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的骄横，朱常洛早有耳闻。
但耳闻是耳闻，如今这道“没钱捐饷”的奏疏摆在案头，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已经稳固，朱常洵还敢这么干，不是蠢，是明着挑衅。
朱常洛于是召集讲官们商议。
刘一燝第一个拍案而起，气得胡子都在抖：“福王豪富，冠绝诸藩！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张居正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而今捐资助饷，言无银，岂人臣之所为哉！”
李腾芳却皱着眉头，缓缓开口：“殿下，福王一事，还是由陛下处置为好。”
朱常洛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心里明白李腾芳的意思。
朱常洵毕竟是朱翊钧的爱子。他虽然是太子，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继位之前就对兄弟动手，传出去，“苛待兄弟”四个字就能把人压死。
韩爌却不以为然：“福王如此藐视太子，若毫无反应，天下人又如何看待殿下？”
这话也有道理。忍了，太子的威严何在？不忍，又容易被人说成“刻薄”。
分寸，是关键。朱常洛让讲官们先去草拟奏疏，自己也在反复思量。
很快，李腾芳等人拟出了一份奏疏。朱常洛看后，眼睛一亮。
奏疏的核心思路，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替福王出钱：“请由儿臣代福王出五千两助饷银，以全兄友弟恭之意。”
这一招，把姿态做足了。不仅如此，奏疏中还“体贴”地建议：既然福王说庄田收不到田租，那些地留在手里也是鸡肋，还让福王枉担了“天下最富藩王”的骂名。不如将那些收不到租的土地还给百姓，既保全福王的名声，也免得地方骚动。
李腾芳在奏疏中说道：“地方骚然，民不堪命，王府军校倚势侵凌，轻则逼迫逃散，重则激生他变，佃户蓬飞萍散，绝意旧栖，流移者过半。异日人情骚动，相继逃亡，宁独佃种无人，租赋莫出，甚且穷而走险，借王国以发难端，岂非独王之事也？”
名为保全，实为削夺。名为兄友弟恭，实为釜底抽薪。朱常洛很满意。他略加修改，誊抄上疏。
朱翊钧收到朱常洛的奏疏，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他又让人把福王那道哭穷的奏疏拿来，重新看了一遍。
越看越气。这个糊涂东西！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已经稳了，你还这么明目张胆地不给面子，是嫌命长吗？将来朱常洛继位，就你这个态度，不收拾你收拾谁？
朱翊钧正恼着，朝堂上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快、还要猛。
户科都给事中杨涟第一个跳了出来。
杨涟就立即上疏称：“向者福王具奏，欲拨给民地，河南百姓闻之惊慌纷扰至今未息，且河南、山东两省之地但有尺寸可搜括者无不搜括，其余尽属民间恒产岂可径夺，若必依原数取盈，非削一大郡不可，祖宗二百余年无此制度，此臣下之必不敢将顺，必不能将顺者也。即使皇上欲强为之，而百姓嗷嗷地方扰动，福王亦岂能安享之乎？今果明验矣！”
杨涟第一个跳出来打朱翊钧的脸，他认为之前朱翊钧为了给福王两万顷庄田，搜扩天下，搞得天下不宁，结果呢？福王就藩之后，收不到田租，这不是应了当年这些辅臣们的话吗？
所以大钧，你要听劝，不要给福王这么多庄田。
而后吏科给事中刘宗周也上疏称：“河南、山东、湖广尽被水灾，百姓淹没流离救死不赡，而王犹取田租，天下人且群起而指王为衅端，虽有庄田安得而享？甚若投献告讦，其端一启，海内民人都不聊生，贫者枵腹而思逞，中人局足而虑患，大奸攘臂而横螫，能诬之不能清之，能危之不能帖之。人心怨恨尚犹未息，乃亲藩之虎狼复飞而食肉，河南、山东业已见告矣，然犹未已也！下至马店、山厂、竹木等厂，计必有群小假威福而肆咆哮，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矣！”
群臣本来就一向对于福王极为不满，朱常洵还敢藐视太子令旨，真当大明朝廷都是死人啊！
给事中们率先冲塔之后，部院、地方官员也立即加入其中，户部山东司郎中陆大受上疏指出：“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骛。而一闻捐资助饷，则曰乏银，如此是二万顷之庄田犹不足乎？臣不知王之意何如也！”
而深受福王府困扰的河南、山东等地的地方官也借机搞事情，纷纷上疏揭发福王府的恶行，指出所谓田租不足，根本就是扯淡，巡按河南御史过廷训就指出：“福藩田租足数之外，加添三倍，仍为未足，辄行墩锁拷挞，苦不可言！”
朱翊钧很清楚，福王这次是犯了众怒了，朝廷上下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都在想办法，各个派系为了此事都在妥协，凭什么就你朱常洵特殊？
而且在朝臣们看来，朱常洵当年就有觊觎储位的想法，现在又敢公然藐视太子令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这次科道、部院、地方官府都纷纷表态，就是因为此事触及了大明朝廷的底线，朱常洵不是在和朱常洛作对，而是在和整个大明朝廷作对了。
朱翊钧长叹一声，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这个儿子，是真的不让人省心。
李恩作为司礼监掌印，自然是劝慰朱翊钧道：“皇爷，福王殿下也是年少不知事，加以教诲，必然能够懂事的。”
朱翊钧苦笑着说道：“朕恐日后他怕是在洛阳待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