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二年冬，大明派出第一批县令，赴马来半岛归附地区上任。
这是朱慈炯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不关乎打仗的事。打下了地盘，总得有人管。暹罗东海岸有颂猜那批老人顶着，但马来半岛是新归附的土地，五个苏丹国去年才递了降表，派了县令过去，连衙门都是借的旧商站。
陈学礼就是这批县令中的一个。
他二十三岁，福建漳州人，七年前跟着舅父下南洋，在罗勇港码头上扛了两年麻袋。后来朱慈炯开了识字班，他是第一批报名的。白天扛麻袋，晚上学认字，一年下来能读会写，被陈婉儿挑中，送进了监国幕府当文书。
文书干了两年，识字班教了一年，弘业二年冬，他接到了任命——北大年县令。
北大年在马来半岛东海岸，最北端，跟暹罗接壤。华人和马来人混居，有三千多户，华人占两成，马来人占七成，还有一成是各色番商。以前是个苏丹国，去年苏丹递了降表，大明设了县，派他去管。
陈学礼到任第一天就遇到了事。
码头上，一群华人商人和马来渔民堵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条渔船。华人这边领头的是个叫林大福的布商，马来那边领头的是个叫邦央的老渔民。
“这条船是我的！”林大福指着渔船，“我在码头租了泊位，白纸黑字交了钱！”
“泊位是泊位，船是船！”邦央也吼，“这船是我爹的爹留下的，泊你的位子可以，但船不能动！”
“你船泊在我的位子上，不交泊位费？”
“交费归交费，船归我！”
陈学礼站在码头上看了一刻钟，没插嘴。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华人说的是“泊位”，马来人说的是“船”。两个概念搅在一起，谁也说不服谁。华人租了泊位，觉得泊位上的一切都归他管；马来人觉得泊位是地，船是产，地可以租，产不能动。
这就是他面对的第一课。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写在人脑子里的。华人的规矩和马来人的规矩不一样，你不能用一个去压另一个。
“都别吵了。”陈学礼走过去，压着嗓子，但码头安静下来。
他先问林大福：“你的泊位契上写的是还是？”
林大福愣了一下：“写的是……泊船。”
“泊船的意思是，你出钱让船泊在你的位子上。船还是船主的，位子还是你的。他泊一天，你收一天的钱。他走了，位子空出来，你还收别人的钱。”
林大福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然后他问邦央：“你的船泊在他的位子上，交不交泊位费？”
邦央也愣了：“以前不交。”
“以前是苏丹管的，苏丹不管这些。现在是大明管的，大明有规矩。你泊在别人租的位子上，就得交费。但船是你的，谁也不能动。”
邦央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
“所以，”陈学礼拍板，“林大福的泊位契不变，邦央的船不变。但邦央每月交半两银子的泊位费给林大福，林大福不能限制邦央什么时候出港。两边都同意的，画押。不同意，来县衙打官司，我断了算。”
两边都嘀咕了一阵，最后画了押。
陈学礼松了口气。第一关过了。
但他知道，这只是最简单的纠纷。真正的麻烦在后面。
上任第三天，他带人巡查县城外围的村庄。北大年沿海有十二个马来村庄，三个华人定居点，两个暹罗商站。他走了五天，走到第七个村的时候，发现了不对。
那个村子的村长叫哈桑，四十多岁，黑瘦，笑起来露出一口槟榔牙。他对陈学礼很客气，杀了一只鸡招待。但在吃饭的时候，陈学礼注意到哈桑的屋子里挂着一封信。
信是马来文写的，他看不懂。但信封上的火漆印他认得——那不是大明的印，是柔佛苏丹的纹章。
他没有问。吃完了鸡，谢了哈桑，走了。
回到县衙，他找了通译把信封上的字翻了一遍。通译说：“上面写的是，下面是柔佛苏丹的名字。”
柔佛苏丹。马来半岛南端的苏丹国，去年也递了降表，但态度最敷衍。降表上写的是“归附”，但既没派质子，也没交兵权。朱慈炯没追究，因为当时忙着称帝。
但现在，柔佛苏丹在跟北大年的村长通信。
陈学礼当晚写了一封密报，六百里加急送到罗勇港。信里只有三行字：
