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 刑訊室的門
小孫被提走的第二天下午，汪曼春走進了特高課的刑訊室。她是奉山本一郎的命令來旁听的，但她在推開門之前，已經在門外的走廊里站了將近五分鐘。走廊里的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光線慘白，照得牆壁上的深綠色油漆泛出一種近乎黑色的暗光。門是鐵的，漆成灰色，門把手上磨出了黃銅的底色。隔著這扇門，里面的聲音傳不出來，但她能感覺到那種沉悶的震動——不是聲音，是某種更沉的東西，像是有人在很遠的地方用大錘敲打地面，震動通過水泥地傳上來，沿著她的高跟鞋底，從腳踝一直傳到後腦勺。
她推開門，走了進去。
刑訊室比她想象的要小。沒有窗戶，天花板很低，一盞日光燈懸在頭頂，光線刺眼。空氣里有一股說不清的味道——鐵銹味，汗味，燒焦的皮肉味，還有碘酒的味道，混在一起，像一記悶拳堵在嗓子眼里。正中間是一把鐵椅子，固定在地上，椅背和扶手上都有皮帶扣，皮帶是深褐色的，磨得發亮，邊緣有些發黑。小孫就坐在這把椅子上。他的手被皮帶固定在扶手上，手腕的地方勒出了紫紅色的印子，手指腫脹著，指甲縫里塞著暗紅色的東西。他的頭垂著，下巴抵著胸口，看不清臉。身上的灰布夾克已經被扒掉了，只剩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上星星點點的，有紅色的，有褐色的，也有燒焦的黑色的。
山本一郎坐在鐵椅子正對面的一張木桌後面。他沒有穿軍裝，穿著一件白襯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結實的小臂。襯衫的下擺扎在褲腰里，腰板挺得很直。他的面前放著一份記錄本和一支鋼筆，記錄本是翻開的，上面已經寫了半頁字。他旁邊站著一個穿白大褂的人，戴著金絲眼鏡，手里提著一個鐵皮箱子。箱子的蓋子合著，看不出里面裝的是什麼。房間的角落里還站著兩個日本憲兵，腰里別著手槍，雙手背在身後，面無表情。
汪曼春在靠牆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這是山本一郎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不在審訊者的桌子旁邊，也不在被審訊者的正對面，而是在側面的牆邊，既能看到小孫的臉，也能看到山本一郎的臉，但自己不在任何人的視線焦點里。山本一郎在給她一個觀察者的位置。既是旁听，也是旁觀。
山本一郎看到她進來，微微點了點頭，然後重新把目光轉向小孫。他沒有馬上開口，而是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喝茶的聲音在安靜的刑訊室里顯得格外清晰——杯蓋踫著杯沿，發出一聲清脆的輕響，然後是水進入喉嚨的聲音。他放下茶杯，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孫大勇，剛才的話，你再重復一遍。”
小孫的頭動了一下。他慢慢地抬起來，臉在日光燈下暴露無遺。左眼腫成了一條縫，眼皮青紫色，亮晶晶的，像是里面灌了水。右眼還能睜開，但眼白上布滿了血絲，瞳孔像一顆泡在血水里的黑豆。嘴唇破了一道口子，血已經凝固了，變成一條黑紅色的線，從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他的下巴上有一道燙傷的痕跡，皮膚皺縮著，邊緣發白，中間是粉紅色的嫩肉。那是煙頭燙的。
他的嘴唇動了動，發出一個沙啞的聲音。聲音太小，汪曼春沒有听清。山本一郎也沒有听清。他偏了偏頭，朝小孫的方向傾了傾身子。
“大點聲。”
