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同一天，两场雨
天康元年的夏天，建康城下了两场雨。
第一场雨落在尚书省。刘师知站在廊下，看雨丝穿过槐树叶，滴在青石板上。手里攥着一份诏书草稿，熬了三个通宵写出来的。中书舍人的笔他握了半辈子，陈朝开国的仪注、受禅的诏诰、文帝的哀册，都从他笔尖流出去过。
他是个有本事的人。这一点，他自己知道。
但此刻他想的不是诏书。他想的是那个坐在尚书省正堂里的男人——安成王陈顼，带着三百人入居尚书省，朝野归心。文帝刚死，废帝幼弱，这个人迟早要出事。
刘师知把诏书草稿揉成一团，扔进了雨里。墨迹在青石板上化开，像一朵黑花。
有些事，写诏书解决不了。但刘师知一辈子只会写诏书。
第二场雨落在金紫光禄大夫的私宅。到仲举坐在檐下，面前摆着一壶酒，一碟豆干。他被贬了。从尚书仆射到金紫光禄大夫，从“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到“废居私第”，中间只隔了一场雨。
他喝了一口酒，想起很多年前长城县那个阴雨天。那时他还是长城县令，陈蒨路过，他“深自结托”。后来陈蒨喝醉了睡在他帐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他相信这是天意，从此死心塌地。
陈蒨确实对得起他。让他做了尚书仆射，让他“断决”朝政，临终把幼主托付给他。但陈蒨忘了一件事：他托付的这个人，除了忠诚，什么都没有。
到仲举又喝了一口酒。儿子到郁走进来，压低声音说：“父亲，韩子高那边……”
到仲举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有些事，喝酒解决不了。但到仲举一辈子只会喝酒。
两滴雨落在同一天。两个“老实人”，一个以为自己会写诏书就能决定朝局，一个以为自己够忠诚就能辅佐幼主。
他们都忘了一件事：权力的雨，从来不落在纸上。它落在刀上。
第一幕：到仲举的运气
到仲举这辈子最大的运气，是在陈蒨还没当皇帝的时候认识了他。
那时候陈蒨还只是吴兴太守，到仲举是他的郡丞。一次陈蒨到访，赶上下雨，到仲举独坐斋内，听见城外有箫鼓声，没一会儿陈蒨就到了。他觉得这事有点神，“乃深自结托”。还有一次陈蒨酒后夜宿到仲举帐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到仲举“祗承益恭”。
这两件事听起来像神话，放在南朝的政治语境里却很实用。所谓“神光”“箫鼓”，大概率是到仲举自己编的，或者身边人帮他编的。目的只有一个：告诉所有人，我跟着的这个人，是天命所归。这是一种政治表态，也是一种投资。
投资回报率很高。陈蒨即位后，他一路做到侍中、尚书右仆射、丹阳尹，封侯，食邑五百户。文帝对他的信任到了什么程度？史书上说，文帝病重期间，“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整个尚书省的日常运作都交给了他。
但到仲举的短板也很明显。史书说他“既无学术，朝章非所长”，选举任命的事全靠袁枢。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别人。而他的性格，“性疏简，不干涉世务，与朝士无所亲狎，但聚财酣饮而已”——不喜欢社交，不掺和是非，攒钱喝酒。
这个性格放在太平年景，是一个不错的官僚：不惹事，不拉帮结派，把活干完就回家。但放在辅政的位置上，就是致命的弱点。辅政不是“把活干完”，辅政是在权力的刀锋上跳舞。你不拉帮结派，别人会来拉你；你不掺和是非，是非会来找你。
到仲举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大概觉得自己可以靠“耿正”两个字扛过去。可惜，“耿正”在权力斗争中的实际重量，约等于一张写满了“我是好人”的纸。
而且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仲举的“耿正”，究竟是真耿直，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懒？他“不干涉世务”，可能不是不想干涉，而是不知道怎么干涉。他在尚书省“断决”政务的那几年，真正做决定的是袁枢，他只是一个盖章的人。文帝信任他，信任的是一个不会搞事的守成者，而不是一个能在危局中力挽狂澜的能臣。
