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业四十三年，三月，北京。
连下了三天倒春寒的雨。奉天殿的琉璃瓦被雨水冲得发亮，瓦当之间的苔藓比去年深了一层。殿前丹陛石上的龙纹槽里积着水，风一吹，泛起细碎的涟漪。小福天不亮就起来了，带着两个小太监把殿门打开通风。小福是王安的徒弟，王安去年走了，留下他接着侍候太上皇。殿里那股檀香味混着潮气，像一块浸了水的旧绸子，拧不干也散不开。
雨打在琉璃瓦上，声音闷闷的。从瓦缝里渗下来的水沿椽子淌，滴在廊下的石阶上。石阶上有一层青苔，春天长的。水打在苔上，苔面滑了一层。
朱和垠卯时三刻进殿。
他三十八岁了。龙袍是新做的——尚衣监量着他瘦了半寸，腰封收了一道。他没让妃子帮忙系带子，自己对着铜镜系的。系完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脸。脸不老，但眉心的竖纹比去年深，像刀尖压出来的。他想起父亲。父亲坐在龙椅上的样子他已经看了二十年——腰板永远是直的，目光永远是平的，批折子的手腕永远不抖。他照着镜子挺了挺腰，把腰封又紧了一扣。紧得有点疼。他没松。
奏折堆在案上。小太监按规矩码得整整齐齐——兵部的在左，户部的在右，工部的居中。朱和垠坐下来，先翻工部那摞。最上面一份是驰道工程的季度报告：北京到徐州段已完成路基铺设一百二十里，耗银十八万两。他看了两遍这个数字，然后翻到兵部那摞。兵部尚书苏克萨哈的急报夹在第三份折子里——“罗刹人在黑龙江上游西勒卡河畔重新筑城，木墙三层，驻兵约二百，附火铃。”
朱和垠把折子放下，叫传兵部尚书。
苏克萨哈来得快，六十多岁的老头踩着雨水进来，朝靴湿了半截。跪下叩头时膝盖响了一声。朱和垠让他起来，把折子递过去：“你看看这个数。二百人筑城，要增兵多少？”
苏克萨哈回：“回陛下，至少增兵一万。黑龙江将军现有兵力三千，分散在十个哨站。罗刹人若再增兵，我方应接不暇。”
朱和垠：“增一万兵要多少钱？”
苏克萨哈顿了一下：“按现制，边军一兵一年饷银四十两，加上粮草器械转运，一万兵一年约四十万两。”
四十万两。朱和垠把这个数字在心里掂了掂。驰道工程一年要四十万两。四大舰队维持费一年要六十万两。义学推广一年要二十万两。国库去年结余四十七万两——刚够堵一个口子。
他批了。朱笔落下去，“准兵部增兵一万，饷银从户部拨付”。笔锋收得干脆，墨迹未干就合上折子。
苏克萨哈走后，朱和垠没动。他坐在龙椅上看着案面上的折子堆。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三年前传位大典上，父亲站在奉天殿门口，背对着龙椅，对他说：“这把椅子不是坐的，是扛的。”
他当时没完全懂。现在懂了一点。椅子扛在肩上，每一步都是钱、是人、是粮、是路。但他不甘心只扛。父亲扛着这把椅子走了一辈子，从南洋马尼拉的小港口扛到北京奉天殿。他想的是：我不仅要扛住，还要走得比父亲远。父亲修了运河——最浩大的水利工程，从北京到杭州三千里水道。那我要修驰道。运河是水上的路，驰道是地上的路。水路走船，陆路跑车。将来车比船快。
这是他心里从没说出口的话：爹修了运河，我修驰道。
但这个念头让他不安。他知道跟父亲比是不对的——父亲是开国的皇帝，自己守成已属侥幸。可他压不住。每次坐在龙椅上看工部的驰道报告，心里就有个声音说：你看，这也是你的路。不是父亲给你的，是你自己铺的。
小福端着汤进来。朱和垠没喝。小福站了一会儿，轻声说：“陛下，汤凉了。”
朱和垠：“放那儿吧。”顿了顿问：“太上皇那边有信来吗？”
小福：“回陛下，南洋行宫半月前来过一封信，问测绘司的事。太上皇身体安好，就是——”他犹豫了一下。
朱和垠：“就是什么？”
小福：“太上皇在南洋码头看船，一站就是半天。”
朱和垠没接话。他知道父亲不是在看船——是在看海。父亲这辈子看了多少海？从马尼拉到锡兰到直布罗陀。海看够了就不看了。可父亲还在看。他觉得龙椅上的自己像被钉在陆地上的桩子，而父亲还在水上漂着。
窗外雨停了。朱和垠起身走到窗前，奉天殿前的丹陛石被雨洗得发白。他想起父亲退位那天也下着雨。父亲把玉玺放在案上，对满朝文武说：“朕累了。该歇了。”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不吃晚饭了。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有多重——四十年打下的天下，一句话就放下了。
朱和垠回到案前，把驰道报告重新打开，在空白处批了一行字：“徐州至南京段提前开工，工期由五年缩至三年。”他知道工部会叫苦，户部会叫穷。但他要快。父亲修运河用了六年。他要在三年里修出一条路来——让天下人知道，和垠也能铺路。
他搁下笔。墨迹未干，纸上留了一道深痕——笔尖在“工期”两个字上停了一息，多洇了一团墨。他把那张折子翻过来扣在案上。站起来。龙椅扶手上的漆已经磨了一块——他坐了三年，手掌搁的位置磨出一道浅凹。父亲坐了四十年，扶手上的漆磨到见了木胎。三年跟四十年比，连痕迹都比不上。
他走到窗前。雨后的丹陛石泛着白光。三个太监在拿棕刷刷龙纹槽里的积水。刷子一下一下的，水从龙嘴里淌出来，流到丹陛底下的螭首里去。他看着三个太监的背影——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进宫不到两年。他想：父亲在位时，这些太监的父亲还在做马弁、做伙夫、做扛包的苦力。现在他们的儿子在奉天殿刷地。这条路——从苦力到太监——父亲走了四十年。他呢？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三年太短了。短到一条路都修不完。
小福进来收汤碗。碗没动。汤凉透了。小福端着碗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陛下，汤没喝。”朱和垠头也不抬：“朕知道了。”小福：“知道了也不喝。”朱和垠没抬头。小福退出去了。汤倒了。明天再端一碗。明天大概还是不喝。
他回到案前坐下。折子还扣着。他翻过来，在“工期三年”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工部先调五百人开工，料从徐州窑场就近采买。”写完搁笔。手在案面上停了一息。案面是金丝楠木的——父亲在位时换的。木纹顺，推上去滑。他的手从案面滑到扶手，从扶手滑到膝头。三年。五百人。三千里路。够不够？他不知道。但先开了工再说。
窗外的光暗了一层。丹陛石上的水渍干了一半，留下深色的水痕。朱和垠把折子重新翻开，目光落在那个数字上。他拿起朱笔，在旁边画了一个圈。圈画得不圆，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他想起父亲批折子时从不画圈。父亲的朱笔落下去就是定论。他还在学。学了三年，还像在学走路。
丹陛石上的龙纹槽里又积了水。风一吹，水面纹了一道。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三月了，倒春寒还没过完。他想起了南洋的雨季。南洋的雨是热的，淋着不舒服但骨头不疼。北京的雨是冷的，淋着骨头疼。他在北京的雨里淋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