。你随你爸姓。”
姜建军蹲着，这句话来得有点突然，但他没表现出惊讶。铁子和老张都教过“被别人点出关系网的时候别慌”。可问题是他根本没慌，他只是觉得这人查户口的方式也太明显了，跟菜市场里那些逢人就问“你家孩子几年级了成绩怎么样”的大妈唯一的区别是，沈先生问得更像在背台词。
“我爸姓姜。”
“你爸在华盛顿。”
“嗯。”姜建军答了个短句，没有多说。沈先生也没追问。两个人之间隔了两步半的距离，阳光从他们之间的空隙里穿过去，落在美华楼门口的第三块砖上。姜建军在想，沈先生如果真查了他家底细，应该知道更多才对，比如他爸在华盛顿到底干什么的，比如他妈为什么十年不回老家，比如他外公查了十年的事到底是什么。但他没说。他只说了最表面的三层：姓什么，妈姓什么，爸在哪。像在剥洋葱，剥到第三层就停了。姜建军怀疑他口袋里还装着一整颗没剥完的洋葱。
“你蹲着不累吗？”沈先生问。
“腿麻了就换姿势。”
“那你换了几个姿势了？”
姜建军想了想：“从你第一次来到现在，我换了大概七次。”其实他数的不是姿势，是沈先生每次来他蹲的位置。第一次蹲在门槛正中间，第二次靠左，第三次靠右，第四次又回中间，第五次蹲在门槛外侧，第六次蹲回内侧。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反正铁子说“位置变化也是信号”，他就变了。可能沈先生也在数，数他换了几个位置，每次差几厘米，有没有什么规律。两个人在互相给对方做行为记录，而当事人一个十岁一个目测四十多，隔着两步半的距离，用脚尖和目光画着一幅谁都看不懂的坐标系。
沈先生看了他一眼，把背在身后的右手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门口台阶上——一颗薄荷糖，白色的硬糖，糖纸是半透明的。放的位置很讲究，既不是正中间也不是角落，而是第三块砖和第四块砖的接缝处，像在用糖标记一个坐标点。姜建军觉得这人如果不干这一行，完全可以去工地当测量员。
“下次我来的时候再带一张纸。”他转身走了。这次走的是直行方向，菜市场铁门。没有回头，背影笔直，像个放学回家的高中生，但步伐比高中生稳，稳到每一步踩下去的长度都一样。姜建军等他走远了，伸手把那颗薄荷糖拿起来。糖纸没破，封口完整，没有字，没有记号。就是一颗普通的薄荷糖，放在超市货架上两毛钱一颗的那种。但姜建军知道，这颗糖被沈先生放过的，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台阶上放过，糖纸上可能沾了指纹、温度、袖口的纤维，或者某种看不见的标记。他犹豫了一秒要不要找个放大镜看看，转念一想自己又不是鉴证科的，就放弃了。他把糖放进口袋里，跟铁子给的橘子糖放在不同的口袋里，两个口袋一左一右，像两座互不干涉的小仓库。
“铁叔叔，”他走进后厨，把那颗糖放在灶台边上，“沈先生今天给了颗糖。”
铁子正在洗米，水声哗哗的，他回头看了一眼灶台上的糖：“新的？”
“新的。没拆封。放上来的。”
铁子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凑近了看了看那颗糖，没碰。“他在给你建立‘稳定的接触’。每次来带一样东西——第一次是空手、第二次是借纸、第三次是还纸、第四次是送糖。他在让自己的出现变成‘有规律的好事’。”
姜建军蹲在水槽旁边，看着那颗白色的糖躺在灶台边角上，心想这算什么好事，一颗薄荷糖就把自己收买了？但他又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铁子给的橘子糖、老张给的花生糖、门口卖菜阿姨给的麦芽糖，加起来快够开一个小卖部了。“那我要不要吃？”
“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放着。但别扔掉。”
“为什么不能扔？一颗糖而已。”
铁子把洗好的米倒进锅里，水花溅了几滴在灶台上。“他在确认你会不会保留他给的东西。下次他来了，这颗糖还在灶台上，他会看到。如果糖不在了，他会以为你吃了。如果糖还在但位置变了，他会觉得你在意。”
姜建军把糖拿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放完他想了想，又拿出来放在灶台靠里面的位置，离排风扇远一点，不怕被风吹走。“放这里。不会被风吹掉。”
铁子把洗好的米倒进锅里：“嗯。”这个“嗯”的尾音拖得有点长，姜建军听出来铁子在想别的事。铁子想事情的时候“嗯”会拖长半拍，不想事情的时候“嗯”是干脆的。这个规律是姜建军观察了三个月总结出来的，他没告诉铁子，就像他没告诉沈先生自己也在记他的“嗯”一样。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嗯”，长短高低各不同，像指纹。
当天晚上姜建军翻笔记本的时候，在“沈先生”那页的底部加了新的一行：“第四到第五次。纸还了。糖给了。他说‘你姓姜，你外公姓陈’。他在确认我知道自己的家族位置。”
