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
暗桩监视从年前盯到了年后，整整三个月。
聋子老板的发报频率从每周两次降到每月一次，最后半个月一次信号都没有。
顾珂若给上海发了加急电报：再不动手就晚了。
徐望川回了两个字：“动手。”
沈怀远当天签发行动令，措辞简洁：密捕，不得走脱，不得惊动周边居民，活的。
三月初一个清晨，雷振山带着行动二队六个人蹲在鼓楼东侧巷子里。
五金铺伙计每天七点开门，雷振山选的时间是六点四十五。
伙计还没到，聋子老板一个人在后头灶房里烧水。
雷振山踹开后门的时候，聋子老板正蹲在灶台前往炉膛里塞柴火，铜壳助听器还挂在左耳上。
他听到了踹门声。
脊背瞬间绷直，右手往灶台边上够，那里放着一把剔骨刀。
雷振山比他快，一把攥住手腕往后一拧，整个人从灶台前拎起来按在地上。
挣扎了三秒，被两个行动队员摁住肩膀和双腿。
雷振山蹲下来，把他左耳上的铜壳助听器摘下来，对着灶膛的火光看了看里头的结构。
空的，什么机械构件都没有，就是一个铜壳子。
“你他妈的耳朵好得很嘛。”
助听器丢进灶膛里，铜壳被火烧的嗤嗤响。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徐望川正在兴隆贸易公司的账房里对账。
沈怀远的电报只有两行：鼓楼五金铺已收网，目标确认为土肥原系华北特务机关残余暗桩，独立运作，与鸣虫海军体系无关，已移交审讯，你那边有什么交代没有。
徐望川放下账本，在电报稿纸上写了四个字：“交顾处理。”
方维新问要不要附一份审讯建议。
“不用，她用不着。”
顾珂若独立完成了审讯，用了三天。
换徐望川来一天半就够，但结果一样。
头两天走的是常规路子，对照暗桩监视期间摸到的底细一条条过筛。
聋子老板咬的很紧，潜伏四年的老手不是白当的，软硬都不松口。
但三个月的暗桩不是白盯的。
曹德贵跑了两趟邮局，查到五金铺每月有一笔汇款寄往杭州，收款人姓陈，地址在西湖边上一条卖馄饨的小街。
第三天早上顾珂若换了路子，没带任何文件进审讯室，只带了一张照片。
雷振山派人去杭州拍的，西湖边上一个馄饨摊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弯腰给客人盛汤。
照片搁在审讯桌上，正面朝着聋子老板，顾珂若一句话没说。
四分钟后聋子老板开口了，用的是标准南京腔。
“他不知道我的事。”
之后全交代了。
大内正雄，日本陆军退役中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以华人身份潜伏南京，替土肥原机关维持一条从南京到济南的秘密通讯线。
早年在佐世保海军通讯学校蹭过三个月速成班，发报手法混了陆海军两家底子，这才解释了顾珂若此前技术分析中的判断偏差。
审讯报告发到上海的那天，徐望川在回电末尾加了一句：“告顾主任，辛苦。表已修好，走得很准。”
方维新发完这句，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问。
1936年，夏。
上海站截获了第一份真正有分量的海军情报。
方维新在例行监听中捕捉到一组异常频率的日文电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华中派遣队的换防通报。
没有加密，日本人在自己的军用频率上压根没想过会被截听。
徐望川对着一本旧书摊淘来的日文海军术语词典逐字翻译。
两个小时后拿到了结果：出云号装甲巡洋舰调往舟山，替换它的是一艘1934年才下水的新型驱逐舰，航速快六节，主要用途是护航运输船队。
宫九在旁边磨刀，扫了一眼地图上红圈。
“运什么？”
“兵。”
宫九的刀停了一下，又继续磨。
1936年，冬。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徐望川收到一条通过陈群的半张法币通道传来的暗语：西北有变。
他看着条子坐了十分钟没动，然后走到方维新的电台旁边下了口头命令：所有外勤人员停止行动，全部电台进入战备监听。
方维新问出了什么事。
“没事，例行演练。”
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上海是当天晚上。
方维新撞在门框上磕的额头通红，踉跄冲进来喊副主任。
徐望川站在窗前夹着烟，转过身看着陆续赶到的宫九和刘向东。
“兄弟们，西安那边的事会解决的，委员长不会有事。但从今天起，打日本人不用偷偷摸摸了。”
宫九靠在门框上，难得挑了一下眉毛。
“之前偷偷摸摸了？”
年底，戴笠来了上海。
没提前通知，带着两个副官从南京飞过来，在安全屋转了一圈，看了电台密码本情报档案柜，什么都没说。
走之前叫徐望川吃饭。
法租界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包厢，两个人。
戴笠亲手给他倒了一杯红酒：“望川，上海站干得不错。”
徐望川笑着举杯：“处座栽培。”
戴笠喝了一口酒擦了擦嘴角，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波澜。
“你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听说有三十号人了，编制只有十二个。”
“处座，多出来那十八个是做买卖的伙计，发的是兴隆商号的工钱不是部里的饷。您看过账的，我一分公款都没多花。”
戴笠端起酒杯看了他五秒钟。
包厢里只有隔壁传来钢琴声。
饭吃完，戴笠从副官手里接过一个牛皮纸袋搁在桌上推过来。
“组织部那边送来的报告，你看看。里头有些人名你可能认识。”
说完走了。
徐望川回安全屋才拆开。
里面是一份油印文件，没盖章没落款，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内部格式。
党务调查处在上海的情报网布局图，三分之一节点标注了联络站位置和活动频率。
其中三个节点被红笔圈出来，旁边批了一行字，说这三处近一年内与日方有不明资金往来，金额不详，用途不明。
徐望川看了两遍，合上，放回纸袋。
戴笠把党务调查处的底裤扔给他。
是送礼还是下套？
送礼，他就是戴笠捅党务调查处的刀。
下套，他查出东西往上报，党务调查处知道是谁捅的马蜂窝，死仇结定了，戴笠一根毛不沾。
还有第三种可能，那三个节点真跟日本人做生意，戴笠是真心要他查，只是顺手把辫子也留在自己手上。
三种可能也许同时成立，因为送礼和下套从来就不是两码事。
他把牛皮纸袋锁进抽屉里。
不急，先放着。
1936年的最后一天，窗外又下起了雨，跟去年除夕一样。
徐望川站在窗前，手插在裤兜里，目光落在虹口方向。
那边的灯光比去年更亮了，兵营又扩了一圈，连带着周围的民居都拆了不少。
宫九坐在角落的矮凳上擦枪，两把柯尔特拆成零件摊在绒布上，手上多了几道新添的茧。
“明年会出大事。”
徐望川说。
宫九没抬头，通条从枪管里抽出来，带出一小团发黑的油棉。
“多大？”
徐望川抬起右手，食指指向窗外虹口方向那片越来越亮的灯光。
“会开炮。”
宫九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看了两秒，然后低下头，继续擦枪。
雨打在窗玻璃上，水顺着去年就裂开的那道缝往里渗，窗台上的水渍比去年深了一圈。
楼下传来沈玉兰关门的声音，轻轻的。
抽屉里锁着的牛皮纸袋，他还没拆第二遍。
三个红笔圈出的节点，搁在那份党务调查处的布局图上，摆了快一个月了，他一直没动，但也没忘。
1936年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