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槊这东西，制造起来颇为麻烦，马槊根本不像步槊所用的是木杆，而是取上等韧木的主干，剥成粗细均匀的蔑，胶合而成。拿韧木以做弓用的柘木为最，次以桑、柞、藤，最差也得用竹子。不仅费时费工，而且造价不菲。
槊头也要用苏钢打造，同时人马也都要装备铁甲，而是不是札甲，是类似是明光甲的大甲片，朱常洛原本是打算采用具装甲骑的装备模式的，但是李如柏认为没有必要，过重的甲胄没有任何意义，只会限制骑兵的机动能力。
所以勇士营甲胄采取的是重点防护的套路，也就是前后两片由苏钢打造的胸甲，臂铠、胫甲等组成的，战马也是如此，这样的甲片，足够防护建州部的重箭，同时内衬丝绸以防箭，仅仅是骑兵甲胄总重量也达到了三十斤，基本上可以称之为重甲了。
蒙古人的弓箭基本上是无效的，这些都是要大笔的银子才能够养出来的，六千五百骑，马匹、甲胄、武器等，就要花费四十万两，一个月的军饷粮秣也要近四万两，不过朱常洛仍旧命令内承运库支给，务必要保障勇士营的装备。
同时严加训练，保证勇士营有足够的战斗力，这支骑兵是朱常洛寄予厚望的部队，戚金虽然也在蓟镇训练步卒，但是朱常洛很清楚，强大的骑兵对于大明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强大的骑兵才能够保证官军有足够的进攻能力。
尤其是对于蒙古，朱常洛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尽管朝廷一直以来的政策就是款北虏以制东虏，但是林丹汗的得寸进尺是朱常洛所不能容忍的，林丹汗自以为自己极为重要，漫天要价，多次要求大明提高赏抚银子，同时还不愿意接受大明的物资，非要银子，动辄叫嚣入寇，这些都使得朱常洛难以容忍。
现在辽东暂时已经平息，如果林丹汗还不知趣的话，朱常洛不介意给林丹汗一点颜色看看，虽然朝廷要款北虏，但是一味妥协只会助长林丹汗的气焰，同时每年九边赏抚蒙古诸部的银子也是极为庞大的，对于朝廷的财政也构成了极大的负担。
之前户部就曾经奏报过：“一年之赏、为数不可胜计、若以五年积算、内府为之一空。而大同每年马价十万两、抚赏二万二千两、自万历三十八年至今五年、应该马价五十万两、抚赏十一万两、山西每年马价四万两、抚赏一万四千两、自三十八年至今五年、应该马价二十万两、抚赏七万两、若使虏王不为争家、一时补贡齐到。则帑藏为之一空。凡此皆臣部所深惜。”
这些蒙古诸部，索要巨额赏抚银子，一不顺从，就恫吓督抚，以入寇相要挟，林丹汗就是其中最反复无常的货色，之前巡按北直隶御史洪如钟就奏报过：“北虏抚赏银，每至三十余万，不为不多，虏胡以尚不满志。闻户、兵两部，每苦发不及时，势不得不预贷之，鬻赏诸商，故往往以下品得上值。乃夷人以领赏至族类甚烦酒食之用，日费千金，迟数日便多费数千。”
这些北虏，欲壑难填，林丹汗一开始跟大明所要的抚赏费是4万，后来30万，到后面竟开口达到了40万。最关键的是，钱人家照收，但为不为大明做事，大明要看人家的脸色。北虏对大明阳奉阴违，大明小不如意，鞑虏就“嚣然哄起”，抚赏费只是对大明的勒索。甚至大明尽管给了鞑虏抚赏，也不得不担心鞑虏又收建奴“重贿”，以致觉得抚赏给少了，又联合建奴入关蹂躏。
所以朱常洛在泰昌元年的第一份诏书就严敕九边督抚，不准妄自增加赏抚费用，甚至挪用军饷，赏抚北虏，一经发现，以叛逆论处。
朱常洛在诏书中说道：“盖夷虏之性、残忍贪戾、嗜欲无厌、逆之则肆侵掠、顺之则求抚赏事势之必然也、抚赏之举。既阴合于奴，又阳附于我，观鹬蚌之持，收渔人之利。初讲抚赏三十万，今加至一百三十万，未已也。小不如意輙嚣然哄起，未发一兵，未折一矢，而中国之财力已坐耗矣。”
对于赏抚，朱常洛的自然是极为不赞成的，与其赏抚北虏，不如赏赐军士，加强兵备，这才是朝廷正道，现在九边督抚因循苟且，不修兵备，惟以赏抚为事，国威沦丧，何以制虏？
在诏书中，朱常洛对于这种行为痛加斥责到：“祖制设官司牧，专为防护九边，不许别项支用。而今则抚臣讨镇臣，又讨索价银，又索马匹，檄催如雨，反舍己而芸人，先外而后内矣。更有难者，往岁蓟辽领过囧寺马价银二十七万久不清算，今又讨战马千匹，宣大蓟辽抚赏，万历四十八年二十二万之额幸而得完，而又领支泰昌元年五万之赏以补旧。抚赏之钱粮有限，犬羊之请乞无穷，以此赏抚之银，何做六军之饷？督抚诸臣岂不明哉？抑或背主而叛国也？”
“今度支困难，而赏抚日增，帑银不足，则用月粮补；月粮不足，则以樵采弥补，军士饥肠辘辘，剜肉补疮，剥骨见髓，则督抚诸臣以此报朕乎？尔等宁无三族乎？视朕之三尺为何物？视尔等之妻孥于何地？犹自妄言：天朝恩泽如海、望乞请给抚赏，若不量为抚赏，将来必有诸酋不能制。辟之养虎豹、然时其饥饱、达其喜怒、则骄悍之性可驯、而吾之抚赏、于是为重矣、群虏有不怀服者哉。”
朱常洛在上谕之中明确说道：“朝廷之帑银，黎庶之膏血，专以养我之军士，恤我之虎贲，非以饲虎狼，啖骄虏也！自今日起，仍有妄自赏抚者，朕必加之于大诰，勿谓朕言之不预也！”
朱常洛对于大明的所谓赏抚政策已经是极为不满的，尤其是建州崛起以来，林丹汗借由此事，狮子大开口，把大明当成提款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