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吐出一串数字。
李家港站在窗边，没去碰那张纸。纸上的曲线沈嘉仪已经提前三天画给他看了——日经指数从三万八千点往下掉的那根线，像是被人用刀在纸上划了一道口子。现在传真里的数据只不过是在那根线底下多添了几个小数点。
“什么时候破，谁都不知道。”
这是他三个月前对沈嘉仪说的话。那时候东京的地价还在涨，三菱地所的报价还咬在每坪四千五百万上不下来。现在银座那些“売地”的广告牌还在，但旁边多了一行小字——“価格応谈”。价格面议。不标价了。不是不想标。是不知道该标多少。标高了没人问，标低了怕人看出心虚。
李家港转过身，把传真推到桌边。
香港的秋天和东京不一样。中环的写字楼里，中央空调吹出来的风没有银座酒吧里的山崎那么暖和。但也没有那种让人后背发凉的东西。那种东西，在东京的每一间地产中介公司的灯箱广告里，在三菱银行柜台后面那些不再要求抵押物的贷款表格上，在银座酒吧里那个伸出四根手指的日本人的眼睛里。四千万一坪。三个月前他伸出四根手指的时候，脸上是一种近乎虔诚的表情。现在呢。
李家港不知道那个日本人现在是什么表情。但他知道松本健一的表情。第297章最后，松本把父亲那张“技术立国”的照片放进抽屉。面朝下。那一个动作，比松芝株式会社的年度财报更能说明问题。
笃、笃。
门开着。沈嘉仪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指节敲了两下门框。
“李生。东京那边——三菱地所的会长，想和你通电话。”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他有时间。”
李家港看了沈嘉仪一眼。三菱地所的会长。那个三个月前在帝国酒店隔壁那块地上开出每坪四千万的日本人。那个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说过“东京的地价永远不会跌”的日本人。他要通电话。
“什么议题。”
沈嘉仪走进来，把文件放在桌上。“之前我们挂牌出售的那几处东京物业，三菱地所那边想重新谈价格。”
“不是五倍账面吗。”
“现在他们只出三倍。”
李家港靠回椅背。三个月，从五倍跌到三倍。两个月，跌了四成。一个月，可能连两家叫价的都不剩了。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问：“其他两家呢。”
“退出了。说‘市场环境变化’。”
“变化。”李家港重复这两个字，声音里没有嘲讽，也没有幸灾乐祸。他很平。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沈嘉仪知道，这种平静下面，才是这个人最危险的时候。
“你怎么看。”李家港问她。
沈嘉仪站着没坐。她的手指在西装袖口上轻轻捻了一下——这个动作她自己都没注意到，但李家港看到了。
“泡沫在漏气。”她说，“不是破。是漏。银座最好的地段还有人买，但买家的出价不如以前爽快了。名古屋和大阪的商用物业已经滞销了，银行那边还在撑。三菱银行上个月还放了一笔没有抵押物的贷款给一家地产公司——规模是两亿美金。我问过东京的人，他们说那家公司的资产报表上，主要估值来源是他们持有的银座物业。按每坪四千五百万估的。”
“四千五百万。”李家港说。
“现在可能只值三千万。”
“那你觉得，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沈嘉仪沉默了片刻。“明年春天。”
李家港没说话。他等她继续说。
“银行不可能一直装傻。大藏省已经在放风要收紧信贷了。一旦窗口关上——所有靠贷款撑起来的估值，都会变成纸上的数字。”她顿了顿。“比1929年更快。”
李家港看向窗外。维港对岸，中环的建筑工地上吊塔还在转。他想起了什么——很久以前的事。但不是1929。是1978。那年他刚从2023年的教授变成香港破产继承人的时候，翻看爷爷留下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的是“科技救国”。第二页，爷爷用毛笔抄了一段《易经》。他在抄到“亢龙有悔”的时候换了一行小字——“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爷爷那辈人，经历过战乱，见过上海滩从纸醉金迷到一夜崩塌。他们不用看K线图。他们看的是规律。是所有事情涨到顶点之后，一定会往下掉的那个规律。
“还有一件事。”沈嘉仪的声音把他拉回来。“松芝。”
李家港没有转头。“说。”
“松芝在哥伦比亚影业之外，还投了一笔钱。规模不大，但方向不对——他们通过离岸基金，在东京股市做了杠杆做多。如果日经跌到两万点以下，那笔杠杆会爆仓。对松芝整体来说不是致命伤，但会影响他们的信用评级，银行那边可能会收紧松芝的信贷额度。”
“多少。”
“大概四亿美金。”
四亿。对松芝来说不是大数目。但在信贷收紧的节骨眼上，四亿美金的窟窿够松本健一在董事会上被那群老股东指着鼻子骂三个月。
李家港的手指在椅背上轻轻敲了两下。“松本知不知道他的风险敞口。”
“应该知道。但这个盘子里，不是他一个人在操作。松芝的投资部门有自主权，自从他签了哥伦比亚影业之后，投资部那帮人觉得松本的风格就是激进扩张，开始替他‘加码’。”
李家港不说话了。沈嘉仪看着他的侧脸。从1978年第一次在信贷部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她就学会了一件事——他不说话的时候，往往在做最重要的判断。那张脸上的安静不是空的，是在算。在算所有人的棋，包括他自己的。
良久。
“松本的电话，如果打过来——”李家港开口。
“不会。”沈嘉仪打断了他。
他转头看她。