文帝选错了人，但错不在识人不明，而在于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陈朝立国日浅，真正能挑大梁的人屈指可数。侯安都太跋扈，被文帝杀了；吴明彻是武将，不懂朝政；淳于量“性淳厚，无他材”，跟到仲举差不多。剩下一个陈顼，是宗室，有能力，但太有能力了——有能力到文帝不得不用他，又不敢完全信任他。
老实人的悲剧不在于他们不够聪明，而在于他们以为老实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第二幕：刘师知的手艺
如果说到仲举是靠“耿正”吃饭的，刘师知就是靠手艺吃饭的。
他的手艺是“文笔”和“仪体”。南朝是一个特别讲究礼仪的朝代，谁该穿什么衣服、谁该站什么位置、丧礼上灵座侠御该穿吉服还是凶服，这些事看起来琐碎，却关系到整个朝廷的合法性叙事。刘师知就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专业能力。陈武帝死后，朝臣讨论大行皇帝灵座侠御的服装问题。博士沈文阿说该穿吉服，刘师知说该穿凶服。双方争了半天，启请左丞徐陵决断。徐陵支持博士。刘师知不干，又上议辩驳，引经据典，硬是把结论掰了过来，“从师知议”。
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刘师知不是那种“领导说啥就是啥”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断，而且愿意为了这个判断跟人硬刚。这种性格，用史书的话说，叫“性疏简，与物多忤”——性格孤直，跟谁都合不来。
但陈朝的三任皇帝都用他。因为他的手艺没人能替代。陈霸先受禅的全套仪注是他定的，陈武帝的丧服制度是他争来的，文帝朝的诏诰是他掌的。他是一个技术型官僚，靠专业能力吃饭，不靠人际关系。
问题是，辅政这件事，恰恰是最需要人际关系的。刘师知跟陈顼的关系怎么样？史书说“恒居禁中，参决众事”的时候，他跟到仲举在一起，陈顼“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一个在中枢，一个在尚书省，看起来分工明确。但刘师知很快就发现，陈顼的“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朝野上下的人心，正在向陈顼靠拢。
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靠身份吃饭”。刘师知大概觉得：我辛辛苦苦定仪注、掌诏诰，你陈顼不过是文帝的弟弟，凭什么人心都往你那边跑？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技术人员在权力场上的致命误判，是以为专业能力可以换算成政治资本。事实上，这两样东西的汇率是不透明的，而且经常是零。
第三幕：殷不佞的矫诏
刘师知的对策，是一个看起来很高明、实际上很糟糕的方案：把陈顼排挤出朝廷。
具体操作方式是：让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去陈顼的相府，假传圣旨，说“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翻译过来就是：天下太平了，王爷您回东府去吧，管管州里的事就行了。
这个方案的最大漏洞在于：殷不佞手里的那道“圣旨”，是假的。而假圣旨要生效，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陈顼信；第二，太后和皇帝事后认。
殷不佞这个人，史书说他“素以名节自任，又受委东宫”。一个以名节自任的人，跑去假传圣旨，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大概在殷不佞看来，把陈顼排挤出朝廷是“为国尽忠”，假传圣旨只是“手段”。这种逻辑，在政治斗争中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
陈顼差点信了。他准备出城。如果这一步走成了，历史就改写了。但陈顼身边有一个叫毛喜的人。
毛喜是陈顼的中记室，也是他最重要的谋士。毛喜听说这件事后，“驰入见顼”，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陈有天下日浅，国祸继臻，中外危惧。太后深惟至计，令王入省，共康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第二句引了曹爽的故事：“今出外即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其可得邪？”
