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二年，三月十四日。
上都天城，刑部大堂。
堂前匾额高悬，书“明刑弼教”四字。
堂下跪着一排人，有穿官服的，有穿绸缎的，有戴枷锁的。
为首一人，乃嘉平年间曾任工部右侍郎的周文达，今年六十有三，白发苍苍，跪在青砖地上，瑟瑟发抖。
“周文达，你可知罪？”
接替原刑部尚书严正清的新任刑部尚书李元度端坐堂上，惊堂木一拍，声如炸雷。
周文达叩首道：“我认罪。”
他的声音细如蚊声，可在寂静的大堂上，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自嘉平二十二年，圣明朝廷开始推行“缩官转私”，将部分官办工坊转让民间经营。
周文达时任工部右侍郎，也参与负责部分的官厂转私之事。
他在转让过程中，接受商人贿赂，故意低估官办工坊资产，将价值三十万银元的炼铁厂，以十五万银元“卖”给了商人刘福。
刘福投桃报李，送给周文达一处位于上都城郊的庄园，外加五万银元现银。
此事当年被人告发，可周文达背后有人撑腰，正是嘉平朝末期的内阁大臣陈玉风。
陈玉风压下了此案，周文达安然无恙，刘福的炼铁厂也顺利到手。
可如今，陈玉风已在永康元年病逝，周文达的保护伞没了。
更关键的是，永康帝朱载城需要钱。
抗旱要钱，凿井要钱，修暗渠要钱，安置灾民更要钱。
国库虽有存银，可远远不够，毕竟未来会有十几年的旱灾。
朱载城把目光投向了嘉平年间那笔烂账，也就是“缩官转私”中的贪腐余毒。
三月中旬，朱载城下密诏，命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清查嘉平年间“缩官转私”中的贪腐行为。
同时，命绣衣卫暗中调查涉案官员、商人之资产，掌握确凿证据。
三司会审，绣衣卫暗查，双管齐下。
三月二十日，第一批涉案官员被抓。
四月，第二批。
五月，第三批。
至十月下旬，清查结束。
结果触目惊心。
涉案官员、商人共计逾百人，涉案金额逾八百万银元。
其中，已有五百余万银元被追回，剩下的仍在继续追缴。
追赃所得，朱载城一文没入内帑，全部拨付抗旱总署，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
这笔钱，让圣明的官僚系统短期内处于廉洁度高位。
那些没被查到的官员，此时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被绣衣卫盯上的是自己。
他们不敢再伸手，不敢再贪腐，甚至不敢再敷衍。
因为皇帝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
十月末，朱载城在乾清宫召见王驰。
“王爱卿，追赃之事，你怎么看？”朱载城坐在御案后，端着茶盏，语气随意。
王驰躬身道：“陛下，臣以为，追赃是手段，不是目的。”
“哦？”朱载城故意露出诧异之色道。
王驰接着道：“追赃的目的是什么？是筹款抗旱。可抗旱之后呢？若制度不改，今日追了周文达，明日还会有李文达、张文达。嘉平年间的贪腐，靠一次清查能根除么？不能。”
朱载城放下茶盏，认真道：“你接着说。”
王驰道：“臣以为，抗旱总署五司，可以借此次追赃之势，立一套新规矩。比如，凡抗旱款项，专款专账，由绣衣卫按月核查。凡工程验收，必须有民夫代表签字。凡工匠薪酬，由工坊统一发放，严禁工匠头目克扣。诸如此类，看似琐碎，可若能持之以恒，便是制度。”
朱载城沉默片刻，忽然笑道：“王爱卿，你果然没让朕失望。”
他站起身，走到王驰面前，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朕要的，不只是抗旱。朕要的是借抗旱之势，把圣明的吏治，好好整一整。”
“臣明白。”王驰躬身道。
“另外，这是太子从中江省发回的奏报。”
朱载城转身回到御案前，拿起一份奏疏，递了出去，同时说道：“他在中江五省巡视了半年，走了十余个府县，见了上千灾民。他给朕提了一个建议，把‘以工代赈’从临时之策，变成常设之制。让灾民做工，不是做一天算一天，而是编入工部下属的工程队，按年考核，优秀者可转为正式工匠。这样既能稳定灾民，又能培养技工。”
王驰接过奏疏，认真阅读，越看越惊讶：“太子贤明，江山之幸也！”
朱载城嘴角微翘，带着一丝身为父亲的骄傲。
“太子不到而立之年，能想到这些，很了不起。”
王驰合上奏疏，由衷赞道。
朱载城点了点头，看着王驰：“王爱卿，你要好好辅佐朕，辅佐太子，别让天上的圣皇老祖失望！”
“臣，万死不辞。”王驰深深躬身。
——以下节选自《于廷读明史》——
永康二年反腐，为圣明立国以来规模最大、追赃最多之一次吏治整顿。
追赃所得五百余万银元，全部拨付抗旱总署，为圣皇传授的抗旱技术方略之实施提供了第一笔启动资金。
后世史家论及此事，多以为永康帝借抗旱之名行反腐之实，一举两得，手段高明。
然而，亦有言者，谓此次反腐之所以成功，全赖万人同梦之震慑。
若无圣皇显灵，以圣明官僚之积习，岂能如此顺利？
两说并存，孰是孰非，留待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