“他不会打给你。”沈嘉仪说得很轻。“他推掉你的报价，是因为他要面子。现在银座的地价开始跌，他更不会来找你。松本健一这个人——可以输，但不能求。”
李家港笑了。不是苦涩。是一种很淡的、很远的笑意。像是想起了拉斯维加斯凌晨三点，那个用钢笔在餐巾纸上画芯片的日本男人。那时候松本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画错了就涂掉，涂了再画，餐巾纸洇出墨迹也不管。他不肯问第二张纸。因为他觉得画错是自己的事，浪费别人的纸，是丢脸。
“你说得对。”他说。“他不会打。”
沈嘉仪没有接这句话。她把另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次只有一页纸。
“这是我做的最新一版情景分析。”她说。“如果日经跌破两万点，港币的联系汇率会面临下一波冲击。到时候，香港的楼市可能会跟着回调。”
“多少。”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够买。”
沈嘉仪抬起眼。“买什么。”
“买时间。”李家港站起来，走到窗边。“泡沫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跑。跑的时候就会撞到人。撞倒的人没人扶。我们扶。”
“你是说——”
“香港。”他说。“1997之前，每一轮恐慌都是有人在跑。跑的人丢了资产，捡的人——不用抢，弯腰就行。但这一轮，我们不是捡。我们是守。1997还有七年。这七年里香港还要经历多少次唱衰，我不知道。但泡沫破一次，香港的资产就会被低估一次。被低估的时候，有人买，就有人不卖。我们不卖的，留给香港。”
沈嘉仪看着他的背影。维港午后的阳光从玻璃幕墙折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毯上。她忽然想起第247章，在美国那间会议室里，她连着好几夜没合眼，指挥数十个离岸账户暗中吸筹。那时候她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陪他疯了。后来她说了很多次最后一次。
但每一次都不是。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松芝如果在泡沫破裂后被迫变卖资产，”李家港转过身，“东南亚的渠道，我们接。”
“以什么价格。”
“比市价高一点。让他知道，不是趁火打劫。”
沈嘉仪点点头。她没有问为什么。1978年他翻遍工业目录在九龙城寨废弃仓库里找到被遗忘的元件时，她没有问为什么。1983年港元危机他说“全押”时，她没有问为什么。1987年黑色星期一他指着美国那家太阳能公司的屋顶说“凤凰能源今天在这里诞生”时，她也没有问为什么。她知道这个人做事，一半是算，一半是不算。算的是生意。不算的——是对手。
沈嘉仪转身走到门口。
“东京那个会长的电话，你接不接。”
“接。”李家港坐回椅子上。“让他开价。他开三倍，我还四倍。他要是不同意——就留着。”
“留着？”
“银座那块地，他卖不出去。三个月后他会再打过来。到时候开价的是我们。”
沈嘉仪抿了一下嘴。没有笑，但眼角有一点弧度。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对他不客气，”李家港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对松本，留一手。”
“为什么。”
“他值。”
沈嘉仪出去了。门合上的声音很轻，像是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被吞掉了半截。
李家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没有银座那么多霓虹灯，但货轮还是一艘接一艘地开过去。他低头看着桌上那份文件——沈嘉仪做的情景分析，第一行字写的是：“若日经指数跌破点，建议启动东南亚渠道收购预案。”
他把文件合上。
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茶已经苦了。但他没有放下杯子。凉掉的茶，比热的更提神。他忽然想起第297章松本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在这份协议上签字？”那天他回答了三个字。我会的。现在他想补充一句，但没有打电话。因为他知道，即使补充了，松本也不会听。他们这种人都一样——走到这一步，不是不知道前面是悬崖。是知道，但已经在悬崖上了。停不下来。只能飞。或者掉。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他用了很久的照片墙前。第一张还是1978年暴雨夜的旧工厂——空荡荡的车间，蒙尘的注塑机，福伯站在门口，袖子卷到胳膊肘。阿强蹲在机器旁边，手里拿着扳手。背景是那个破产通知书贴过的墙壁，纸撕掉了，胶水的印子还在。最后一张——是1984年拉斯维加斯的酒吧，他和松本健一。凌晨三点。背景是满桌的餐巾纸，每一张上都是芯片架构图。松本拿着钢笔，他拿着铅笔。两个人都没看镜头。松本在笑，他在皱眉。那一夜他们画了整夜。那一夜他们谁都没提泡沫。因为那时候没有泡沫。只有芯片。
他把这张照片从墙上摘下来。
翻到背面。照片背面有几个字，是1984年那天晚上松本写在餐巾纸上，后来他让摄影师拍下来的——“未来五十年的科技版图，将由我们俩来定义。”
李家港把照片放进抽屉。没有面朝下。是正面朝上。和爷爷的笔记本放在一起。他对自己说：“泡沫什么时候破，谁都不知道。但它一定会破。他飞他的。我等他掉。掉下来，我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