小孫的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他咽了一口唾沫，唾沫里帶著血絲，咽下去的時候喉嚨里發出一聲干澀的聲響。然後他又說了一遍。這一次聲音比剛才大了些，像是一面破鑼被敲響，沙啞，顫著，但每個字還能分辨出來。
“糧食……交接記錄上的數量，是我寫錯了。我文化不高，寫錯數字是常事。實際出貨的數量和賬面上是一樣的。是我把一百寫成了兩百，還是把兩百寫成了一百，我自己也記不清了。筆誤。不是調換。”
汪曼春的手指在膝蓋上微微收攏了一下。她的眼楮盯著小孫，但余光在觀察山本一郎的反應。山本一郎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記錄本的邊緣輕輕敲著，敲了大約有七八下。然後他停下了。
“孫大勇，你昨天也是這麼說的。前天也是這麼說的。三天了，你的回答一個字都沒有變過。”他的聲音不大，語氣也不嚴厲，像是一個老師在耐心地糾正學生作業里的錯誤。“這讓我很為難。因為你說的是筆誤，但交接記錄上的數量出入不是一兩袋，是一百袋。一百袋糧食，不是一百顆釘子。一個人寫錯數字，有可能把一百寫成兩百。但一百袋糧食從倉庫出貨的時候要過秤，要清點，要交接雙方簽字。過秤的人、清點的人、簽字的人，三道關卡，三道目光。三道目光都看不出數量少了一百袋嗎？”
小孫的嘴唇在發抖。不是因為冷——刑訊室里悶熱得像一個密封的鐵罐子。是因為他的身體已經不听使喚了。一個人被連續審了三天之後，肌肉會開始不受控制地痙攣，眼皮會跳，手指會抖，膝蓋會不自覺地打彎。這不是意志能控制的。這是身體在被反復摧殘之後的本能反應。但即便在發抖，小孫說出來的話還是那句話。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過秤的人為什麼沒看出來。我就是寫錯了。別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山本一郎看著他，沉默了大約有十秒鐘。刑訊室里安靜得能听見日光燈管里電流的嗡嗡聲，能听見角落里憲兵的呼吸聲，能听見穿白大褂那個人皮鞋里腳趾蠕動的聲音。然後山本一郎站起來，走到小孫面前，彎下腰，把自己的臉湊到小孫面前不到一尺的距離。他的眼楮對著小孫那只還能睜開的右眼。
“孫大勇，我告訴你一件事。那批糧食的交接記錄，特高課從76號檔案室調到了原件。原件上的數量，和賬面上的數量，確實對得上。”他的聲音很輕，像是兩個人在說悄悄話。“但特高課也調到了那份交接記錄的抄寫件——不是你交到檔案室的那份，是你留在行動處備查的那份底稿。底稿上的數量，和原件不一樣。”
汪曼春的呼吸停了一拍。她不知道這件事。山本一郎從來沒有告訴過她，特高課拿到了交接記錄的底稿。底稿上的數量和原件不一樣——這說明有人在事後換了檔案室里的原件。換原件的人是誰？為什麼要換？答案她心里已經浮出來了，但她沒有讓自己去想那個名字。不是不敢想，是想了之後，所有的事情都會連成一條線。而她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那條線盡頭站著的那個人。
小孫那只還能睜開的右眼里，有什麼東西碎掉了。不是意志——他的意志在連續三天的審訊里已經被碾成了齏粉，撐著他重復同一句話的不是意志，是肌肉記憶。是鄭耀先讓他咬死的那句話，在他腦子里刻得太深了，深到刑訊把其他所有的記憶都打碎了，只剩下這一句話還立著。但現在山本一郎告訴他，底稿和原件數量不一樣。這句話像一把鑿子，精準地鑿在了他那句話唯一薄弱的接縫處。他說自己是筆誤，寫錯了數字。但如果是筆誤，為什麼會有兩份不一樣的記錄？一份是錯的，一份是對的？他寫錯的到底是哪一份？如果他在寫底稿的時候就寫錯了，那為什麼交到檔案室的原件卻是對的？如果原件是對的，那就說明他根本沒有寫錯——是有人在事後把原件換成了對的。那他咬死的“筆誤”，從一開始就站不住腳。