曹爽的故事，陈顼不可能不知道。高平陵之变后，曹爽交出权力，以为可以当个富家翁安度余生，结果被司马懿夷了三族。毛喜的意思很明白：你今天出了尚书省，明天就是曹爽。
毛喜这个人，在南陈的政治史上值得多写几笔。他是陈顼从北周带回来的旧部，跟陈顼一起被扣留在关中多年，感情极深。他最大的本事不是打仗，也不是写文章，而是“看得准”。他看陈顼，看的是“地望权势”；看刘师知，看的是“奸人得肆其谋”；看韩子高，看的是“兵权过重，深不自安”。每一步都看在了陈顼的前面。
陈顼“乃称疾”，不走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事：召刘师知来“留之与语”，同时派毛喜入宫见太后。太后的回答很干脆：“今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废帝的回答更干脆：“此自师知等所为，朕不知也。”
这两句话一出，刘师知就完了。他假传的那道圣旨，被太后和皇帝当面否认。更致命的是，刘师知此刻还在陈顼的掌控之中——“留之与语”，听起来很客气，实际上是扣住了。
陈顼“因囚师知”，然后亲自入宫见太后和废帝，“极陈师知之罪”，当夜就把刘师知交付廷尉，在狱中赐死。
到仲举的处理相对轻一些：贬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伏诛。殷不佞因为“少有孝行，顼雅重之”，免官而已，没杀。
刘师知从策划到被杀，前后大概不到一个月。一个掌了十几年诏诰、定了全套国家礼仪的人，死在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之外。
假传圣旨这件事，风险不在于“假”，而在于“传”。你传出去的东西，别人可以不认。而一旦不认，你就是唯一的责任人。
第四幕：到郁的妇人装
刘师知死后，“自是国政尽归于顼”。到仲举被贬，按理说应该消停了。但他没有。
他到仲举有一个儿子，叫到郁，娶了陈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官至中书侍郎、宣城太守。文帝还活着的时候，给到郁配了士马，说明文帝对这个妹夫兼亲家是相当看重的。到仲举被贬后，到郁“以国哀未之任”——因为国丧还没去上任。
到仲举“废居私宅，心不自安”。到郁也“不自安”。父子俩都知道，刘师知死了，他们不可能就此平安。
这个时候，建康城里还有一个人让陈顼睡不着觉：韩子高。
韩子高是陈文帝的旧部，出身寒微，因为容貌俊美被陈蒨看中，一路做到右卫将军，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这个人在陈朝军队里的根基，比陈顼深得多。
韩子高自己也知道处境不妙。史书说他“兵权过重，深不自安，好参访台阁，又求出为衡、广诸镇”——想离开建康这个是非之地，到外地去避祸。但陈顼不许。不放你走，就是要把你留在眼皮底下看着。
到郁和韩子高开始密谋。密谋的方式很特别：到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坐着小车，穿着女人的衣服，去跟韩子高见面。
为什么要穿妇人衣？大概是为了避人耳目。一个男人坐小车、穿女装，在当时的社会里足够怪异，不容易被人联想到“密谋”。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到郁和韩子高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狭窄，狭窄到需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维持。
毛喜对韩子高的处理方式，比处理刘师知更老练。他给陈顼的建议是：“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伺间图之，一壮士之力耳。”——先稳住他，让他不怀疑，等机会再动手，一个壮士就够了。
陈顼“深然之”。他没有立刻动手，而是等。等到前上虞令陆昉和韩子高的一个军主告发了密谋，陈顼才在尚书省召集文武百官“议立皇太子”。平旦，到仲举和韩子高入省，当场被执。
陈顼选择“议立皇太子”这个名义来召人，用意极深。到仲举和韩子高如果不去，就是对抗立太子，等于公开反叛；如果去了，就是自投罗网。两个人别无选择，只能入省。这是毛喜那套“推心安诱”策略的最终落地——诱到尚书省，一网打尽。
