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太后，陈婉儿不再直接参与朝政，但她的影响力从未消失。她以皇太后之尊推行了三项内政改革，一、保护农工商，颁布《农工商保护令》，严禁官府和豪强欺压农人、工匠、商人。这是大明第一部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比陈婉儿的“皇后新政”更进一步。
法令颁布后，广州工坊的工人们自发凑钱买了一块匾，送到皇华钱庄。匾上刻了四个字，“青天皇太后”。
“挂后院，别挂正堂。”她叮嘱，“正堂挂的是账册。”
二、限制特权，废除皇亲和功臣的“免税特权”。从此以后，皇亲国戚和普通百姓一样纳税。这条法令在朝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十几位功臣后裔联名上书“此令有违祖制”。
功臣李承恩带着七八个功臣子弟跪在宫门外，声泪俱下：“先父为国捐躯，陛下念其功绩，赐田免税。如今太后要收税，这岂不是过河拆桥？”
陈婉儿派人传了一句话出来，“你父亲捐躯是为了大明，不是为了让你免税。他若泉下有知，知道你靠着他的功劳不纳税、还跪在宫门口哭，他会怎么想？”
李承恩的脸刷地白了，站起来，走了。
其他功臣子弟也散了，没有人再敢提“祖制”二字。
陈婉儿的回复只有一句话：“祖制是打天下时的规矩，如今是治天下，规矩得改。”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么绝。陈婉儿没有回答他们，但私下里对朱和垠说过原因。
三、建立“商税海关”，在各港口设立海关，统一征收商业税。此前的商业税由各地自行征收，标准不一、漏洞百出，各地知府想收多少收多少，商人为此叫苦不迭。海关统一标准、统一税率后，商人的负担反而减轻了。因为他们不用再给地方官“额外打点”了。帝国商业税收也增长了四成，多出来的钱不是从商人身上刮的，而是堵住了中间层层盘剥的漏子。
陈婉儿一概不理，“打天下时免税是为了酬功，如今治天下了，天下人都是纳税人，谁也不该例外。”
这话传到广州，税官沈明远把它抄下来贴在海关门口。
商税海关推行到广州时，出了一个插曲。
广州海关的税官叫沈明远，是个四十出头的干瘦汉子，原先在皇华钱庄当过账房。
上任第一天，广州的老帮和南洋的新客各送了一份厚礼。他两份礼都没收。
“规矩只有一条，”他在海关大堂上宣布，“按税率交税。多一分不收、少一分不行。不管你是广州的老帮、还是南洋的新客，到了海关，都是纳税人。”
老商会的人不服，他们以前给官府交税是“议税”，就是知府说多少就多少。交完税还给知府送一份“谢礼”，这是几百年的老规矩了。
“现在不议了，”沈明远把税率表贴在海关门口，“白纸黑字，多少就是多少。你觉得多了可以申诉，但申诉期间税照样交。”
“那谢礼呢？”一个老商人试探着问。
“什么谢礼？”沈明远装傻。
“就是……给大人的……”
“我没有名字叫‘谢礼’的东西。”沈明远板着脸，“你要是闲钱多，去修桥铺路。广州城南那条河上的桥塌了三年了，你怎么不把闲钱花在那上面？”
老商人被噎得说不出话，走了。
三个月后，广州海关的税收比去年全年多了四成。但商人的负担反而轻了，因为他们不用再给地方官“额外打点”了。
朱和垠看完这份呈文，想起父皇讲过的一个概念，叫“白花的冤枉钱”。商人交完税还得给知府送谢礼、给书办送辛苦费，这些钱不产生任何价值，纯粹是浪费。海关统一税率后，这些“白花的冤枉钱”没了。省下来的钱一半进国库，一半留给商人。堵住漏子就行，透明就是最好的防腐剂。
父皇说过—“见光的虫子活不长。”规矩放在暗处，虫子就爬出来了。放在阳光下，虫子就缩回去了。
“太后，广州海关三月有余。税收四十一万两，较去年全年多出十二万两。商人无怨，因为他们交的比以前少了。多出来的银子，是从那些不该拿的人手里夺回来的。”
“你看，”她对朱和垠说，“制度对了，银子自己就来了。不用抢、不用刮，堵住漏子就行。”
朱和垠翻着账册，点了点头。