他把本子合上，那颗薄荷糖放在灶台上，被铁子用一个小碟子盖着，防潮。陈秀兰路过的时候看到那颗糖，问了一句“谁的”，铁子答“沈先生的”，她说“那别动，放那儿”。陈秀兰说“放那儿”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姜建军注意到她看了一眼灶台上方墙上挂的钟，三点二十七分。为什么是三点二十七分？他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时间，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第二天姜建军蹲门口的时候，那颗糖还好好待在碟子底下。阳光隔着碟子洒在糖纸上，泛着半透明的白，像个微型月亮。姜建军盯着它看了三分钟，心里算着沈先生下次来的时间。按前两次的间隔，第一次到第二次隔了三天，第二次到第三次隔了四天，第三次到第四次隔了四天，平均三点六七天。他蹲在门槛上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数列，又算了标准差，算到一半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就用脚把数字抹了。
第三天也还在。第四天沈先生没来。第五天也没来。姜建军每天蹲在门口，每天数台阶上的裂缝，每天看那颗糖在碟子底下安然无恙地躺着。他有点怀疑沈先生是不是出事了，又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算错了间隔，又有点怀疑这颗糖是不是根本就是个普通糖，沈先生就是忘了来。铁子说：“别急。干这行的，迟到三天以上才算异常，三天以内的都是战术性等待。”姜建军问什么是战术性等待，铁子说就是故意晚来，看你会不会着急。姜建军说不急，我一点都不急。然后他那天晚上翻了七遍笔记本，数了四遍之前的间隔，用尺子量了七次糖纸的尺寸。
第六天中午，姜建军蹲到第十三分钟的时候，沈先生从菜市场铁门方向走出来。他今天换了一件浅灰色西装，没打领带，左手插在口袋里，那枚金表在阳光下闪得像颗信号弹。姜建军心想果然被我算中了，深灰的下一个就是浅灰，再下一个该米白了。他忍住没笑出声，但嘴角还是往上翘了一下。沈先生走到两步半的位置站定，目光落在他脸上大概零点五秒，然后往灶台方向看了一眼——隔着一个柜台的距离，碟子还盖着，糖没被拿走。
“糖没吃？”他问。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姜建军觉得那可能叫“满意”，但满意得不太明显，像在一碗清水里滴了一滴醋，看不出来，但尝得出来。
“放着。”
“为什么不吃？”
“等更热一点的时候吃。天热了薄荷糖凉。”这句话是姜建军前两天就编好的，他对着镜子练了四遍，确保自己说的时候眼神不乱、语气自然。铁子说“理由要真实但模糊”，他觉得这个理由挺真实的，因为这几天确实越来越热了，他蹲在门口的时候后背都快出汗了。
沈先生看了他两秒，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整。姜建军在心里默数的，一秒不多一秒不少。然后沈先生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新的白纸——这次是折好的，正方形，叠得很工整，边角对齐的程度让姜建军怀疑他口袋里是不是藏了个压纸机。“今天的纸。”他把纸递过来的时候手指捏着纸的左上角，露出右下角的折痕。姜建军注意到那个折痕跟普通对折不一样，折了三次，形成一个十字形。他接过来的时候故意用拇指沿着十字折痕滑了一下，感受纸的纹理和压痕的深度。铁子教过，“任何折纸方式都可能是编码方式”，虽然姜建军觉得这可能只是沈先生有强迫症。
这次他没有收进作业本里，而是顺手放在了台阶上自己手边的位置。沈先生看见了那个位置，目光在那张纸上停了大概零点三秒，然后移开了。姜建军在笔记本上记过沈先生的微表情数据：抬眉毛是“意外”，眯眼睛是“分析”，嘴角向右动一下是“满意”，向左动是“不满”。刚才他嘴角动了，方向是右，幅度很小，大概一毫米。姜建军在心里打了个勾。
沈先生站了大约十秒钟，像在想下一句说什么。这十秒钟里菜市场方向传来卖鱼阿姨的吆喝声、三轮车的铃铛声、小孩哭闹声，还有远处不知道哪家在放广播，声音杂成一锅粥。但姜建军觉得这些声音都隔了一层，像蒙着布听见的，只有沈先生站在两步半外的这个画面是清晰的，清晰到他能看见浅灰色西装左袖口第三颗扣子上有一根线头。
然后沈先生开口了：“你外公那边，有人告诉过你不要跟我说话吗？”
姜建军蹲着，这句话的重量比前几次的都要沉，像一颗石头扔进了水塘，涟漪一圈圈荡出去，撞在池塘边上又弹回来。他想了想，决定这次不用“部分坦诚”，用一种更软的说法：“没人跟我说过不要跟谁说话。我妈只说别跟陌生人走。”
“我是陌生人吗？”
“来过六次了。不算了。”
沈先生嘴角动了一下。方向是右，幅度两毫米。姜建军这次没忍住，嘴角也跟着动了一下。然后沈先生转身走了，依然是直行方向，菜市场铁门。他的步伐这次稍微快了一点，姜建军数了，每秒一点三步，比平常快零点二步。可能是赶时间，可能是心情好，可能什么都没发生。但姜建军决定把这个数据记下来。