小孫的嘴唇劇烈地顫抖起來。他的喉結上下滾動著，想說什麼，但聲音卡在喉嚨里出不來。山本一郎直起身，走回桌前坐下。他沒有繼續追問，而是朝穿白大褂的那個人抬了抬下巴。穿白大褂的人把鐵皮箱子放在桌上，打開蓋子。箱子里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幾排玻璃藥瓶，藥瓶旁邊是幾支注射器，針頭上套著透明的塑料保護套。注射器的玻璃管在日光燈下泛著冷光。
汪曼春的手指在膝蓋上攥緊了。她知道那些藥瓶里裝的是什麼。那是特高課從滿洲731部隊弄來的東西——不是毒藥，比毒藥更可怕。注射之後，人的意識不會喪失，但神經系統會變得異常敏感，平時輕微的觸踫會被放大十倍百倍。一根羽毛落在皮膚上，感覺會像被烙鐵燙過。門縫里漏進來的一縷風，感覺會像刀子割過全身。被注射了這種藥物的人，會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承受放大百倍的痛苦，但不會昏過去，不會死。因為劑量是精確計算過的。這是山本一郎的殺手 。他輕易不用，因為用一次，被審訊的人大概率會廢掉——不是死，是精神崩潰，變成一個連自己名字都記不住的廢人。他用這個東西，說明他對小孫已經失去了耐心。也說明他對從小孫嘴里挖出那個名字，志在必得。
穿白大褂的人從箱子里取出一支注射器，撕開塑料保護套。針頭在燈光下閃了一下，像一根銀色的發絲。他把注射器插入一個藥瓶的橡膠塞，抽出里面的液體。液體是透明的，像水一樣。他把注射器舉起來，針頭朝上，輕輕推了一下活塞，針尖上冒出一滴液體，沿著針頭滑下來，在燈光下亮晶晶的。
山本一郎看著小孫，沒有看注射器。他的聲音還是那樣不高不低。
“孫大勇，我再問你一遍。糧食交接記錄，是誰讓你換的？”
小孫的右眼盯著那支注射器。他的瞳孔在劇烈地收縮，像一只被燈光照住的野兔。嘴唇在動，但沒有聲音。他的手指在扶手的皮帶上痙攣般地抓撓著，指甲在磨亮的皮革上刮出一道道白印。穿白大褂的人走到他身邊，用酒精棉球在他左臂的肘彎處擦了擦。酒精蒸發帶來的涼意讓小孫的手臂猛地抽搐了一下。穿白大褂的人用一根橡皮管扎住他的上臂，血管在肘彎處鼓起來，青色的，在蒼白的皮膚下像一條蚯蚓。針頭貼上了皮膚。
“我說。”
針頭停住了。
山本一郎抬了抬手，穿白大褂的人把針頭移開，但注射器還握在手里，針尖上那一滴液體還掛著，沒有擦掉。山本一郎看著小孫，等著。
小孫的喉結滾動了很長時間。他的那只右眼里蓄滿了液體，不是眼淚——他的淚腺在第一天就被電擊灼傷了，流不出眼淚了。那是血水，從充血的眼眶里滲出來的，沿著眼角往下淌，在臉上沖出一道淺淺的粉紅色的痕跡。他的嘴唇終于發出了聲音。聲音很小，像是從很深很深的井底傳上來的。
“鄭……鄭耀先。”
汪曼春的手指在膝蓋上猛地收緊了。指節因為用力而發出輕微的 嗒聲，在安靜的刑訊室里听得很清楚。她沒有看山本一郎，也沒有看小孫。她的眼楮盯著自己膝蓋上的手指，手指的關節發白，指甲陷進了掌心的肉里。
鄭耀先。
這個名字從別人的嘴里說出來，和從她自己的腦子里浮現出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感覺。在她腦子里浮現的時候，它只是一個假設，一個推演，一條還沒有接通的線。但從一個被刑訊了三天的人嘴里說出來，它就不再是假設了。它是口供。是證據。是釘在牆上的一根釘子。她查了這麼久，從梁仲春的賬本查到軍火案，從軍火案查到丁默村，從丁默村查到工棚里的信，每一步都像是在濃霧里走路，明明感覺到前面有一個人影，但伸手一抓，抓到的是霧。現在霧散了。那個人影站在她面前，清清楚楚的。