“北大年七村村长哈桑，私通柔佛苏丹。信件内容不明，但频次密集。臣以为，此非小事，请朝廷定夺。”
密报送到朱慈炯案头的时候，他正在看《东海岸田赋图册》的新版。北大年的数据也补进来了，陈学礼上任一个月，就把十二个村三百多户的户口全登了。
朱慈炯看完密报，放在了海图旁边。
他没有立刻派人去抓哈桑。抓一个人容易，但哈桑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马来半岛上对大明不服的那股暗流。抓了他，还会有下一个哈桑。
他提笔在密报上批了一行字：“知道了。继续查，不要打草惊蛇。另，学堂可办？”
最后一句话是问陈学礼的。他想知道，这个年轻人除了巡查和写密报，有没有把学堂办起来。
陈学礼收到批复的时候，正在北大年县城西边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原来是个旧仓库，西班牙人走的时候烧了一半。他把残垣断壁拆了，借了木料，搭了个棚子。
棚子里摆了六张桌子，二十多个孩子坐着。一半是华人孩子，一半是马来孩子。
华人孩子学的是《三字经》和算盘。马来孩子学的是马来文和算术。但两边的课表里都有一门相同的课——大明律。
不是让他们背法条，是让他们知道：偷东西要赔，打人要罚，杀人要偿命。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马来人，规矩一样。
这是朱慈炯在《监国令》里写的那句话的具体落地：“不分族裔，不论出身。守法者受护，违法者受惩。”
一个马来老妇人蹲在棚子外面，听了一节课。她听不懂华人先生在说什么，但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坐在里面，和华人的孩子一样，有一张桌子、一本书。
下课后，她拦住陈学礼。
“先生，”她说的是马来话，通译翻给陈学礼听，“我儿子学完了，能当官吗？”
陈学礼微微一愣。他没想到一个马来渔民的母亲会问这个问题。
“能。”他说，“学好了，考上了，就能当官。不分华人马来人。”
老妇人嘴唇动了动，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
“不够学费，”通译说，“她只有这一枚。”
“不收学费。”陈学礼说，“大明学堂，不收学费。”
老妇人走了。走的时候她回头望了望棚子，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不是感激，是另一种东西。像是一个从来没有份的人，突然被人给了个份。她还不确定这个份是真是假，但她想试试。
陈学礼站在棚子门口，看着她走远。
他想起朱慈炯在识字班开学那天说的话：“给百姓磕了头，才知道膝盖是弯的。弯过膝盖的人，才记得站着的人有多难。”
他现在知道了。治理不是坐在衙门里批公文，是蹲在田埂上看老妇人走远。
巡查第四天，陈学礼遇到了第二个麻烦。
北大年城东二十里有个马来村子叫甘光，村里有条溪，叫双溪淡比。溪水从山上下来，经过三个村子才入海。华人定居点在上游，马来村在下游。
纠纷的起因是一个锯木坊。
华人木匠黄德兴在溪边开了个锯木坊，引溪水推动水锯。水锯日夜转，溪水被他截了一半。下游甘光村的稻田灌不上水，秧苗干了一半。
甘光村长叫拉欣，是邦央的远亲，脾气比邦央还暴。他带了三十个村民，拿着竹矛和镰刀，堵在锯木坊门口。
“你截了我们的水！水稻都旱死了！”
黄德兴也急了：“我租的地，我引的水，白纸黑字交了钱！你拿镰刀来吓谁？”
两边差点打起来。
陈学礼赶到的时候，竹矛已经戳了黄德兴的胳膊。不深，但见了血。
他先让人把伤处理了，然后把两边分开。
拉欣说：“按苏丹法，水是大家的。谁也不能截断溪水害下游。他截了，就得拆。”
黄德兴说：“按大明律，我租了地，地上的水就是我的。我交了租，凭什么拆？”
又是两个规矩打架。和华人的规矩不一样，马来人的规矩也不一样。
陈学礼在溪边蹲了半天，看水流。溪水不小，但黄德兴的锯木坊截了将近一半。剩下的一半流到下游，勉强够人喝，不够灌田。
他没有立刻判。他让人量了溪水的流量，又数了下游三个村子有多少亩稻田。
然后他回到县衙，翻了一夜的书。大明律没有管水权的条款，苏丹法他也翻了一遍，通译帮忙念的。
第二天，他把两边叫到溪边。
