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事，朱常洛一面收集情况，另一面召集阁部重臣商量此事，这也是朱常洛决策的一个特点，朱翊钧往往只跟内阁中的一两个亲信辅臣商量此事，但是朱常洛一般是个阁部重臣们一道商量此事，也就是内阁辅臣和部院正卿们一道。
这样的好处就是加重部院正卿们的权力，同时这些部院正卿作为朝廷实际行政部门负责人，对于实际的行政情况往往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行。
朱常洛问道：“诸位，如今建州染指蒙古，蓟辽交章告急，朝廷如何处之，卿等可有成算。”
重臣们互相看看，最后都把目光落在了兵部尚书黄嘉善身上，毕竟此事是兵部的该管，黄嘉善也必须出来表明态度。
黄基善起身之后说道：“陛下，内喀尔喀蒙古炒花、宰塞等，桀骜不驯，或时常侵边犯境，或频频侵吞邻部，此先朝之明鉴也，今势穷来投，不可不防，北虏犬羊之性，不可遽信也。”
黄嘉善的话，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朝廷对于炒花等人的看法，炒花对于大明，可是有血债的，之前多次袭扰辽东，万历二十六年，再次犯边，时任李如松率轻骑追击捣巢，与数万北虏骑兵遭遇，李如松率所部三千余人浴血奋战，阵亡于抚顺浑河一带，终年五十岁。
万历二十八年，炒花犯辽东，副总兵解生败没，巡抚李植解官听勘。在万历四十年以前，这么多辽东总兵和辽东巡抚，都是因为在防御蒙古时，或战死阵亡或被撤职问罪，没有一位是因为对付女真不利而被撤职的。
从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中前期，包括援朝战争这么漫长的时间内，大明在辽东地区最有威胁的敌人，始终是蒙古诸部，尤其是内喀尔喀五部，不是女真。
双方的积怨甚深，现在只不过是因为女真做大了之后，不管是大明还是喀尔喀五部，都感受到了威胁，所以才联合的，尤其是现在，林丹汗也被建州部所击败，除了大明之外，内喀尔喀五部别无依靠，所以才求助于大明的。
黄嘉善所担心的事情就是内喀尔喀五部一旦解除了威胁，会不会故态复萌，再度入寇辽东，这对于这些蒙古人来说极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点确实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就是户部尚书李汝华所陈奏的钱粮问题，大明要去救援五部，就必须要调动大军出边墙之外才行，这对于大明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需要的钱粮都是一个十分之庞大的数字。
而五部与建州部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据熊廷弼的奏报，万历三十三年，努尔哈赤得到了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的支持，他送来了二十匹马作为礼物。努尔哈赤对此非常高兴，送给恩格德尔丰富的礼物，并开始拉拢内喀尔喀的贝勒们。随着关系不断升温，努尔哈赤更是通过与恩格德尔的联姻巩固了与内喀尔喀五部的关系。
所以对于此事重臣们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但是朱常洛则是另外一个看法，他对阁部重臣们说道：“若我无动于衷，则五部必为建州所制，此如虎添翼也，且官军剿除建州部，终究是要出边墙野战的，此次正可以作为练兵之机也。”
朱常洛的看法是支持蓟辽督抚的意见，出兵干涉五部，在之前内喀尔喀五部与大明时而交战，时而通商，关系复杂多变。同时，五部也与女真各部建立了紧密的姻亲关系。这些都是朱常洛所知晓的，这次大明既然要出兵，就必须要打出军威来，而且官军也要确保立于不败之地才行。
否则的话，官军劳师远征，还大败而归，不仅极大的挫伤官军的士气，而且也使得蒙古诸部可能会彻底倒向建州部，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朱常洛命令兵部、户部等相关衙门立即做好的相应的准备，尤其是粮秣物资等事项，有不足的，上奏以闻，朱常洛动支内帑补充。
朱常洛对阁部重臣们说道：“奴酋反叛以来，掠我人民，取我边堡，神宗皇帝升遐之际，深以此贼为憾，朕为人子，不能复仇，以何立于世？且我堂堂王师，龟缩边墙，终为虏夷所耻笑，朕意已决，卿等勿复多言！”
朱常洛亲自决断，同意了熊廷弼和王象乾的建议，准备调动官军震慑建州部，同时救援内喀尔喀五部。
不过朱常洛也还是很谨慎的，给熊廷弼下达了密旨，官军出塞，不得深入，朱常洛很清楚，现在的大明官军还不具备出塞远征的能力，一旦深入草原，对于官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同时抽调蓟镇、山海、辽东三镇精骑，加山海镇总兵官杜松为援剿总兵官，统帅援辽精骑出战，之所以选择杜松，主要是因为他长期和北虏打交道，熟悉北虏的情况。
而后朱常洛召见了李如柏，询问勇士营的情况，现在勇士营已经补充了部分战马和装备，甲胄等基本上已经补全了，正在大力训练马上格斗等科目。
朱常洛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勇士营能够出战，李如柏说道：“陛下，勇士营本是诸镇精兵，现在有补充战马、甲胄等物，操练数月有余，上阵作战，自无不可。”
朱常洛当即下旨，命令勇士营指挥使赵率教率领勇士营援辽，归援剿总兵官杜松指挥，而熊廷弼也向朱常洛呈递了密疏，陈述了自己对于此战的想法。
熊廷弼认为虽然大明是要出兵保内喀尔喀五部，但是能不动兵是最好的，所以熊廷弼的意思是传令内喀尔喀五部，到开原附近来，官军再集中数镇精骑，陈兵开原，背倚坚城，外屯重兵，逼建州部不战自退。
即便是建州部和科尔沁部真的要进攻，有开原作为后盾，官军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熊廷弼则调动辽东、辽南两镇之兵，牵制建州部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