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莫斯科。气温零下二十七度。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科洛廖夫——和那个设计了人类第一枚洲际导弹和第一艘宇宙飞船的苏联火箭总设计师同姓，但没有血缘关系——站在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的走廊里，看着自己呼出的白雾在空气中凝结成冰晶。走廊尽头那扇窗户的玻璃缺了一个角，是去年十月被人卸走的。卸走那块玻璃的人是他的学生，一个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发了十一篇论文的年轻博士，在黑板上写满偏微分方程时手指被冻得握不住粉笔，就用橡皮筋把粉笔绑在食指上继续写。他说老师，对不起，我家里的窗玻璃碎了，商店里买不到新的。科洛廖夫说拿去吧。他没有说的是，那块玻璃是自己卸下来放在走廊里的，本来打算这个周末装上。但他忘了。那以后每个周末，他都在排队买面包的队伍里度过。
走廊里没有暖气。研究所的供暖管道在三年前的冬天被冻裂过，此后一直没有修好。不是没钱修，是管道工开的价格比研究所全年预算还高。科洛廖夫今年七十三岁，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工作了二十一年。他的实验室里有一台mbE分子束外延设备——全苏联只有两台，另一台在莫斯科大学，已经三年没有开过机了。科洛廖夫这台还能用，因为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一个芬兰教授，那人在赫尔辛基帮他买了一瓶特种真空泵油。那瓶泵油现在还剩三分之一，用完之后这台mbE就会和莫斯科大学那台一样变成一堆精密废铁。
他站在走廊里，等着今天要来的人。昨天下午，研究所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天花板上吊着一颗没有灯罩的白炽灯泡。所长说谢尔盖，明天有几个中国香港的人要来，说想和我们谈谈合作。科洛廖夫说谈什么。所长看着桌上那叠这个月的水电费账单说他不知道，但他们带了一台暖气机。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不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那种清脆的声音，是雪地靴踩在化了一半的雪上发出的那种沉甸甸的声音。两个人。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年轻人——中国人，大概三十出头，眼镜片上结了一层冰雾。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穿着深蓝色风衣，没戴帽子。在这个气温下不戴帽子只有一种人——习惯了更冷的冬天。
“科洛廖夫教授。”年轻人的俄语发音不太准，但每一个重音都放在了正确的位置。“我叫陈，是创世纪实验室的。这位是——”
“我知道。”科洛廖夫看着那个穿深蓝色风衣的人。“我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在莫斯科国家饭店包了房间，只做一件事——在硅谷那些猎头之前找到我们。”
李家港站在走廊里，没有反驳，看着墙上的公告板。上面贴满了各种学术会议的通知——最上面一层是1991年3月的苏联科学院年会，盖着已停用的公章；下面压着1990年的约飞研究所年度学术报告会，主讲人名单里有三位已经去世了；最底层是一张手写的寻物启事，墨水褪得几乎认不出来——“寻找一瓶高纯度锗烷气体，用于量子阱实验。如有线索请联系半导体物理实验室。谢谢。”
贴这张寻物启事的人大概不知道，高纯度锗烷气体在今天的莫斯科比鱼子酱还难找。因为生产锗烷的化工厂在乌克兰，乌克兰上个月刚宣布独立，海关关了，物流断了。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境上堆满了等待清关的集装箱。锗烷气体属于特种化学品，需要冷藏运输，需要特殊许可证，需要两边海关同时盖章。但现在两边海关的印章已经不是同一个国徽了。所以那瓶高纯度锗烷大概现在还卡在哈尔科夫郊外某个没有暖气的货运站里，和一堆同样被困在边境上的货物一起，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中慢慢变成废品。
“你们带的东西。”科洛廖夫说，不是问句。
