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想亲自听听，他凭什么认定远川造不出火箭。”
王默说到做到。
第二天上午，他从苏州飞抵北京。顾承安已经在机场等着，车刚驶出停车楼，就把宋工发来的消息递给他。
“严知行答应见面了，不过只给十五分钟。地点在亦庄，他今天参加一个小型技术交流会，宋工帮我们争取到活动结束后的时间。”
“肯见就行。”
“待遇方案我带来了。年薪、团队建设经费、长期激励都做过初稿。”
“先收起来。”王默说，“咱们今天是去请人，不是去买人。”
顾承安没再坚持。远川自发布会以来碰了不少钉子，他比谁都清楚，条件开得漂亮，未必有人愿意接。
交流会设在一栋产业园办公楼里，来的人不多，三十来名年轻工程师围着一张投影幕。王默和顾承安坐在后排，没人认出他。
台上是个穿深灰夹克的中年男人，头发已有些花白，说话却十分利落。
严知行。
他讲的不是成功经验，而是一份经过脱敏处理的试验复盘案例。
“出了问题，第一件事不是找谁背责任。”他拿笔点了点图上的两处位置，“要弄明白哪个假设错了，哪个信号被忽略了。总体觉得是推进的问题，推进觉得控制有问题，最后谁都觉得自己没错，这种项目迟早要出事。”
一名年轻工程师问：“严老师，项目一再延期，投资人不愿意继续投了，技术团队怎么办？”
严知行把笔放下。
“投资人当然可以决定投不投。钱是人家的，风险也由人家承担。”
“可工程师不能为了留住投资，就把不合格的试验写成成功。今天骗过投资人，明天骗不过发动机。”
有人继续追问，他便把判断依据与资金安排的边界讲清楚，没有拿身份压人。
王默注意到，严知行没有回避成本，也没把工程师说得比任何人高贵。他只是把两件事分开：资本可以决定是否继续，技术人员必须对自己的判断负责。
散场以后，宋工将他们带到隔壁一间会客室。
“严工，这是远川的顾承安。旁边这位是王先生，远川航天项目的重要决策人，特意从苏州过来。”
严知行认出了顾承安。
“发布会我看了。”他坐下，第一句话就不太客气，“顾总说，要让火箭替远川回答质疑。听着挺提气。”
顾承安刚要接话，他又问：“可那枚火箭，打算让谁造？”
“所以我们来请您。”顾承安说。
“我问的不是谁当总师。”严知行看向王默，“我是问，你们知道自己要造什么吗？”
顾承安把筹建计划递过去，解释远川准备先研究商业运载方向，具体型号和技术路线将由专业团队论证。
严知行翻到组织架构那页，停住了。
“总体负责人，待聘。推进负责人，待聘。控制系统负责人，待聘。”他把文件平放回桌面，“连这些岗位都空着，你们已经先向全国宣布要造火箭。”
他问王默：“你们想先把新闻做出来，还是先把火箭做出来？”
顾承安有些尴尬。发布会那天，正是他站在台上把话说出去的。
王默却没有争辩。
“严工，发布会是我同意开的。远川需要公开自己的方向，但你说的短板也确实存在。”
“承认短板容易。”严知行说，“再往后呢？一年拿不出成果，媒体天天笑话，钱也花了不少，你还愿不愿意慢慢做？”
“先看为什么没成果。方向错了就调整，方向没错，该给的时间和资金就不能少。”
“说得轻巧。”
严知行换了个问法。
“王先生，你们干了三年，钱花出去几十个亿，项目还是达不到目标。总设计师拿着数据告诉你，原方案有重大问题，得推倒重来。你怎么办？”
顾承安看向王默。这不是猎头能替他回答的问题。
“请独立团队一起审，确定错了就改。”王默说，“不能因为钱花过了，继续把钱往错误的方向扔。”
“改完还失败呢？”
“那就继续判断值不值得做。技术行不通，该停也得停。”
严知行听完，没有表示赞同。
“我以前的老板，也是这么说的。”
走廊外不时有人经过，会客室里却没人接话。
王默想再问，严知行却把话题收住：“远川有钱，我不怀疑。但资金充足，不代表决策就会尊重工程规律。越是有钱的人，越容易以为付得起代价，就能把时间也买回来。”
“所以我才想请你。”王默说，“我不懂发动机，也不会假装懂。远川现在缺的，就是一个能把不同专业组织起来、敢告诉我哪些事不能做的人。”
“你们还缺一套制度。”严知行回答，“不是今天老板说尊重技术，明天就算尊重了。谁有权中止试验？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失败后谁决定下一轮预算？这些不写清楚，换哪个总师都一样。”
王默记下了这些问题。
“远川可以先出钱做独立论证。你不需要签入职合同，愿不愿意参与，也由你决定。”
严知行摇头。
“我今天不接这个活。你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让我给方案上签个字，而是先想清楚，究竟准备建立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顾承安把公文包合上：“待遇方面，我们可以给出行业里相当有竞争力的条件，团队也由您牵头组建。”
严知行没有去看那份合同。
“顾总，你今天能谈年薪，明天能谈股权，后天还可以谈授权。我以前听过的承诺，比这些更多。”
“后来呢？”王默问。
严知行起身，拿起自己的资料。
“后来我就坐在这里，跟你们讲失败复盘。”
十五分钟的见面拖到了半个多小时。宋工进来时，严知行已经把桌面收拾干净。
“王先生，劳烦你跑这一趟。”他说，“不过远川的邀请，我不能接受。”
王默站起来，与他握了手。
“今天你指出的问题，我会回去认真处理。”
“希望不只是回去写份报告。”
宋工送两人下楼。上车以后，顾承安才说：“王总，这个人能力或许真不错，可态度也太硬了。别的候选人虽然不愿来，至少会正常谈条件。我们不一定非得选他。”
王默望着窗外的高架桥，没有马上回答。
“他刚才讲试验复盘，跟后来质疑我们的那些话，有什么区别？”
顾承安想了想：“没区别。他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不能拿投资人的进度要求替代工程判断。”
“所以他不是为了多要钱。”王默说，“也不是故意拿我们出气。”
“那您还想请？”
“先把他以前的事查清楚。”王默说，“谁有能力，谁该为失败负责，不能只听网上那几篇文章。尤其是他和上一家公司的争执，到底为什么发生。”
顾承安答应联系宋工，寻找能合法核实的公开记录和当事人。
当天傍晚，宋工接到了他的电话。
“你们今天见得怎么样？”老人问。
“没请动。”顾承安说，“不过王总还想了解严工当年的事。”
电话里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
“严知行那次离职，不是简单因为项目失败。”宋工说，“当年有一项关键试验，进度已经公开，投资方也盯得很紧。试验前，严知行坚持暂停，管理层却觉得再延期就要影响后续融资。”
“是技术问题？”
“这我不能凭听来的几句话给你定性。记录、意见书和责任归属，你们得找可靠渠道核实。”
“后来试验到底有没有进行？”
宋工没有直接回答。
“顾总，我今天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
“他当年不是不敢点火。”
“是有人明知道不该点，还非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