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放下碗，从包里掏出笔记本。他翻到记录林德福那页，用指腹在纸面上来回摩挲，像在确认什么。苏晚端着水坐回桌前，目光落在笔记本磨损的边角上，那层皮已经磨得发白，边角翘起来，露出里面泛黄的纸板。
“线路改造清空了林德福那通电话的底账。”陈建国在纸上画了一道横线，笔尖用力，纸都划出了痕迹，“改造八月初开始，九月中旬换完，正好卡掉九八年九月到九九年七月。”
“刚好卡住沈桂芝打电话的时间段。”苏晚放下水杯，杯子在木头桌面上发出轻轻的声响。她看着陈建国，手指不自觉地敲着桌面，一下一下，节奏越来越慢。
两人从面馆出来，去了派出所户籍室。阳光照着马路，水泥路面热气腾腾，路边的梧桐树叶都耷拉下来。陈建国出示介绍信，报出王桂英的名字和迁入时间。民警翻开底册，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九八年十月迁入，九九年七月迁出，迁往省城，没有具体地址。”
陈建国凑近看，目光顺着表格一行行扫过去。备注栏有一段白色涂改液盖住的字，白色的涂改液已经泛黄，边角斑驳，上面重新用黑色墨水写了“户籍注销”四个字。墨水的颜色比旁边的地方深，笔迹也生硬。
“这里改过。”陈建国指着那处涂改，手指悬空，没有碰到纸面。
民警看了一眼，探过头来，眼睛眯着：“可能是写错了涂掉的。”
陈建国没有接话，继续往下翻。他的指尖停在另一页，翻到王桂英原始底册页，原本写着“子，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生”，涂改液盖过后重写成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生”。涂改液下面的痕迹隐约可见，用铅笔描过的数字轮廓还残留着。没有经办人签章，没有修改日期。
“复印这一页。”陈建国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民警犹豫了一下，手指在纸张边缘敲了敲，目光在陈建国脸上和底册之间来回移动。他拿起底册，转身走进里间，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两分钟后出来，复印了一份递过来。复印纸还带着温度，边角有点卷。
苏晚说：“九八年条例规定底册涂改必须附签章和修改日期。”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力，像在背一条法律条文。
民警靠在椅子上，椅子发出吱嘎的声响：“当年合并乡，人手少，档案乱。不少人调走了，来不及走正规程序。”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回忆什么。
陈建国翻到底册最后一页，纸角有一行铅笔备注，字迹歪歪扭扭：“九九年七月经办人辞职。”铅笔的印记已经很淡，有些地方磨得看不清了。
“经办人是谁？”
民警翻了本旧登记簿，封面上写着“经办人登记”，纸张泛黄，边角卷起来。他一页页翻着，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最后停在一页：“王桂英这个案子李明经办的，后来换成张振华。张振华九九年七月辞职，档案调走了，查不到联系方式。”
陈建国复印了这一页，道了声谢。他把复印件折好放进口袋，跟苏晚一起走出户籍室。
站在派出所门口，苏晚用手挡住额头，阳光透过她的指缝照下来：“经办人辞职，王桂英八月初搬走，前后不到半个月。”
陈建国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街角：“那个人知道底册有问题才跑，跑之前改了孩子出生年份。”他看了眼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三点十分，“去旧居委会。”
旧居委会在巷子尽头，一排红砖平房，墙根长着青苔，窗户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大片。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开的门，穿着白背心，拿着蒲扇，背心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字样。他打量着来人，目光警惕。
陈建国出示王桂英的照片。照片已经有些发黄，边角折了，但人脸还清晰。老主任端详片刻，蒲扇停了，露出回忆的神情：“这个女人我记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怎么跟人来往，搬来不到一年，九九年夏天走的。那天早上我碰见她，提着两个尼龙袋站在门口等车，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省城。她当时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眼袋，一脸疲惫，像是赶了很久的路。”
“孩子呢？”
老主任想了想：“她说先送亲戚家了。那孩子五六岁，瘦瘦的，不爱说话，每次都躲在她身后，头低着，从不抬头看人。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他身边过，他吓得缩了一下。”
