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深秋。香港。
方洁瑛的画室在湾仔一栋旧唐楼的四楼，窗外是电车轨道，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叮叮车驶过，铁轮碾过钢轨的声音穿过半开的木窗传进画室里，像一只生锈的钟摆在敲。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过去几个月她带着新成立的乡村艺术教室团队在粤北山区和湘西苗寨之间奔波，住的是村小腾出来的空教室，窗外只有蛙鸣和风吹竹叶的沙沙声。上个月她刚回到香港筹备年底的个展，《四十年·紫荆花开》，每一幅画都要重看一遍，不满意的就撕掉。角落的画架上还搁着一幅没画完的紫荆花，花瓣只勾了线，颜色还没上。
她站在画架前，手里拿着一支没有蘸颜料的画笔，对着那朵只勾了线的紫荆花看了很久。然后她放下画笔，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沈小姐。我是方洁瑛。明天下午——你有空吗。来我的画室，喝杯茶。”
沈嘉仪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发用黑色发夹别在耳后。方洁瑛已经在阳台上摆好了茶具，是一套旧得有些褪色的紫砂壶。茶叶是铁观音，从湾仔一间开了四十年的茶庄买的，老板认识她，每次都会多给半两。
“这间画室开了十几年。你从来没有来过。”方洁瑛倒了一杯茶放在沈嘉仪面前。
“你约我来，不是请我喝茶的。”
方洁瑛没有否认。她端起自己的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子里慢慢舒展开的茶叶。“你不该负她。”她说。声音很轻，轻到被窗外驶过的叮叮车碾碎了一半。但她知道沈嘉仪听到了。
沈嘉仪没有回答。她端起茶杯，铁观音的香气在鼻尖散开，很淡，但很持久。她想起1983年港元危机那个深夜，她在这栋楼下的电车站等车。那晚没有月亮，只有叮叮车铁轮擦过轨道溅起的几点火星，在潮湿的夜风里一闪就灭了。她刚做完一份市场分析报告，数据全部指向港币即将在三个月内见底。她没有坐车，站在站台上看着对街这栋旧唐楼四楼亮着的一盏灯。她知道那是谁的画室。她没有上去。之后她把那份报告放进了给李家港的文件夹里，没有任何附言。他看完之后只问了她一句话——“你确定。”她说确定。然后他说——“全押。”
那是她这辈子最精准的判断。不是之一。没有那次全押，就没有后来的创世纪集团，没有日本泡沫的全身而退，没有苏联科学家在启德机场走下舷梯时脚上穿着的新羊毛袜。但那天晚上她站在叮叮车站台上，看着四楼那盏灯，心里想的不是港币汇率，不是杠杆倍率，不是三个月后究竟能赚多少倍。她只是在想，那盏灯为什么那么晚还没熄。
“那天晚上你在画画。”沈嘉仪说。
方洁瑛放下茶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那天晚上画的是什么。”
“我不敢问。”
方洁瑛站起来，走到画室角落，从一堆旧画框后面翻出一幅用白布蒙着的画。画不大，大概两尺见方，白布上落了一层薄灰——已经很久没被人碰过了。她把白布揭下来。画面上是两棵树，并排站在一片被风吹斜了的草地上，一棵是紫荆花，开得正盛，花瓣落在树根边上，堆成一小圈紫红色的雪；另一棵是银杏，叶子全黄了，扇形叶片在风中微微扬起，像是有人在树下翻了一本旧书。两棵树的根在地下交错，露出泥土的那一截树根互相缠绕着，分不清哪一条属于紫荆，哪一条属于银杏。
“1983年画的。那年港元危机，他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对着维港喝了一整夜的白水。你没有上去。我也没有。我在画画。你看着这盏灯，我在灯下画这棵树。”方洁瑛的指尖在画框边缘轻轻滑过，没有碰到画面。“银杏——是你。紫荆——是我。”她顿了顿，“你有没有看过银杏叶子在秋风里落下来的样子。不是一片一片的，是一阵风过来，满树的叶子同时被卷起，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树枝上捧起来，在空中停一瞬，然后全部往下坠。银杏不散——落在地上的时候，每一片叶子都还叠在一起。就像你每次在庆功宴上把酒倒进花槽里，没有人看到，但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沈嘉仪低头看着那幅画。画布上的颜料已经有些干裂——紫荆花的花瓣边缘出现了细小的龟裂纹，银杏叶的金色也褪了一些，露出底下那层更淡的土黄色底料。但她看到的是两棵树的根在地下紧紧缠在一起。
“你不该负她。”方洁瑛又说了一遍。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越过那条线。但有一件事你不知道——你约我之前，楚梦瑶来找过我。”
“她说了什么。”
“她说——‘去写吧。别等结局了。有些人没有结局。’”沈嘉仪低头看着茶杯里已经凉了的铁观音，把那个夜晚的事慢慢说了出来。从楚梦瑶在走廊里叫住她，到电梯在空无一人的楼层停下，到大堂里楚梦瑶按住开门键说的那句话——“我也没有说过那个理由。但我知道你每一次把香槟倒进花槽里的时候在想什么。”她没有说那个理由是什么。她没有说出口。
方洁瑛沉默了很久。窗外又驶过一辆叮叮车，铁轮碾过钢轨的声音在画室里回荡了好几秒。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画架前，拿起那支没有蘸颜料的画笔，在那朵只勾了线的紫荆花下面添了一笔——不是花瓣，是一道很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风的线条。风从左边吹过来，把紫荆花的一片花瓣吹得微微往上翘。那一片花瓣的边缘，恰好触到了画框外面那片空白。
“楚梦瑶说她写了一本书叫《我见证的时代》，扉页上写着献给李生。她等了他三十年——从第一次采访他那天开始。现在她知道那本书的结尾应该写什么了。”她放下笔，“我画了一辈子紫荆花。从1978年天桥下摆摊卖画到蓝田工厂的收音机喇叭罩，再到今年。我今年五十岁了。我不怕老。我怕的是你们等太久——等到银杏叶子落尽了，紫荆花还没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