但她沒有感到高興。她感覺到的是另一種東西——一種從胃里升起來的、冰冷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因為她知道，小孫供出鄭耀先，並不意味著她贏了。恰恰相反，這意味著她從一開頭就被人牽著鼻子走。梁仲春第一次供出鄭耀先，是真話。她順著真話查下去，查到了丁默村。丁默村也是真的，軍統買辦，替重慶輸送物資，全部是真的。但丁默村是鄭耀先推出來替梁仲春擋刀的。鄭耀先用一個真的軍統買辦，換走了梁仲春，同時洗清了自己的嫌疑。如果不是山本一郎同時盯上了糧食調換的案子，如果不是小孫在交接記錄上留下了破綻，鄭耀先這個局就做成了。做成之後，梁仲春放出來了，丁默村替他頂了軍火案的罪，他鄭耀先干干淨淨地坐在76號副主任的位置上，繼續做他的事。做什麼事？山本一郎說過，南市電台截獲的情報，泄露的源頭在駐軍司令部、經濟司或者76號。76號分管行動處的人，是鄭耀先。
汪曼春慢慢地松開了手指。掌心里留下了四道月牙形的指甲印，紅紅的，有一點破皮。她把那只手放回膝蓋上，抬起頭，看著山本一郎。山本一郎也在看她。他的目光越過小孫耷拉的腦袋，落在她臉上。那目光里沒有得意，沒有興奮，只有一種沉甸甸的確認。他朝她微微點了一下頭。
這個點頭的意思很明確——你听到了。接下來怎麼辦，你心里有數。
山本一郎讓穿白大褂的人把注射器收起來。針頭從針管上卸下來，扔進一個鐵皮盒子里，發出一聲細小的金屬踫撞聲。穿白大褂的人把注射器和藥瓶重新在箱子里排列整齊，蓋上蓋子，拎著箱子退回到角落里。山本一郎站起來，走到小孫面前，低頭看著他。小孫的頭又垂下去了，下巴抵著胸口，汗衫的領口被汗水和血水浸透了，貼在鎖骨上，隨著他粗重的呼吸一起一伏。
“孫大勇，你今天說的話，我會記錄在案。作為你主動配合特高課的證明。”山本一郎的聲音恢復了那種不高不低的平穩。“你暫時不用回刑訊室了。會有人帶你去監室，給你治傷。但你今天說的話，明天、後天、以後任何時候如果改了，剛才那支針，還會等你。”
小孫沒有反應。他的頭垂著，肩膀在微微發抖。兩個憲兵走過來，解開他手腕上的皮帶，把他從鐵椅子上架起來。他的腿已經完全軟了，膝蓋打彎，整個人掛在兩個憲兵的手臂上，腳尖拖在地上，被架出了刑訊室。門在身後關上的時候，走廊里傳來一聲悶響——那是小孫的膝蓋磕在了水泥地上，憲兵把他重新拎起來的聲音。
刑訊室里只剩下山本一郎和汪曼春兩個人。日光燈還在嗡嗡地響著，鐵椅子空蕩蕩地立在房間正中間，皮帶扣松開著，像兩條死蛇一樣耷拉在扶手外面。椅子面上有一灘深色的水漬，不知道是汗水還是別的什麼。山本一郎走回桌前坐下，把記錄本合上。他沒有看汪曼春，低頭看著記錄本的封面，封面是牛皮紙的，磨得發亮。
“汪處長，你有什麼想法？”
汪曼春沒有馬上回答。她站起來，走到那把鐵椅子前面，低頭看著椅子面上那灘水漬。水漬的邊緣已經開始干了，顏色從深褐色變成淺棕色。她看了一會兒，轉過身。
“鄭耀先是重慶軍統的人。風箏。南市電台截獲的情報，源頭很可能就是他。物資倉庫的位置、守備情況、換防時間，這些東西行動處都經手。他分管行動處，拿到這些情報不費力。拿到之後通過他的渠道送出去，送到甦北，或者送到重慶。軍火的事，也是他指使梁仲春做的。梁仲春第一次供出他是真話，後來改口供出丁默村，是他在外面運作的結果。阿貴工棚里的那封信，是他讓人放進去的，為了把線索引向丁默村。檔案室里的交接記錄原件，也是他換掉的，為了蓋住糧食調換的事。糧食調換，糧食調換——那一百袋糧食，應該也是他弄走的。弄到哪里去了，小孫可能不知道，但鄭耀先知道。”
她說到這里，停了一下。山本一郎沒有接話，等著她繼續說。
“山本課長，這些事如果全部查實，鄭耀先不但是抗日分子，而且是76號內部級別最高的臥底。他潛伏的時間、掌握的機密、造成破壞的規模，遠遠超過梁仲春，超過丁默村。動他，76號會地震。李士群不會坐視不管。”