到仲举、到郁、韩子高，三人送廷尉，下诏于狱赐死。诏书里说“罪止仲举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余一从旷荡，并所不问”。到仲举时年五十一。到郁的儿女因为是“帝甥”，也就是陈文帝的外甥，得以免死。
到仲举从被贬到被杀，中间隔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他一直在“不自安”地活着。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出事，但他什么都没做——或者说，他做了，但做的方式太笨了。
密谋这种事，方式越奇怪，暴露的概率越大。穿妇人衣服去谈造反，等于在脑门上写了四个字：我有事瞒。
第五幕：赐死诏书里的“庸劣小才”
陈顼杀到仲举的时候，发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是理解到仲举这个人最重要的文本。
诏书说：“到仲举庸劣小才，坐叨显贵，受任前朝，荣宠隆赫，父参王政，子据大邦，礼盛外姻，势均戚里。而肆此骄暗，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国政，排黜懿亲，欺蔑台衮。”
“庸劣小才”四个字，是陈顼对到仲举的定性。但有意思的是，诏书紧接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贪腐”或“无能”，全是“骄暗”“凌傲”“擅行”“排黜”“欺蔑”——傲慢、专断、排挤宗室。
翻译一下：你到仲举没什么本事，但仗着先帝的信任，在国丧期间擅自行使权力，排挤安成王。这才是你该死的理由。
这道诏书暴露了一个事实：到仲举被杀，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具体的坏事，而是因为他“碍事”。他是文帝留下的辅政大臣，在法理上有资格参与决策。只要他活着，陈顼的每一次决策都需要考虑“到仲举会怎么说”。而陈顼不想考虑。
诏书里还有一句话特别值得玩味：“安成王朕之叔父，亲莫重焉。受命导扬，禀承顾托，以朕冲弱，属当保佑。”——安成王是朕的叔父，血缘最亲，受先帝之命辅佐朕这个幼弱之君。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陈顼才是先帝指定的真正辅政者，你们这些外臣算什么东西？
但事实是，文帝遗诏里辅政的人不止陈顼一个。到仲举、刘师知都在名单上。陈顼的这道诏书，把“辅政班子”偷换成了“朕之叔父”，一下子就把其他人变成了“多余的”。
刘师知被杀，是因为他主动出击，想把陈顼排挤出去。到仲举被杀，是因为他没有主动出击，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障碍。两个人的死法不同，死因相同：他们都是文帝留下的“法定程序”，而陈顼要做的，是绕过程序。
到仲举大概到死都没想明白：他一生“立身耿正”，为什么落得个“庸劣小才”的评价，被赐死在狱中。但陈顼的逻辑很清楚：耿正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权使。你在辅政的位置上坐了一天，你就是一天的障碍。
政治清算中最常见的罪名，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在那里”。
第六幕：庸劣与不智——史书里的两张面孔
到仲举、刘师知同受文帝遗诏辅政，最终同败于陈顼之手，史书对二人的评价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差异。《陈书》于二人本传之后各有“史臣曰”，措辞不同，褒贬亦异。两段史论合观，恰可窥见姚思廉对这场辅政悲剧的基本判断。
场景一：到仲举——“庸劣”而有臣节
《陈书·到仲举传》开篇即定调：“仲举无他艺业，而立身耿正。”这七个字贯穿了到仲举一生的评价基调。无艺业，故无锋芒；立身耿正，故得文帝终身不疑。文帝晚年“积年寝疾，不亲御万机，尚书中事，皆使仲举断决”，以“无他艺业”之人总揽朝政，所倚仗的正是这份“耿正”。
陈顼赐死到仲举的诏书，却给出了另一种评价——“庸劣小才，坐叨显贵”。“庸劣”二字，是对“无他艺业”的极端化改写。而“父参王政，子据大邦，礼盛外姻，势均戚里”，则在指责其“骄暗”的同时，无意中承认了到氏一门在文帝朝的显赫地位。同一份诏书又自相矛盾地承认到仲举“受任前朝，荣宠隆赫”，一个被文帝如此信任的人，当真“庸劣”若此吗？