“水是大家的。”他先对黄德兴说，“你租了地，但地上的溪水不是你一个人的。溪水从山上下来，流过你的地，也流过别人的田。你截了水，下游就旱了。”
然后他对拉欣说：“但锯木坊不能拆。他交了租金，开了作坊，雇了六个人。拆了他，六个人没饭吃。”
两边都不满意。
“所以我的办法是分水。”陈学礼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着一条溪和三个村子的位置。
“锯木坊白天用水锯，晚上关闸蓄水。白天放一半给下游，晚上全放。下游三个村子，白天引水灌田，晚上蓄水人喝。溪水不多，但够分。”
他指着纸上的刻度：“我量过了。溪水一天一夜的流量，够锯木坊用半天、够三个村子灌三十亩田。白天锯木坊用，傍晚开闸放水给下游灌田，夜里蓄水。谁多用，罚银。”
拉欣想了想，问：“他要是偷水呢？白天多截？”
“我在溪口立一块石碑，刻上分水的规矩。谁违反，罚十两银子，第一次罚银，第二次拆闸。”
黄德兴也问：“他要是来砸我的水闸呢？”
“砸人者，按大明律杖责，赔偿修缮费用。”
两边嘀咕了半天。最后拉欣先点头。他不是服了陈学礼，是服了那个办法——分水，不是偏向谁，是两头都能活。
黄德兴也点了头。他算了一笔账，白天用半天水锯，产量减半，但不用拆坊，六个人的饭碗保住了。
石碑立在了溪口。上面用华文和马来文各刻了一份分水规矩。两行字并排，像两个人肩并肩站在水边。
陈学礼站在石碑旁边，看着溪水流下去。
他想起了朱慈炯说的另一句话：“规矩不是管人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路走的。”
泊位纠纷教会他一件事：两套规矩不是非此即彼，可以找到交集。
分水纠纷教会他另一件事：有时候不是谁对谁错，是资源不够分。不够分的时候，不是吵架，是算账。
当天晚上，他在密报的回复里加了一行字：“学堂已开，马来妇人有送子入学，臣以为人心可用。哈桑之事，臣继续查探。”
朱慈炯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嘴角翘了一下。
“这个陈学礼，”他对陈婉儿说，“比颂猜还像当官的。”
陈婉儿正在核账，头也没抬：“颂猜是刀，陈学礼是笔。你缺的不是刀，是笔。”
“那我缺的笔不少。”
“所以你得开科举。”陈婉儿放下算盘，“光靠识字班出来的这批人，管三个县够了，管十三个县就不够。你的地盘会越来越大，人不够用。”
朱慈炯捏了捏鼻梁。科举。这两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没有落地。
不是不想办，是时候未到。办科举得有读书人，南洋的读书人太少了。先办学堂，再办科举，急不得。
但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
陈学礼的密报每月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哈桑的动向逐渐清晰：柔佛苏丹在联络北大年、吉打、吉兰丹三个苏丹国的旧贵族，密谋在大明立足未稳时闹事。不是马上闹，是在等一个时机。
什么时机，还不知道。
陈学礼在第四封密报的末尾写了一句话：“臣以为，柔佛之事不可大意。南洋看似太平，实为暗潮涌动。臣虽愚钝，愿为朝廷守好北大年这扇门。”
朱慈炯看完，把密报锁进了铁匣。
他没有告诉陈学礼，柔佛苏丹背后站着的可能不止柔佛一家。鳌拜的“三道暗箭”里，有一箭指向马来半岛。
但现在还不是动的时候。先把学堂办好，把人心收住。人心散了，外敌一来就是雪崩。人心拢住了，外敌来了也翻不起浪。
他把铁匣锁好，走到窗前。
北方有鳌拜，南方有柔佛。两面夹击，他得两头应对。
但他不怕。他怕的是自己人先乱。只要自己人不乱，外面的风浪再大，船也不会翻。
窗外，罗勇港的灯火在夜色中闪烁。远处的造船厂还在响，何水生又在加班了。
朱慈炯回到桌前，铺开一张白纸，开始写《弘业三年政令》的草稿。第一条：扩建学堂。第二条：清查各归附苏丹国户籍。第三条：造船。第四条：练兵。
四条，四个方向。学堂收人心，户籍摸底细，造船拓海疆，练兵防不测。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海风穿过桅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