山本一郎的手指在記錄本上輕輕敲了一下。“李士群那邊，我來處理。你現在要做的是兩件事。第一，把孫大勇的口供整理成書面材料，讓他簽字畫押。口供要做得滴水不漏——什麼時候、什麼地點、鄭耀先讓他做了什麼、怎麼做的、誰在場，每一個細節都要問清楚，記錄下來。這份口供是釘死鄭耀先的第一根釘子，不能有任何松動。第二，從現在起，你情報處的人，全部從梁仲春和丁默村的案子里撤出來，集中到鄭耀先身上。他每天去哪里，見什麼人，打什麼電話，辦公室里的燈光幾點亮幾點滅，全部要記錄。但他很警覺，你的尾巴不能跟得太近。他在76號待了這麼久，反跟蹤的意識比梁仲春強得多。你的人如果被他發現了，他會提前動手。”
汪曼春說︰“如果他提前動手，我們怎麼辦？”
山本一郎沉默了幾秒。“他不會跑。鄭耀先這樣的人，潛伏到這個級別，花了多少年？軍統把他埋在76號，花的代價不會小。不到最後一刻，他不會放棄這個位置。只要他不跑，我們就有時間把證據鏈做完整。等證據鏈完整了，他跑不跑，都由不得他。”
汪曼春點了點頭。她轉身朝門口走去，走了兩步，山本一郎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汪處長，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她停下來，沒有回頭。
“鄭耀先在特高課對質的時候，你說他指使梁仲春破壞軍火，他反問你有沒有證據。你說沒有，他笑了。那個笑，不是得意，是篤定。他篤定你拿不出證據，因為他把證據全部抹干淨了。一個能把證據抹得這麼干淨的人，不會只在一個地方留痕跡。你查他，一定要查他抹不掉的東西。什麼東西是他抹不掉的？”
汪曼春站在那里，背對著山本一郎。走廊里的燈光從門縫里漏進來，在她腳邊投下一道細細的光線。她沒有回答，拉開門，走了出去。
走廊里還是那麼白，燈管嗡嗡地響著。她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 ，聲音在走廊里回蕩。走出特高課大樓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下來了。院子里的路燈亮著，燈光照在那輛滬A-3728旁邊的空地上——那輛車今天不在。她站在台階上，點了一支煙。煙霧在夜風里散開，和院子里燒過的落葉氣味混在一起，有一股焦苦的甜味。她抽了兩口，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尖碾滅。
鄭耀先。風箏。
她上了車，關上車門。司機問她去哪里，她說了76號的地址。車子發動，駛出特高課的院子，拐上虹口的馬路。她靠在座位上，看著車窗外一閃一閃滑過去的路燈。路燈的光一下一下地掃過她的臉，明，暗，明，暗。她的腦子里也在明暗交替。明的部分是小孫的口供，是交接記錄上的數量出入，是丁默村信件的來歷不明，是鄭耀先在對質時那個篤定的笑。暗的部分是一個人——明樓。她查鄭耀先查得越深，明樓的影子就越淡。不是明樓的問題變小了，是她分給明樓的精力被鄭耀先抽走了。山本一郎讓她把情報處的人全部集中到鄭耀先身上，這意味著老金那條線、經濟司那條線、老周那條線，全部要暫時擱置。她是情報處處長，不是三頭六臂。她的時間、人手、精力，都是一定的。用在鄭耀先身上越多，用在明樓身上就越少。
這是巧合嗎？她查鄭耀先，鄭耀先就推了一個丁默村出來。她快查到糧食調換了，鄭耀先就把小孫丟出來當壁虎的尾巴。每一次她逼近一步，鄭耀先就往另一個方向扔出一顆煙霧彈。煙霧彈散開，她的視線被擋住，腳步就慢下來了。如果這些煙霧彈不是被迫扔出來的，而是有計劃地、一顆接一顆地扔出來的呢？如果鄭耀先從一開頭就知道她在查他，從一開始就把她往丁默村的方向引，往小孫的方向引，往一切能拖住她腳步的方向引呢？如果他在替某個人擋刀呢？
汪曼春的手指在座椅上收緊了。車窗外，路燈的光還在一下一下地掃過她的臉。明，暗，明，暗。
