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禾握着手机站在原地，手指冰凉，屏幕已经暗了。路灯的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成一条细长的线，一直延伸到台阶下面。她没动，手机还贴在耳朵上，耳朵里只剩下挂断之后的忙音。
陈建国推开车门下来，走到她面前。他没急着问，只是站在那里，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微微抬起，又放了下去。
“他说他还活着。”沈清禾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她没抬头，盯着地面的砖缝，“他说他是我爸。他叫我丫头。”
陈建国轻轻把她的手机从她手里拿出来，按亮了屏幕，回拨那个未接号码。嘟嘟嘟——盲音。他又拨了一次，依然是盲音。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按照屏幕上的号码拨过去，听筒里传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屏幕上只留下五位数——是省城的公用电话亭号。
“我该信他吗？”沈清禾抬起头，眼眶泛红，但没有眼泪。她看着陈建国，像是在等着一个答案。
陈建国没回答，把手机还给她，转身朝停在路边的车走去。他拉开车门时回头看了一眼：“你先回去上班。我去打电话。”
沈清禾没动，站在原地，白大褂的下摆被风吹起，她伸手按住。值班护士从门厅探出头来喊她：“小沈，三床呼叫。”她应了一声，脚步有些虚浮地转身往回走。
陈建国关上车门，发动引擎，车载收音机里放着深夜的寻人节目，主持人声音低沉。他把收音机关掉，拿出手机拨通周磊的电话。
“义和路附近有几个公用电话亭？”他问。
“三个。都是老式的，插卡那种。”周磊的声音里带着困意，“怎么了？”
“老沈刚才用公用电话打的。我回拨已经关机了。你开你那辆车，咱们分头绕一圈。”
二十分钟后，周磊的电话打了过来：“我在这边第二个电话亭发现了东西。你过来看看。”
陈建国赶到时，周磊已经把电话亭的玻璃门推开，蹲在角落里用手电筒照着地面。一盏老旧的路灯在电话亭上方亮着，灯泡发出嗡鸣声，光线昏黄，把地面的烟头照得清清楚楚。
“烟头还是湿的。”周磊用手套捏起一个烟头举到灯下看，“手工卷的，烟纸是黄棕色，边缘有甘草味。地上有碾灭的痕迹，应该是人踩的。”
陈建国蹲下去，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发现电话亭的角落里塞着一张纸。纸是撕下来的电话亭号码本夹层页，对折两次，露出一个角。他小心地抽出来，展开——纸上画了一只手，食指指向一个方向，用圆珠笔画的，线条粗犷，但很用力，把纸都刻出了凹痕。
他顺着食指的方向看过去——义和路37号。
周磊凑过来看了一眼，立刻直起身：“水泵房。九八年老旧水管改造时建的那个，后来废弃了。”
“老沈住过？”陈建国问。
“朱师傅说，九八年封顶之前，老沈在义和路修水管的时候住过那里面。”周磊说，已经迈开步子，“走，过去看看。”
陈建国按住他肩膀：“别急。他既然主动露头，就说明还有话没说完，但不想在电话里说。咱们得按他的节奏来，别把他吓跑了。”
周磊收了脚步，转身盯着陈建国：“他既然画了方向，就是让人跟着去。”
陈建国走到水泵房门口。锈迹斑斑的铁门上挂着一把旧锁，锁孔里插着一把生锈的钥匙。钥匙已经锈成了深褐色，和锁体几乎融为一体。他伸手去握钥匙，钥匙纹丝不动，像是长死在里面了，但能感觉锁芯里有油。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块石棉垫，垫着手去拧钥匙，第一下没拧动，第二下他用上全身力气，手臂上的青筋跳起来，锁芯嘎吱一声转了小半圈。他松口气，又拧了第二圈，锁芯转得更顺了，金属碰触的摩擦声里带出一股淡淡的机油味——旧油，但没干。
锁开了。
铁门推开时铰链发出尖锐的尖叫，像很久没被划开的喉咙。里面漆黑一片，手电筒的光照进去，照出一张行军床——铁架已经锈成暗红色，帆布铺面塌陷出一个大坑，上面叠着一床发黑的棉被。旁边有一个搪瓷缸，缸沿缺了口，内壁结着一层深褐色的茶垢。
地面是水泥的，用粉笔画了一个圈。圈不大，直径大约四十厘米，粉笔线已经模糊了，但依然能看出是刻意画的，不是随便画着玩的。圆圈的正中间放着一个旧皮夹。
皮夹是深棕色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边角的线头散开了。陈建国蹲下去，用石棉垫翻起皮夹，打开——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是那种老式的证件照，边角已经卷曲发黄。照片里的女孩大约四五岁，扎着两根羊角辫，额前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眼睛亮亮的，嘴角抿着笑。她穿着碎花裙子，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小花，像是过年时拍的。
是沈清禾。和她小时候证件照上的样子一模一样。
皮夹的夹层里塞着一张纸条。纸条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还有格子线。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笔画很用力，像是写的人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笔尖上：
“赵月娥让我签的条子，原件在疾控中心老档柜第三层。别找我了，我会再联系。”
纸条翻过来，背面粘着一小片撕下来的单据角。角不大，大约只有指甲盖大小，边缘撕得很整齐，像被人特意剪下来的。单据角上有半截红章，模糊不清，但能看清两个字——“药品”。
周磊把纸条接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变了：“老沈这些年一直在省城。他没跑远，就藏在咱们眼皮底下。”
“他躲着见人。”陈建国把皮夹小心地合上，“纸条上提到的东西，说明赵月娥的账不止医院内部，还跨了药品规矩。”
他站起来，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水泵房。墙角的蜘蛛网在微光里晃动，行军床的帆布上积了一层灰。他把皮夹装进外套内袋，按了按，让它贴着胸口。
“走。”
回到车里，沈清禾已经坐在后排。她没穿白大褂，换了一件旧外套，头发披散着，手里攥着那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车里的顶灯开着，昏黄的光照着她苍白的脸。
她没抬头，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眼泪掉下来，砸在照片上，把画面洇出一个小小的水渍。她用拇指抹了抹，发现照片背面也湿了——那是一行铅笔字，笔画很轻，几乎看不清：“丫头，别恨你妈。”
她把照片翻过来正面，又重新翻过去看那行字，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铅笔记痕，笔痕已经很浅，像是写了很多年，被反复摸过。
“我要见他一回。”她说，声音忽然稳了，“你帮我找。”
陈建国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刚要开口，手机响了。是苏晚。
他按了免提。
“疾控中心的老档柜我已经调出来了。”苏晚的声音里带着疲惫，但很清晰，“柜子最上层被撬过，里面是空的。只有柜底粘着一张废纸片。”
“写什么？”
“林德福·药品结余·1998.7.22。”
陈建国的手指停在方向盘上。7月22日——老沈签完字坐火车走的第五天。
“废纸片背面还有字。”苏晚说，“铅笔写的，只有半个字——‘两’。”
陈建国盯着手机屏幕，脑中那根弦突然绷紧了。半截“两”字，像是计数没写完就被人突然打断了。他想起老沈皮夹里那张纸条，想起赵月娥的调岗申请，想起沈清禾母亲处分的时间线，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老沈签的那张条子，可能根本不是检查，而是林德福处理药品结余的凭据。
而那张条子的原件，现在还藏在某个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