“面包。药品。暖气机。”李家港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财务报告。“还有一份体面的聘用合同。实验室温度可以调到恒温——我们的无尘室常年保持正压送风。住宿安排在大学旁边，家人一起接来。不需要排队。”
科洛廖夫看着他。走廊里安静了很久。久到远处那扇缺了一角的窗户灌进来的风把墙上那叠学术会议通知吹得哗哗响。从1991年3月的苏联科学院年会，到1990年的约飞研究所年度学术报告会——一层一层往下翻，像是有人在用手指翻阅这个国家过去五年的日历。翻到最后那张手写的寻物启事时，胶水终于撑不住了，纸片从公告板上脱落，飘向地面。科洛廖夫弯腰接住它。他的手很稳，是做了二十一年半导体异质结实验的手，在零下二十七度的走廊里没有颤抖。他站起身，把寻物启事夹回公告板上，然后转过身，面对那个穿深蓝色风衣的中国人。
“我在这间研究所工作了二十一年。我的实验室里有一台mbE分子束外延设备，全苏联只有两台。另一台在莫斯科大学，已经三年没有开过机了。我这台还能用，是因为一瓶芬兰教授送给我的真空泵油。那瓶油还剩三分之一。用完之后——”他停下来。窗外的风吹得公告板上那叠纸片又哗哗响起来。
“用完之后这台mbE也会死掉。它死了之后，苏联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的所有研究数据，就全部锁在硬盘里。那个硬盘现在还转着，还能读，还能写，因为实验室的电还没有断。但下个月我不确定。我付不起电费了。不是研究所的电费，是我家里的电费。我妻子去年去世了，葬礼之后我把她的养老金存折翻出来，里面还剩四千七百卢布。四千七百卢布在1991年春天还能买一台彩电，到1991年秋天只能买两条黑面包。现在——大概还能买一根蜡烛。如果下个月我付不起电费，我就只能在烛光下看实验数据。但你们带来了暖气机，所以我可以继续在实验室里待到很晚。因为那里有电，不用付我家的电费。”
李家港没有打断他。他知道一个做了二十一年实验的科学家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么多话。这些话不是抱怨，是在交代后事。
“我可以带所有的实验数据。量子阱激光器，二十年。还有高纯度锗烷——不用你们找，我知道在哪里。我有个学生在哈尔科夫，他会把最后一批材料带出来。不需要工资，只要实验室和暖气。”科洛廖夫看着他，目光越过镜片上那层冰雾，很干，像是列宁格勒被围困那年冬天的天空。“但我有一个条件。”
“请说。”
“我有几个学生——不是研究生，是跟我做了十年以上的副研究员。他们比我年轻，比我更需要一间恒温的实验室。你们安排他们先走。”
李家港看着这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他的手指没有冻僵，他接住那张飘落的寻物启事的时候手还很稳。他不是在卖自己的勋章。他是在替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那些在黑板上写满偏微分方程的年轻人，他们被冻得握不住粉笔的手，应该去一个不用把橡皮筋绑在食指上才能写字的地方继续写方程。
“所有人一起走。你，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家人。还有那瓶高纯度锗烷——我派专人去哈尔科夫取。”李家港从风衣内袋里掏出一份合同，只有一页。科洛廖夫接过合同。没有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拔开笔帽，在最后一页签了名。科洛廖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笔迹很稳，不是在签合同，是在签一张通往明天的车票。他签完之后把笔帽套回去，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
“我以为我会被当作废铁扔掉。”
窗外莫斯科的雪正在下。那扇缺了一块玻璃的窗户外面，白桦林的枝丫被积雪压弯了腰。但树干还是直的。不管雪多大，树干还是直的。李家港接过合同，看了一眼签名栏里那个和苏联火箭总设计师同姓的名字。这个人不是废铁，这个人是苏联在半导体异质结领域二十年积累的全部。如果把他的实验数据、他的学生、他那台还剩三分之一瓶真空泵油的mbE设备全部加起来，大概抵得上一个中型芯片公司的研发部门——而他只需要一间可以恒温的实验室和一张让家人一起登机的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