他走远之后姜建军把那张叠好的白纸展开——里面夹了一张纸条，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字迹整齐，每个字的间距都一样，像是用尺子量的。纸条上写着：“你外公查了十年的事，我替人做了八年。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聊聊。”
姜建军盯着那行字看了三遍。第一遍是看内容，第二遍是看笔迹，第三遍是确认这行字会不会突然自己消失。字没消失，稳稳地躺在纸上，铅笔灰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他把纸条折回去放进口袋里，把白纸夹进笔记本，夹在“沈先生”那页的后面。他站起来走到后厨门口，铁子正在洗菜，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外面的嘈杂。
“铁叔叔，他纸里夹了张条。”
铁子把手上的水擦干净，在围裙上蹭了两下，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他的目光从第一个字滑到最后一个字，速度不快不慢，像在审一份文件。看完他把纸条还回来，脸上的表情没怎么变，但姜建军注意到他用拇指搓了一下纸条的边角，这是个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他约你下次聊。”
“聊什么？”
“聊他做了八年的事——就是你外公查了十年的事。他在给你递一根线，看你接不接。”
姜建军把纸条收好放进暗袋里，跟外公的信放在同一个夹层。那个暗袋是他妈给他缝在校服内侧的，本来是用来装零花钱的，现在里面装了一张外公写的信、一张沈先生写的纸条，还有半块橘子糖。他想了想，这暗袋现在像是他的私人档案馆。
“那我接。”
“接之前想清楚。他递过来的线，另一端可能连着什么你还没看见的东西。”
“我知道。”他知道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一根线连过来，可能连着一只风筝，也可能连着一颗炸弹。但问题是，风筝也好炸弹也好，他已经在这条线的附近蹲了六次了，蹲得腿都麻了，总得知道另一端到底是什么。
姜建军回到前厅坐下来。那颗薄荷糖还在灶台上的碟子底下盖着，阳光已经移了位置，碟子的影子拉长了，斜斜地投在灶台上。他走过去把碟子掀开一角，看了看那颗糖——糖纸半透明，白色的糖体在里面映着光，像一小块冰。他没吃，把碟子又盖回去了，盖的时候注意到碟子的把手朝左，跟他早上放的朝向一样。铁子和陈秀兰都没碰过，连角度都没变。
他把笔记本翻到“沈先生”那一页，在底端写下了新的记录：“第六次。纸条。约下次聊。他说‘替人做了八年’。”写完了合上本子，放回抽屉。抽屉里有半块橡皮、三支笔、一把折叠尺、一张折过的糖纸，还有一本从图书馆借的《十万个为什么》。他关抽屉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又把那本《十万个为什么》拿出来翻了翻，翻到“为什么天是蓝的”那一页，看了两行，又合上放回去了。他现在没什么心情关心天为什么是蓝的，他更关心沈先生替人做的八年是什么事，外公查的十年又是什么事，这两件事为什么要在美华楼门口交叉，交叉点为什么恰好是他蹲着的这块门槛。
窗外菜市场铁门的方向空无一人。阳光照在铁门的栏杆上，反着温吞的白光，栏杆的影子像一排栅栏印在地上。沈先生已经走远了，但他的纸条留在了姜建军的口袋里。姜建军伸手隔着校服按了按暗袋的位置，纸条和信都在，硬硬的，微微发烫，像是刚从复印机里出来的。
“替人做了八年。”做的应该是幽灵的安全调度——每天确认各个点的安全、换路线、换时间、观察标记和痕迹。他做了八年，外公查了十年。两条线在美华楼门口交叉了。姜建军想起他外公以前跟他说的那些话。外公说，“有些事你看着是一条线，其实是一张网。你摸到一根线头，轻轻一拉，整张网都会动。”他当时不太懂，觉得外公在说钓鱼的事。现在他懂了，他摸到的这根线头，另一端连着的可能是一张网，网里装着什么他还不知道，但他已经拉了。纸已经接了，糖已经收了，纸条已经读了，线已经在口袋里了。
姜建军蹲回门槛内侧，把那颗薄荷糖又从碟子底下拿出来看了看，然后放了回去。他看糖的时候想的是，如果下次沈先生问“糖吃了吗”，他该怎么答。说“吃了”意味着信任建立成功，说“没吃”意味着还在观望，说“等更热的时候吃”意味着有耐心。他想好了，就说“等天再热一点”，这个回答可以无限期延长，至少能撑到秋天。
铁子说的对——接之前想清楚。他想清楚了。他接。