“搬走前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老主任拍拍蒲扇，想了半天：“搬走那天上午，街口停了一辆省城牌照的白面包车，白色，车窗贴着深色膜，贴得很黑，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我骑车买菜回来，车就不见了，街口空荡荡的，连个车印子都没留下。”
“那几天有人往她家送过东西吗？”
“有。”老主任点点头，眼睛亮了一下，“搬走前那几天晚上，有人往她家门口丢了一个旧书包，深蓝色，帆布的，背带断了一根，打的结。里面装着几件小孩衣服和一双新鞋，运动鞋，白色的，鞋底干干净净，像是没穿过。”
“书包还在吗？”
“早没了。”老主任摆摆手，“王桂英搬走后我打扫她家门口，还剩一个咖啡色鞋盒，纸板都压变形了，我本来想扔了，后来放柜子里没管。”
陈建国问：“鞋盒还在吗？”
老主任转身走进屋里，从墙角铁皮柜里翻出一个咖啡色硬纸板鞋盒，盒面上的印刷图案已经模糊，褪得几乎看不清，边角压皱了，一条胶带翘起来。
陈建国接过鞋盒，手指摸过盒面，感受着纸板的温度和潮湿。他打开盒盖，盒底有圆珠笔草草写下的日期——“7.26”。字迹歪歪扭扭，像用圆珠笔匆匆写下的。他想起林秀珍的产检底票上写的日期：七月二十六日凌晨。
他把鞋盒侧过来，对着窗口的光线，盒底内侧有一个浅浅的铅笔印记，几乎是看不见的。他用铅笔轻轻一抹，动作很轻很慢，几行字渐渐浮现出来——“孩子没事”。字迹很浅，像是写的时候铅笔芯已经削短了。
“能看清吗？”陈建国把鞋盒递给苏晚。
苏晚凑到窗口看了半天，眯着眼睛，把鞋盒对着光转了好几个角度，最后摇摇头：“太浅了，看不出具体写什么。”
“我能带走吗？”陈建国看着老主任。
老主任点头：“拿去吧，留在我这儿也没用。”他指了指鞋盒，“这东西放了好多年了，我差点都忘了。”
两人走出居委会，阳光斜照在巷子里，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陈建国靠在车身上，手按着车顶，指关节发白。手机屏幕亮了，许青岚的电话打进来，铃声在安静的巷子里格外响亮。
“我查到一个东西。”许青岚的声音带着风声，像是在室外，“九九年九月上旬，省城那家二手车行老板说，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在县郊抵押给修理厂，不是卖掉的，连车带牌压在那家修理厂。老板说他记得很清楚，那车停了大半年才有人来开走。”
“抵押人是谁？”陈建国握着手机，指关节更紧了。
“赵卫东的熟人，刘建设。老板说他以前带赵卫东来过几次，两个人看上去关系不浅，经常一起开车来。”
“车牌号？”
“老板记不清前三位，但尾号是67。他说那车八成新，白色，省A牌照。”许青岚停顿了一下，“老板说那车保养得不错，就是里程表被人动过，少走了好几万公里。”
陈建国挂掉电话，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信息。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白色面包车，省A开头，尾号67。
苏晚看着他写完，目光落在那行字上：“这辆车你见过？”
陈建国缓缓点头，目光落在远处：“十年前，在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我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省A牌照。一模一样的尾号。”他停顿了一下，喉结动了动。
“停在那儿？”
“厂门口。我父亲下班回来，我问他那辆车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来找人的。”陈建国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苏晚沉默了一会儿：“找谁？”她的声音低下来，像是在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指腹在纸页上轻轻摩挲着，指尖划过那个数字——67。他的目光停留在那行字上，很久没有移开。
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条短信。
发件人尾号7227。
只有一行字：“别再去西河镇，孩子不在那儿。”
陈建国看着屏幕，屏幕的灯光映在他脸上，他的眉头慢慢收紧了。
他拨回去。
关机。听筒里传来冰冷的提示音，一遍又一遍。
苏晚看着他：“你知道孩子到底在哪儿吗？”她的声音平静，但眼睛里藏着不安。
陈建国把手机放回口袋。风吹过老街，梧桐叶沙沙响，阳光从树叶间隙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老街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几声鸟叫，还有一个孩子喊妈妈的声音。
他不知道。
但发这条短信的人知道孩子不在西河镇，也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往哪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