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头那边花了整整一个半月。
两边人马陆续到位后，先是北京这边的A组人员先落地。
招来的六个人，全被安排坐进了中关村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外面隔出一间独立小会议室，专供交易主管每日向王泽汇报。
香港那边的b组晚了一周，办公室选在了中环一栋普通写字楼里面，对外挂了一家完全不相干的小型量化工作室招牌。
连前台都用的是本地员工，从楼下大堂走过去，没人会把这家小公司和王泽北京基金会的“先驱资本”联系起来。
王泽没有一次性见两拨人。
他先飞了一趟香港，单独见b组的交易主管。
这人姓周，四十出头，之前在一家瑞士私人银行做了十二年美股股票交易，退休之后被猎头挖出来。
话不多，看人的时候眼睛很亮，脑袋上没几根毛，看起来一副很聪明的样子。
王泽跟他聊了一下午，没有提任何具体标的，只交代了两件事：资金规模、建仓周期。
周主管点点头，表示明白。
回到北京，王泽又在自己办公室见了A组的交易主管。
这人姓李，三十七八岁，之前在一家纽约对冲基金做了八年prime brokerage对接，对美股机构通道熟得不能再熟了。
王泽对他说的话，跟对周主管说的一样。
人员到位之后，真正麻烦的事情才刚开始：开户。
这件事比王泽想象中繁琐得多。
美股机构账户不是开个券商户头就能下单的。
王泽要的是prime brokerage——主经纪商账户，对接纳斯达克暗盘、融资融券、跨市场清算的全套服务。
这种账户不对个人开放，必须有合规的离岸持股架构。
李主管带着法务，花了整整三周，在开曼群岛搭了两层SpV。
最上层是一家王泽100%持股的开曼控股公司，下面拆成两家全资子公司，一家给北京A组用，一家给香港b组用。
两家子公司各自独立开户，各自对接一家完全不同的主经纪商——A组走高盛的prime，b组走摩根大通的prime。
从纸面上看，这是两家毫无关联的境外投资公司，各自在华尔街投行开了机构户。
KYc、AmL反洗钱审查又走了一轮。
资金来源说明、最终受益人披露、税务居民身份证明，一份份文件从北京、香港、开曼三地飞来飞去。
王泽的身份在这个环节是藏不住的——主经纪商必须知道最终受益人是谁，这是美国监管的硬要求。
但王泽和两家投行都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客户信息不会外泄，更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数据库里。
账户开好那天，李主管递过来一份厚达两百多页的合规手册，重点标红了其中一条。
“王总，这条您一定要看清楚。”
王泽接过来，是关于受益所有权合并计算的条款。
美国SEc的13d规则，5%举牌线不是按单个账户算的，而是按beneficial owner——实际控制人——合并计算。
换句话说，不管你在开曼套几层SpV，不管你开了多少家券商账户。
只要背后是同一个人在下达投资指令，所有这些账户的持股，全部加总，算在你一个人头上。
A组加b组，所有买进去的股票，加起来一旦超过对应公司总股本的5%。
十四个自然日之内，必须向SEc提交Schedule 13d，公开披露你的身份、持股数量、投资意图。
王泽盯着这一条，沉默了几秒。
也就是说，他之前盘算的“两组人马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只躲过了市场上的量化和做市商，却躲不过监管。
李主管看他脸色，解释道：“王总，5%是硬线。
只要合并持股破线，就必须披露，我们能做的，是卡在4.99%以内，不踩那条线。”
王泽点了点头，心里默默算账。
就拿英伟达举例，总股本6.18亿股，5%就是3090万股。
他现在手里已经有1746.3万股，理论上还能再买大约1344万股，就必须停手。
这点余量，距离他想要的重仓体量，还差得远。
“如果两支团队分别持有的是不同的股票呢？”
王泽问。
李主管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那是另一回事。
您让A组买苹果、微软，b组买特斯拉、谷歌，两边持仓完全不重叠。
那每一家公司的股东名册上，都只出现我们其中一个SpV的名字。
单看任何一家，持股比例都不会破5%。
只有在同一只股票上，两边同时买，加总才会触发举牌。”
王泽心里立刻有了方案。
八亿美金本来就要分散到六七只标的上。
那正好，不同的股票分给不同的团队去买。
A组负责一部分，b组负责另一部分，两边持仓完全错开，单只股票永远只有一支团队在吃，根本碰不到5%的线。
只有英伟达这一只特殊。
因为他手里已经有底仓，而且这只票未来涨幅最大，他想重仓。
那这支票就让b组单独负责，A组完全不碰。
王泽自己那1746万股底仓，也放在b组同一个SpV名下统一管理，方便算总账。
这样一来，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王泽的合并持股都不会突破5%，永远不需要向SEc披露。
市场不会知道他这个大户的存在。
李主管把这个方案在纸上画了个表，王泽看了一眼，点头。
“就按这个分。A组和b组的标的清单，你和周主管那边——”
他想了一下，改口道：“你和香港那边对接的人，各自领各自的任务，不要互相交叉。”
李主管当然听出了老板的措辞，但他很懂事，没有点破“香港那边”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是制度。
王泽让李主管牵头，给两个团队都上了一套一模一样的内部规矩：
第一，员工个人账户强制申报。
所有交易员、分析师、风控，包括他们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所有证券账户，全部登记在案。
建仓周期内，这些账户禁止交易任何一只王泽下达指令的标的，手机在交易时段统一锁进柜子，下班才能拿走。
第二，交易日志全留痕。
每一笔订单的时间、价格、股数、拆单方式，全部录入内部系统。
王泽每周看一次汇总，每月让第三方审计过来抽一遍。
第三，双盲汇报。
A组每天给王泽交一份报表，b组每天也交一份。王泽自己手里有一张总表，把两边的数据合并，实时监控总仓位。
任何一只股票的合并持股接近4.5%，立刻给两边下指令，放缓或者停手。
第四，保密协议重签。
所有人入职时签的NdA，违约金开到年薪的五倍，外加一条——如果因为泄密导致建仓计划暴露，王泽有权追讨全部损失。
制度搭完，王泽把第一批交易指令，分别发给了两个交易主管。
他没有亲自去办公室盯第一笔单子。
下午四点，香港那边b组的报表先发过来，周主管用加密邮件发了一行字：“今日建仓完成，成交额约120万美金，平均成本符合区间，无显着滑点。”
过了半小时，北京A组的报表也到了，李主管的措辞几乎一模一样。
王泽扫了一眼，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是使馆区安静的街道，秋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他靠在椅子上，长长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