但接的方式不是下一句就回“好，聊聊”，而是下次沈先生来的时候，先问他一句：“你替人做了八年，那个人还在位吗？”这句话是铁子刚才走之前低声跟他说的。铁子说：“问这一句就够了。他如果答‘在’，说明组织还在运转，他代表的是一套系统。他如果答‘不在了’，说明他是单独行动，那条线断了。他如果答‘你猜’，说明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告诉你。”姜建军觉得铁子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程度深得让人有点不安，但他没问。有些问题问出来，答案可能是他不想听的。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咔咔响了两声。他出门去帮陈秀兰搬晚上的菜了。菜市场门口那辆三轮车上堆着土豆、白菜、西红柿，还有一捆葱。陈秀兰正在跟卖菜的大姐讲价，讲得热火朝天，嗓门大得半个菜市场都能听见。姜建军搬起一筐土豆，筐底压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个标题写着“本市持续开展治安整顿行动”，他瞄了一眼就把报纸垫到筐底了，土豆压上去，标题看不见了。但他脑子里那行字还在——“治安整顿”。他蹲在美华楼门口的时候，治安整顿的车从门前过过好几回，警灯闪着蓝红的光，照在台阶上，照在那颗糖的碟子上，照在沈先生站过的位置上。每次都开过去了，没停。
姜建军把土豆搬进后厨，码在墙角。铁子正在切菜，刀起刀落，节奏均匀，像钟摆。姜建军站在后厨门口看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句：“铁叔叔，你觉得沈先生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铁子的刀停了一秒，然后继续切。“这一行不问好人坏人，只问稳定不稳定。他稳定，就是能打交道的人。”
“那外公呢？外公是好人还是坏人？”
铁子这次刀没停，但切菜的声音稍微变了一点，节奏快了半拍。“你外公是你外公。跟好坏没关系。”
姜建军没再问了。他蹲在后厨门口，看着铁子切完一把青菜又切一把，水珠从菜叶上甩下来，落在灶台上，落在案板上，落在铁子的手背上。阳光从后窗照进来，照在水珠上，亮晶晶的，跟门口台阶上那些瓷片一样。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纸条的边缘，纸有点软了，被他口袋里的体温捂的。他把纸条掏出来又看了一眼，确认那行字还在，没被汗水洇花。铅笔字稳稳的，像刚写上去的。他把纸条折回原来的十字形，放回暗袋里，跟外公的信挨着。两页纸，两种笔迹，两个时间刻度，在同一个暗袋里沉默地待着。
晚上他趴在桌上写作业的时候，手边的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了几个圈，圈与圈之间连着线，像一张网。陈秀兰路过看了一眼，说“你这是画蜘蛛网呢”，姜建军说“嗯，画着玩”。他把纸翻了一面，继续算数学题。负数的加减法他算得比以前快了，漏符号的次数也少了，但每次写完答案他都会倒回去检查一遍，用铅笔在负号下面画一道横线，像在给每个负号做一个标记。他心想沈先生说得对，漏了之后自己发现，这个习惯确实不算差。不算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干脆不想了，继续做题。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菜市场那边安静下来，偶尔有一两声狗叫。美华楼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台阶上，照在门槛上，照在姜建军的作业本上。他把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写上去，负号写对了，数字也算对了，他满意地合上本子，然后看了一眼灶台上那个扣着的碟子。
糖还在。碟子没动。
明天沈先生应该不会来，后天可能也不会。但没关系，线已经在口袋里了，糖还在碟子底下，他也还在门槛上蹲着。他十岁，蹲在一个饭馆门口，口袋里有三颗糖、两页纸、一张作业纸，脑子里有一张正在成形的网。他不急。
（第四十三章完）
纸条来了。沈先生约他下次聊聊。“替人做了八年”——跟外公的“查了十年”在同一个高度上。姜建军决定接这条线，但他想在接之前先问清楚那个“人”还在不在。十岁的小孩接一根从幽灵组织里递出来的线，先问一句稳不稳。他现在蹲在门口等沈先生第七次出现，膝盖上摊着作业本，本子下面压着那张叠好的白纸。台阶上第三块砖的裂缝比昨天长了大概半厘米，他早上量过的，用那根折叠尺。阳光照在美华楼的招牌上，照在菜市场铁门的栏杆上，照在他手边那颗还没吃的薄荷糖上。天越来越热了，糖纸里的薄荷糖可能已经开始微微变软了，但他还没打算吃。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天再热一点，等沈先生再来一次，等他问出那个问题，等答案落下来，像一颗糖落在台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