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站在路灯下，把手机屏幕对着笔记本。苏晚指着工资表复印件：“六月那一栏，备注写‘外出培训，由家属代领’——赵艳的家属怎么会是林秀珍？”
风把纸边吹卷起来，他用手指压平，又看了一遍那几个字。钢笔蓝墨水，笔画工整，代领人栏里“林秀珍”三个字笔迹清晰，没有犹豫，也没有涂改，像下笔时心里很有底气。他把复印件翻过来，背面空白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压痕，是钢笔写字时用力过猛留下的。
“她要是知情，不会让那把伞留下。”陈建国摇头，目光还落在纸上，“但代领这个备注——是谁填的？”
苏晚没有回答。她从帆布袋里抽出另一张纸，是赵艳那个月的考勤表。纸边有订书钉眼，三排，钉子锈了，留下褐色的圈印。表上写着赵艳请了十五天假，理由栏里填的是“回老家”，三个字挤在一起，像写的地方不够。审批人那一栏的签章模糊不清，只能看出一个“林”字，上半截笔画淡了，下半截压在纸面上，墨迹渗进纤维里，像雨水洇开的痕迹。
“审批人可能是林德福——他当时管过人事。”苏晚把考勤表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被人刻意擦过。
陈建国没有说话。他把两张纸收进帆布袋，拉链拉到一半又停下，手指卡在拉链头上。过了好一会儿，他问：“厂里管人事的不止林德福一个人吧？”
“对。还有一个人，姓胡，调到省城去了。”苏晚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但我找到赵艳当年的室友了。退休职工，住在河西老小区，三楼，没电梯。我敲了两次门才开——她耳朵不好，戴助听器的。”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陈建国和苏晚已经站在河西老小区门口。小区里的梧桐树歪歪扭扭地长着，树皮剥落，露出灰白色的木质，像老人的腿。三楼东户的门铃坏了，按钮掉了，只留下一根裸线，铜丝露在外面，手一碰就扎得生疼。陈建国敲了三下，门开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门里，穿着灰色针织衫，袖口磨得发光。她手里攥着一把豆角，豆角两头已经掐了，露出嫩绿的断面，豆子饱满地鼓在荚里。她听明来意，沉默了一会儿，转身走到客厅，在一把藤椅上坐下。藤椅的扶手磨得光滑，颜色变深，像手掌常年握在那里留下的印记。
“赵艳那丫头，走之前把一张存折塞给我。”老太太一边择豆角，一边说话，豆角在她手里咔嚓咔嚓地断成几截，“让我转交一个人。”
陈建国蹲到她面前，目光与她平齐：“转交给谁？”
老太太择豆角的动作停了一下，豆角在手里弯成半月形，指节上沾着泥。她看着手里的豆角，没有抬头，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她说，要是有人来查，就给姓沈的。要是没人来，就烧了。存折是清江县储蓄所的，活期，里头没有多少钱，就八十多块。她塞给我那天是晚上，下着小雨，她站在我家门口，头发湿了，衣服肩膀那块也湿了，递存折的手在抖。”
苏晚问：“存折现在在哪？”
老太太把择好的豆角放进一个搪瓷盆里，盆底磕了一下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她起身走进卧室，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手里捧着一个铁盒。铁盒表面锈迹斑斑，锁扣长了绿色的铜锈，锁芯锈死成一团，盖子边缘翘起来，像被撬过。她拿了一把剪刀，用剪刀尖撬锁舌，锁舌弹开时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在房间里回荡。
盖子掀开，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股铁锈味，混着旧纸张的霉味，空荡荡的，盒底有一层灰褐色的纸屑，像被虫蛀碎的。
老太太看着空盒子，手停在半空中：“存折三年前被人取走了。取钱的人拿的是赵艳的身份证——那时候她已经死了一年。我报过案，派出所来查了，说没法追。那个民警站在我家客厅里，拿着本子记了几笔，说他会上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陈建国问取款人的名字，目光紧紧盯着老太太的脸。
老太太放下剪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围裙上有几道油渍，颜色很深，洗不掉的那种。她想了想，说：“派出所没告诉我，但我托人打听了——取款那天，有人看见林秀珍在银行门口排队。那个人是我的老邻居，她当时正好去存钱，说看见林秀珍站在柜台前，手里拿着存折，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她排队的时候一直在看表，像是赶时间。”
从河西小区出来，陈建国和苏晚骑上车，往当年的储蓄所旧址去。储蓄所已经拆了，房子改建成奶茶店，门脸刷成粉白色，玻璃门上贴着卡通宣传画，上面画着一只奶茶杯子在冒热气。只有门口的石阶还是旧的，青石被踩得光滑，棱角磨圆了，石面上有细小的裂纹。
陈建国蹲下来摸石阶边缘，手指划过磨圆的棱角，粗粝的触感像砂纸。他摸到一块石阶边缘有个凹痕，像是常年有人坐在这里等号，椅子腿磨出来的。他站起来，进了奶茶店，站在点餐台前。
“开业多久了？”他问扎着马尾的店员。
“九年了。”店员擦着吧台，“以前是储蓄所，我阿姨在这里存过钱的。”
苏晚在店里翻找旧照片墙。墙上挂着几十张照片，有开业的、有节日的、有员工聚餐的。她在一张开业照前停住——照片里银行柜台还在，柜台上放着一把黑色折叠伞，伞套上隐约有绣字，像是拍照时有人顺手放在那里的。
陈建国凑过去，盯着照片里那把伞看了很久。伞是黑色的，伞套叠得整齐，放在柜台一角，边缘露出一截绣线，线脚很密。他拿出放大镜，镜片压在照片上，慢慢移动，看清楚了——伞套上的字不是绣的，是用白色油漆笔写上去的，笔画粗糙，带着漆料的流淌痕迹，写的是一个“沈”字。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四个字：“沈长河存”。笔迹潦草，像是随手写的，但笔画干脆，没有犹豫。
傍晚，陈建国独自坐在旅店桌前，把照片、工资表、证词按时间线排序。他铺开一张白纸，用铅笔画出时间轴——九四年六月，赵艳请假，林秀珍代领工资，存折被取走，沈长河的名字出现。每个事件之间隔着一段时间，但每条线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经过林秀珍的手转了一圈。
他开始怀疑林秀珍是在保护什么人——不让那人的名字直接出现在证据链上。这个人不是沈长河，而是沈长河后面的人，像是藏在影子里，一直没露过面。
他翻开林秀珍的旧笔记本——林小慧偷塞给他的。笔记本封面是棕色的，边角磨得发白，有几页被撕掉了，留下参差的纸茬。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我不想害任何人。但有些事，该查还是要查。”字迹歪斜，笔画像蚯蚓一样扭着，像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笔尖在纸上戳了好几个窟窿。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纸面的光线下，笔触显得很不平稳，像是写信的人心里压着很重的东西，每一画都在用力。他把笔记本合上，手指搭在封面上，感到纸面微温。
手机响了，屏幕亮起来，震得桌面嗡嗡响。他拿起来一看——林小慧发来的短信：“姐今晚回清江，说想见你。她让我告诉你——有些话，当面说才说得清楚。”
陈建国看着那行字，久久没有说话。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作响，提醒着时间的流逝。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下去，只留下一道微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