車子在76號門口停下來。她下了車，走進大樓。走廊里，她遇到了老陳。老陳手里拿著一疊檔案，正從檔案室的方向走過來。看到她，老陳站住了，微微彎了彎腰。
“汪處長。”
“老陳，行動處上個月的物資押運檔案，還在檔案室里嗎？”
老陳的眼神動了一下。很細微，但汪曼春捕捉到了。那是一種被人突然觸及了某個角落時的本能反應——瞳孔微微一縮，然後迅速恢復。
“在。昨天剛歸檔的。”
“拿來給我。全部。”
老陳應了一聲，轉身往檔案室走。汪曼春看著他的背影，忽然叫住了他。
“老陳。那份交接記錄，你上次調閱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老陳轉過身。走廊里的燈光照在他臉上，他的表情很平靜，五十多歲的老檔案員特有的那種平靜——木然，但不呆滯，像一口多年沒有攪動過的井水。
“汪處長，我上次調閱的時候，發現交接記錄上的數量和賬面有出入。這個情況我已經向您報告過了。”
“後來呢？那份記錄還在檔案室里嗎？”
“在。我調閱完之後就放回原處了。後來有沒有人再動過，我不清楚。檔案室白天不上鎖，各處的人來調檔案，有時候我不在，他們自己拿了簽字就走。這是76號的慣例。”
汪曼春看著他。慣例。76號到處都是慣例。審訊有審訊的慣例，盯梢有盯梢的慣例，檔案管理也有檔案管理的慣例。這些慣例像一層一層漏風的窗戶紙，每一個在76號待久了的人都學會了怎麼在這些窗戶紙之間穿行，不留痕跡。老陳在檔案室待了五年，他最清楚哪些窗戶紙可以捅破，哪些不能。他剛才的回答，每一個字都是對的，但合在一起，什麼都沒說。檔案室白天不上鎖，各處的人自己拿檔案。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換掉那份交接記錄。任何人，等于沒有人。
汪曼春沒有繼續追問。她讓老陳去拿檔案，自己回了辦公室。辦公室里的台燈亮著，光暈照在桌面上，照著一份攤開的文件——是情報處昨天的盯梢記錄。她坐下來，翻開記錄。記錄上寫著︰鄭耀先，上午八點二十分進76號，十一點四十分出，去老正興菜館吃飯，十二點半回。下午三點去李士群辦公室，三點半出。五點十分離開76號，步行至邁爾西愛路，進一家茶館，六點十五分出，回76號。晚九點辦公室熄燈，離開76號，回住處。盯梢記錄寫得很詳細，時間、地點、停留時長，一應俱全。但汪曼春看完之後，把記錄合上了。這份記錄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它記錄的鄭耀先，太正常了。正常得不像一個剛剛被特高課對質過、手下的人被特高課提走審訊的人。一個真正清白的人，被特高課對質之後，會緊張，會不安，會去找李士群商量，會頻繁地打電話，會四處活動。一個真正有罪的人，也會做這些事情。但鄭耀先沒有。他每天上班，批文件，吃飯，去茶館，回住處。像鐘擺一樣規律。
太正常了，就是不正常。
汪曼春把盯梢記錄扔在桌上。她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塊水漬，形狀像一只手掌，邊緣發黃。她看了很久，然後坐直了身子，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老金。明天下午，你去一趟經濟司。找老周，問他要東西。他上次說攢的東西夠多了，該交貨了。”
電話那頭老金的聲音有些遲疑。“汪處長，老周上次說，他手里有明樓去碼頭的照片。拍到了明樓和碼頭工人交接的畫面。他開價很高。”
“給他。他要多少給多少。但東西要拿到手。拿到之後不要耽擱，直接送到我辦公室。”
她放下電話。窗外的夜色已經完全沉下來了。76號院子里那棵槐樹在風里晃著，樹枝擦著窗玻璃，發出沙沙的聲響。她沒有開燈，坐在黑暗里，眼楮里映著窗外漏進來的路燈光，一明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