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厅里的音乐还在响，萨克斯的调子绵软而悠长，像一只手在人的心尖上轻轻地挠。窗外，南京的夜依然灯火通明，可那灯火下面，是一座即将被炮火吞没的城市。
远处夫子庙，秦淮河的水还是绿的。河房两岸的灯笼全点上了，红的、黄的、蓝的，一盏挨着一盏，倒映在水里，被桨声搅碎，又拼起来，像一河碎了的宝石。
画舫一条接一条从文德桥下穿过，船上传出琵琶声、胡琴声、还有女人娇滴滴的笑声。
那笑声被冷风削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河面上飘着，软绵绵的，像鸭子背上的水珠子，一抖就落。
可街面上到底和往年不同了。
夫子庙前的石板路上，少了那些挑担子卖糖芋艿和桂花糕的小贩。
偶尔有一两个，也是缩着脖子蹲在墙根底下，担子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半天不见一个主顾。
卖报的孩子倒是多了几个，挎着布包，手里扬着报纸，跑过来跑过去，尖着嗓子喊：
“号外！号外！淳化镇激战！汤山吃紧！看报来！看报来！”
那声音在冷风里打着旋，撞到河房的墙上，又弹回来，散在人群里。
没有人买。
偶尔有人扔一个铜板过去，拿起报纸，扫一眼标题，又摇摇头，随手塞进衣袋或者干脆丢在路边。报纸在风里翻着跟头，黑色的铅字被泥水糊了，只剩下“南京”两个字还看得清。
街边的茶馆里，收音机正放着上海电台的节目。
一个女声在唱《何日君再来》，软得能掐出水来。歌女的声音从喇叭里流出来，和茶馆里的茶香、瓜子壳的脆响、还有隔壁牌桌上的“噼啪”声搅在一起：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唱到“何日君再来”那一句，女声故意拖了个长腔，尾音颤颤的，像一根拉得细极了的丝线，在空气里微微地抖。
牌桌上一个穿灰鼠皮袍的胖子把手里的牌一放，端起茶碗，咂了一口，眯着眼说：
“这句唱得好。何日君再来——君再来，君再来。鬼子的炮弹可不跟你讲什么君再来。”
同桌的几个人笑了。
坐在下手的那个穿黑缎马褂的瘦子，摸起一张牌，用拇指在牌面上搓了搓，忽然“咦”了一声，把牌拍在桌上：
“白板！碰！”
他得意地伸手去摸下一张牌，嘴里哼了两句什么，又忽然停下来，问旁边的胖子：
“老兄，你说淳化镇破了没有？”
胖子拿起茶壶，给他的碗里续上水，慢悠悠地说：
“破不破的，关我们什么事。守南京那是委员长的事。我们这些在后方的，该吃吃，该喝喝。淳化镇破了，还有雨花台。雨花台破了，还有城墙。城墙破了，再走也不迟，反正这南京城里这么多达官贵人，他们都不慌，我们慌个屁。”
瘦子皱了皱眉：
“可我听说，秣陵关已经丢了。淳化镇和汤山也在打。要是这两处都丢了，这南京城可就悬了。”
胖子把茶碗往桌上一顿：
“哎呀，我说你急有什么用？你是能拿枪上阵，还是能开炮退敌？我跟你说，这年月，生活是自己的，仗是别人的，别整天自己吓唬自己。”
瘦子想了想，点了点头，又摸起一张牌。
牌桌上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搓牌声。
与此同时，南京城东，桂永清和孙元良又坐车从大华大戏院又来到了中央饭店。
中央饭店是南京城里最气派的西式饭店，五层洋楼，门口立着两根白石柱子，柱子顶上装着铜灯，一到夜里就亮得晃眼。
门厅里铺着红地毯，地毯上撒着香水，有一股甜腻腻的玫瑰味。楼上的舞厅里，一支白俄乐队正在演奏爵士乐，萨克斯管吹得悠悠荡荡，鼓点轻得像猫步。
孙元良坐在靠窗的圆桌旁边。他的面前摆着一杯法国白兰地，酒杯旁边是一碟腰果和一碟巧克力。他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雾在他的头顶盘旋着，慢慢散开。
桂永清坐在他对面，军装外套搭在椅背上，只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挽到肘弯。
他怀里还搂着那个穿红旗袍的女人，那女人的头发烫成波浪卷，嘴唇涂得猩红，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正拿手指在桂永清的胸口画圈。
“桂爷，今晚上咱们到底去哪呀？”
女人娇声问。
桂永清捏了捏她的下巴：
“急什么。先喝酒，再跳舞。跳完了舞，再说。”
女人斜了他一眼：
“桂爷，你就不怕鬼子打进来？”
桂永清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鬼子？离南京还远着呢。淳化镇那边有74军顶着，汤山那边有63军顶着。就算顶不住，我们还有城墙。南京城墙又高又厚，鬼子没有重炮，打不进来。”
女人又问：
“那要是打进来了呢？”
桂永清把酒杯放下，哈哈一笑：
“打进来？打进来我带你上船，顺着长江往西走。到了重庆，照样喝酒跳舞。”
女人拍了他一下：
“桂爷，你就会哄人。”
桂永清搂紧了她，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女人“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整个人都软在他怀里。
孙元良看着他们，笑了笑，把雪茄在烟灰缸里弹了弹，说：
“永清兄，你这日子过得，真是神仙也不换。”
桂永清把女人推开一点，正了正身子：
“元良兄，你这几天不也过得挺潇洒？这南京城里的好地方，每天都快被你跑遍了。”
孙元良吐出一口烟：
“人生得意须尽欢嘛。我听说，昨天秣陵关丢的时候，有一个营被留在后面殿后，全被打光了，你说这世道，生生死死，不过就是上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