真正为到仲举定评的，是《陈书·韩子高传》的史臣曰：“仲举、子高，亦无爽于臣节者矣。”“无爽于臣节”——这是南朝正史中对一位失败者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姚思廉没有为到仲举的“骄暗”辩护，但明确指出了他与韩子高“共为表里”的密谋，本质上并未背离对文帝的忠诚。赐死诏书中的“规树仲举，以执国权”，不过是陈顼为夺权正当性而编织的说辞。
场景二：刘师知——“博涉多通”而“暗于机变”
刘师知得到的评价，比到仲举更为苛刻，也更为惋惜。
《陈书·刘师知传》的史臣曰：“刘师知博涉多通，而暗于机变，虽欲存乎节义，终陷极刑，斯不智矣。”“博涉多通”四字，是对其一生专业能力的最大肯定。掌诏诰、定仪注、议丧服、撰起居注，每一项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暗于机变”四字，则精准地刺中了这位技术官僚的致命短板——精通规则，却不谙人心。
刘师知“性疏简，与物多忤”，本传中的这句评语，与史臣曰的“暗于机变”形成了互文。一个与人相处多有抵触的人，在需要与人周旋的权力斗争中，天然处于劣势。他的“不智”不在于不懂礼制，而在于不懂权力。密谋“出顼于外”时“众犹豫，未敢先发”，他作为首谋者，既不能说服同谋，也不能控制执行者殷不佞，最后被陈顼以“称疾”一招轻易扣住——整个过程暴露的正是“暗于机变”的本质。
但史臣仍保留了一丝回护。“虽欲存乎节义”——刘师知的出发点，是维护文帝留下的辅政格局。他不是一个篡权者，而是一个试图用“正确的方式”守护“正确的事”的人。只是那个时代，从来不奖励“正确的方式”。
然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另有一番苛评：“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赵翼的批评直指刘师知一生最不光彩的一页：他亲手参与了弑杀梁敬帝。陈霸先事后对他说“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这七个字，是对一个“忠臣”最刺骨的讽刺。一个曾在旧主面前被骂“卖我”的人，后来以“辅政忠臣”自居，历史的回旋镖从未缺席。
场景三：两段史论的对读
将两段史论并置，一条暗线浮现出来：到仲举“无他艺业”却“立身耿正”，刘师知“博涉多通”却“暗于机变”。一个输在能力，一个输在性格。但两人共同的特征是——“无爽于臣节”。
姚思廉对到仲举的宽容，源于他承认“臣节”本身是一种价值。到仲举没有背叛文帝的托付，他只是无法与陈顼抗衡。而他对刘师知的批评——“斯不智矣”，其潜台词是：一个如此聪明的人，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选择了最不明智的方式去实践忠诚。这种“不智”，比“庸劣”更令人叹息。
两段评价的共同底色，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南朝那个权力更迭如走马灯的时代，忠诚需要的不只是决心，还需要与“不忠者”博弈的能力。到仲举和刘师知都不缺决心。他们缺的是把决心变成胜势的能力——一个缺在能力本身，一个缺在运用能力的方式。
史书写完了，但那个问题没有答案：如果忠诚注定失败，它还是忠诚吗？姚思廉用“无爽于臣节”给出了他的选择。至于这个选择是否成立，他把它留给了每一个翻开书页的人。
第七幕：现代启示录
第一课：房子与装修，别搞混了
到仲举是文帝的“旧屋”，靠的是产权绑定——文帝在，他就是尚书仆射；文帝不在，他什么都不是。刘师知是文帝的“精装修”，靠的是技能可迁移——仪注、诏诰、礼制，换个房主照样能用。
但两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以为自己在给“朝廷”这栋公共建筑干活，其实陈顼早把它改成了私产。职场上，你以为是给公司干活，往往是在给某个人干活。当那个人位置变了，你的“旧屋”和“精装修”都得重新估值。最危险的不是没能力，是错把别人的房子当成了自己的家。
第二课：想让人暴露，先让人安心
毛喜对付韩子高的办法堪称经典：送兵、送铁、送炭，让他修甲兵、做准备，意图暴露得一干二净。人在“被讨好”时警惕性最低。
