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芳和方从哲都是很清楚此举的重要性，同时也知道其中的重要性。
李腾芳仔细的看了方从哲一眼，有些好奇的说道：“这可不像元辅的风格啊！”
李腾芳这话其实有些大胆了，方从哲毕竟是首辅，李腾芳这么说确实是有些狂妄，但是李腾芳说的也确实是实话，方从哲虽然担任首辅多年，但是实际上建树不多，在万历朝方从哲主要就是承担维持朝廷运转的职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方从哲也只能够这么办了。
而现在对于方从哲的政治生涯来说，已经到了末期，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更加保守，以求将自己的任期混到功德圆满，但是方从哲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个时候想要推定科举、入仕等的大规模改革，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方从哲看了李腾芳一眼，笑着说道：“大宗伯说笑了，君子见机罢了！”
李腾芳当然是很清楚方从哲的意思，方从哲在万历朝不是不想作为，而是无法作为，当时情况下方从哲能够勉力维持朝廷的运转就已经不错了，方从哲并不是没有政治抱负的人，只是他的政治抱负被万历朝末年的朝廷现实情况所限制了，方从哲没有任何办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手腕。
但是现在朱常洛即位之后，整顿朝廷，给了方从哲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所以尽管已经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末期，方从哲也要借此机会在大明朝廷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也不想做乐意碌碌无为的首辅。
李腾芳于是说道：“那元辅以为，均及中外还是惟能是选？”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朝廷对于科举的态度问题，科举是朝廷的抡才大典，朝廷在其中采取什么态度是很重要的。
历来朝廷对于此事就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均及中外，是对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北方士子的利益有所保护，“惟能是选”有利于在考场上占据优势的南方士子，现在方从哲要推动解额的改革，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先明确才行。
方从哲和李腾芳都是大明官僚之中的人精，自然是很清楚这其中的风险的，现在大明的解额，是无数次的斗争之后所达成了平衡，大明乡试，按照录取人数的多少，第一层次为南、北两直隶，其解额数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无可动摇；
第二层次包括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 5 个南方省份，这些省份的解额数仅次于南、北两直隶的解额数；
河南、山西、陕西、山东 4 北方省份为第三个层次，它们解额数要低于江西等五省但又高于四川等 4 省；
最后一个层次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4 个边远地区，其解额数在全国是最低的。
这个解额是经过朝廷上下的激烈斗争而得到的，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特地，首先就是南、北两直隶的解额基本持平，且始终保持高解额。这是和大明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南直隶是大明文教最发达的地方，人口稠密，自然是要给予支持，解额最多，是合理的。
而北直天子脚下，虽然人口不如南直，但是有大量的官宦子弟，他们都参加顺天府乡试，所以也要适当的加以照顾。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维持南北方的大致平衡和对于边远地区的照顾，在科举考试这种一以程文为去留的体制下，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能否通过考试，进而在科举中取胜。按照常理，一个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程度越高，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就越明显，在乡试定额录取中也就容易获得愈多的解额。
以大明的现实情况来看，南方肯定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这点方从哲是不讳言的，他说道：“夫北人，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故北方有二患：一曰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叹也。”
不过朝廷在这个问题上是采取了由倾向性的做法，虽然北方各省的解额要少于南方，但是其录取率是要高于南方的，对于四川等地，更是大力扶持，比如贵州初附云南乡试，直至嘉靖十四年时令贵州独立开科，并增加云南、贵州两省的解额。
再如，四川解额在乡试定额制度制定的初期就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与河南持平，为 35 名，高于山东、山西、陕西三个北方布政使司，但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教育，四川都无法与这三个省份相提并论，这些都是朝廷的优待。
现在李腾芳要明确的就是这次方从哲对于解额的调整，究竟采取怎么样的政策，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方从哲这才说道：“大宗伯，以你之见，现在大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李腾芳不假思索的说道：“钱粮不足，开支浩大，而朝廷多事，难以支撑。”
这点确实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朱常洛即位以来，朝廷上下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其实总结起来无外乎两点，第一强兵，第二增收，这也是现在大明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方从哲问道：“大明真是没有钱粮吗？非也，是钱粮不在朝廷罢了，地方官府正印官庸碌无为，佐贰官与胥吏联手作弊，上亏国课，下损民生，惟肥己而矣！”
对于现在大明朝廷的弊病，方从哲还是看的很清楚的，直白的来说，就是朝廷正在丧失对于地方的控制，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财政能力的不足，豪绅、工商业主、海商、船主等人，家资巨万但是可以勾结胥吏，不纳一文赋税，朝廷用度、官军粮饷，全都落在普通百姓头上来了，这点自然是极为要命的。
所以在方从哲看来，必须要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才能够彻底的扭转这个局面，使得大明能够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