他看着那些数字，心里有几分触动。十二万两，不是小数目。但这些银子不是从百姓身上刮的，是从那些不该拿的人手里夺回来的。母后教他的道理。银子不是抢来的，是理出来的。理顺了。银子自己就来了。他合上账册，想起父皇在传位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朕留给你的是银子，是规矩。银子花完了就没了。规矩在，银子就源源不断。”他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母后在广州做的事，就是把规矩理顺。
规矩顺了，银子就活了。银子活了，天下就活了。他提起笔，在账册上批了一行字：“广州海关经验。抄送各港口。三年内全国推行。”这是他当皇帝以来做的第一个全国性决策，不是打仗。不是杀人，是推规矩。规矩推下去了。他就不再是那个“优柔寡断的新帝”了。他是真正的皇帝，因为规矩是他立的。
“母后，沈明远这个人不错。能不能调到北京来管全国海关？”
“不行，”陈婉儿摇头，“他在广州刚刚理顺。你现在把他调走，广州那帮人又得闹。让他再待两年，等海关的规矩扎了根再说。”
朱和垠想了想，“那全国其他港口呢？”
“一个个来，”陈婉儿的语气很平，但很笃定，“广州是第一个。等广州稳了，泉州、宁波、天津、长崎……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铺。急不得。”
“母后，您当年在阿瑜陀耶开钱庄的时候，也是这么一步步来的？”
陈婉儿笑了，“当年我开钱庄的时候，连账本都不会记。那是你父皇教我的。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什么话？”
“‘银子跟人一样，你得让它走路。把它关在一个地方，它就死了。让它流通，它就活了。’”
朱和垠沉默了一下，“父皇懂得真多。”
“他懂的不是银子，”陈婉儿看着窗外，“他懂的是人。银子怎么走，归根到底是人在决定。他把银子的事交给我管，是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不贪。”
她顿了顿，“你用人也一样。不是看谁聪明，是看谁不贪。聪明的人贪起来，比笨人可怕十倍。”
朱和垠记住了这句话。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北京的清晨，远处的钟楼刚敲过五下。天还没亮，街上一片漆黑。但东边的天际已经泛出了一线灰白。
天快亮了。他想起父皇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时，站在紫禁城的城楼上，指着远处的天际线说：“你看，天快亮了。天亮了，就什么都看得清了。做皇帝也一样，刚开始什么都看不清，慢慢地就看清了。看清了，就不怕了。”
他看清了一些。不够，但比刚坐上龙椅时强多了。
那时候他连奏折都看不懂，现在他能看出奏折里的猫腻了。进步，慢，但在走。父皇说了。半步也是走。他转身走回书案，拿起那份海关呈文。在上面批了四个字：“全国推行。”然后他拿起下一份奏折，继续批。皇帝的日子。跟种地一样。日复一日，没有尽头。但每一锄头下去。土就松一寸。松多了，庄稼就长了。
码头上，风很大。
她的手，攥着栏杆。指节发白。
那是紧张，是用力。像要把栏杆攥断。
朱慈炯走到她身后。
“风大，回去吧。”
“不急。”
“船走远了，看不到了。”
“我知道。”她没有回头，“我就是，看看。”
“我老了。”郑慧娘说。
“你只是不在船上了。”
“不在船上，和老了，有什么区别？”
朱慈炯没有回答。
“三十年，”她看着自己的手，“我十四岁上船。掌了三十年的舵。海上的每一道浪，我都认得。现在，船走了，我不在上面。”
“你可以教他们。”
“教了。他们都会了，比我还好。”她的嘴唇动了动，“何水生的弟子造的船比他好、我教的将领比我打得好，那还要我干什么？”
“要你活着。”
郑慧娘愣了一下。
“船，让年轻人开。”朱慈炯说，“仗，让年轻人打。你活着，就是他们的舵。不在船上，也在。”
她没有说话。
“走吧，”朱慈炯转身，“回去喝杯热的。”
“我不喝姜汤。”
“知道，给你备了酒。”
郑慧娘终于笑了一下。
“那，走吧。”
但海还在。
她转过身，跟上了朱慈炯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