这招在职场上有个变体：领导突然特别客气，给你加资源、加人手、加预算。先别急着高兴。不是每个加薪的领导都在布局，但每个在布局的领导都懂得先给甜头。真正的危险，往往伪装成善意到来。当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不妨问自己：是谁在让我觉得顺利？他图什么？
第三课：名节这东西，不由自己定价
殷不佞“素以名节自任”，却干了矫诏的活儿。事情败露后，刘师知死了，王暹伏诛，他却因“少有孝行”被陈顼免官而已。一个“以名节自任”的人做了最没名节的事，却因“孝行”活了下来。
名节在权力斗争中，有时是护身符，有时是遮羞布。它的价值从不由自己决定，由需要它的人决定。陈顼不杀殷不佞，不是因为尊重名节，是因为需要“不杀孝子”的名声。你苦心经营的人设，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个可用的道具。
第四课：需要伪装的事，大概率不该做
到郁每次去找韩子高密谋，都要“乘小舆，蒙妇人衣”——坐小车、穿女装、蒙面。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他自己知道这件事见不得光。
如果大大方方去拜访，韩子高是文帝旧将，到郁是文帝妹夫，正常社交谁也说不出什么。但穿女装密谋，性质就变了。秘密之所以是秘密，不是别人不知道，是你自己先觉得不能让人知道。一个密谋者最危险的时刻，不是被人发现的时候，是他觉得“穿成这样就不会被发现”的时候。虚假的安全感，比任何告密者都致命。
第五课：你可以用专业赢得一切，除了权力斗争
刘师知一生经营的人设是“技术官僚”：不问政治，只管干活。掌诏诰、定仪注、议丧服、撰起居注，每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陈顼权势日盛时，他选择“心忌之”然后动手。
一个技术官僚开始搞政治，就像装修师傅去砸承重墙——他以为自己懂这栋房子，其实只懂表面。刘师知懂礼仪、懂制度、懂文书，但不懂人。权力斗争从头到尾都是关于人的。他在礼制辩论中赢过沈文阿，在文书工作中赢得过文帝信任，但他从来没有赢过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败给陈顼的方式，和他当年驳倒对手的方式一模一样——他以为道理在自己这边就够了。
尾声：两滴雨的回响
一千四百多年后，南京的夏天依然会下雨。
你坐在写字楼里，看着窗外的雨丝。手机弹出一条消息：项目组解散了，你被调到了一个清闲的部门。你端起茶杯，想起当年跟你一起入职的那个同事——他什么都不会，但跟对了人，现在已经是副总了。
你心里说不上是嫉妒，还是庆幸。嫉妒他命好，庆幸自己至少还有本事。
到仲举和刘师知，死了。但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死。
靠关系的人，在关系断了之后，还剩什么？
靠本事的人，在本事被权力碾压之后，还剩什么？
到仲举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在一个雨天，他决定投靠陈蒨。刘师知一辈子也只做对了一件事：写了很多漂亮的诏书，证明了“技术骨干”的价值。然后他们都死了。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以为做对了就够了。
今天我们骂他们“愚忠”，笑他们“不懂政治”，但如果把你放回天康元年的建康，手里没有兵，背后没有靠山，面前是一个强势的宗室王和一个幼弱的皇帝——你选哪边？
你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到仲举以为忠诚就够了，刘师知以为道理就够了。结果一个死在了酒桌上，一个死在了奏章里。
历史不会告诉你答案。它只是站在雨里，看着一个又一个“老实人”走进去，然后什么也不说。
那两滴雨，落了一千四百多年。今天落在你的窗前。
你听见了吗？
仙乡樵主读史至此，有诗咏曰：
顾命宫车晚，台城夜气清。
中书毫枉巧，仆射节徒贞。
伪诏风先泄，幽囚草自生。
九原如可作，青史为谁平？
又：天康顾命，到仲举、刘师知同受遗诏。谋逐高宗，事败，俱下北狱死。建康秋色，千年如故。赋此。《玉京秋》词曰：
秋气肃。台城暮云合，乱鸦争宿。
共承玉几，丹书空轴。
霜诏东归计密，倚彤墀、残漏幽独。
恨难赎。狱灯青冷，断魂相续。
往事凭谁堪读。算当时、儒冠误局。
砌藓埋愁，宫垣游鹿，兴亡翻覆。
白土冈前，剩几缕、烟锁秦淮寒绿。
夜风促。吹老钟山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