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县的急报送进政事堂时，顾长安刚从早朝退出来。
七百三十六人。
这是第一封急报上的数字。
安宁县北部两乡连续三年少雨，今年入夏以后又坏了两口井，县里先是减种，随后停了几处灌渠。真正逼人离开的不是粮价，而是水。三日前，最北的石坳乡先有九十多户举家南迁，第二日又有两个村跟上。县衙试图劝返，却发现原村井水每天只能撑半日，劝人回去等于让他们坐在空井边等下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雨。
急报最后一句写得很直白。
“闻荒城曾以临时登记、分流安置、公共水点与工役承接流民，安宁县请借其成法，以免民众失所。”
这句话一进政事堂，四部官员的反应完全不同。
户部最先支持借。七百多人不是七千人，若能在进入府城以前先登记身份、家庭、去向和口粮需求，至少不会像往年一样到城门口才发现谁从哪里来。
工部却先问了一句：“安宁县有多少水？”
没有人能答。
兵部问的是另一件事：“迁民里有多少壮丁？若一路聚成千人，地方能不能维持秩序？”
吏部则更谨慎：“安宁县自己连井坏了多久都没报清，现在给他一套荒城章程，他能不能用？”
顾长安坐在末位没有开口。
梁帝看完几部初议，直接问他：“你昨日才说，荒城权宜不能原样推广。今天人家就来借。怎么借？”
顾长安答道：“先别借荒城。”
殿里几个人同时抬头。
梁帝说道：“急报上点名要借。”
“他们需要的不是荒城。”顾长安说道，“他们需要先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梁帝把急报往前一推：“七百三十六人，还不够清楚？”
“不够。”顾长安答道，“这七百三十六人是已经离村，还是准备离村？里面老人孩子多少？能不能返乡？原村还有没有留守人口？两口坏井是彻底干了，还是井壁塌了？县城现有水、粮、空屋、工位能承接多少？若这些都不知道，直接把荒城十日登记、三十日过渡户、公共工位整套搬过去，只会多出一堆表。”
户部侍郎问：“那先做什么？”
顾长安说道：“先做三张表，不是十本册。”
第一张，人。
只登记已经离开原居地、准备进入县城或其他安置点的人。姓名、家庭、原村、是否有老人孩子病人、是否打算返乡。债务、田契和户籍争议先标状态，不在第一日全部解决。
第二张，水。
县城和沿路三个临时落脚点，分别每天能稳定供多少人饮水、做饭、医用和牲畜用水。不是写“有井三口”，而是写实际每天能提多少。
第三张，去向。
哪些人只是等井修好便回去，哪些已经无地可回，哪些想投亲，哪些需要短期工位，哪些需要医护。没有去向分类，就会把七百多人全塞进同一处，最后谁也出不去。
户部尚书听完说道：“你把债务、户籍、田契都往后放？”
“第一日先保命。”顾长安答道，“但不是不记。先记状态，后面再分。荒城前面的教训就是，所有问题一进城门便一起解决，必然乱。”
梁帝问：“这三张表，谁去做？”
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
若让安宁县自己报，急报都能把“井塌”和“井干”写成一句“缺水”，很难指望三日内突然变得精确。若朝廷派一大队官员过去，等人到齐，流民可能已经自己散到三四个县。
周惟正出列说道：“臣建议派一支小组，不接管县政，只做三件事：核人数、核水、核接待容量。两日内回报。”
梁帝问：“谁去？”
工部要出水工，户部要出登记人，医署也该有人。兵部不愿派兵直接进入民迁队伍，怕被理解成驱赶，但同意调附近驿兵维持道路。
顾长安忽然被梁帝点名：“你去不去？”
殿中安静了片刻。
顾长安答道：“臣不建议去。”
这答案显然出乎不少人预料。
梁帝问：“为什么？”
“因为安宁县现在是在验证一套办法，不是在验证臣。”顾长安说道，“若臣一去，县里所有人都会等臣下决定。最后做成了，只能证明顾长安又去了一次。”
梁帝看着他：“你倒很会躲。”
“臣昨日才答完四问，今日若又去地方先做后报，父皇明日能有第五问。”
冯德在旁边低下头。
梁帝没笑，只让户部、工部各报人。
最终派出的是一个七人小组：户部两名书吏，工部两名水工，太医院一名医官，吏部一名熟悉地方户册的主事，再加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
陈世安。
那个在第九十七章里最反对荒城“先做后报”的御史。
梁帝说道：“你不是要查荒城的权宜有没有变成地方乱权吗？先去安宁看看，没有顾长安的时候，这套东西还能不能用。”
陈世安脸色很难看，却只能领旨。
顾长安没有幸灾乐祸。
反而当场补了一条：“御史去查可以，但不能让安宁县为了等他查完才给人喝水。”
陈世安抬头看他：“七殿下放心，本官还不至于连这个都分不清。”
顾长安答道：“最好。”
两人对视一眼，谁都没再说。
七人小组当日下午出京。
可事情没有等他们。
第二封急报在黄昏前送到。
七百三十六人已经变成九百一十二人。
原因不是又有两个村突然逃荒，而是第一封急报只算了登记在册的成年人与户主，很多随行孩子、老人和依附亲属没有单独计算。安宁县最开始连“多少人”都没有算同一个口径。
户部尚书看到第二个数字，脸色当场沉下来。
顾长安却没有讽刺。
荒城自己也犯过这种错。四百一十二人的临时登记后来复核成四百零九，重复家庭、老人和孩子都出现过。一个地方第一次遇到大规模迁民，数字不准不奇怪；真正危险的是明知口径不同，还把第一版数字当成绝对事实继续往下算粮和水。
顾长安让户部把急报栏改成两列：户数与实际人数分开，未确认的用黄签，不再用一个总数覆盖所有问题。
梁帝看见后问：“这也要写？”
“如果不写，明天他们会按七百人的水准备九百人的桶。”
第二日早朝以前，第三封急报又到了。
这次不是人数。
安宁县县城只愿意接三百人。
理由写得很充分：县城三口井，最近稳定出水足够现有居民和约三百名新增人口使用；再多就要压缩洗涤、牲畜和工坊用水。县令因此要求剩余迁民原地等待，或者分流到南边两个镇。
可南边两个镇根本没有收到提前通知。
其中一个镇只有一处大井，另一个镇虽有水，却正在修桥，车队难进。
这意味着，安宁县真正缺的不是一纸“流民安置办法”。
是有人先把县、镇、道路、水点和人口当成一张图来算。
顾长安在政事堂摊开安宁县旧图，先把三个水点圈出来，再把两条道路、一个修桥点和两处空仓标上。没有人要求他亲自去，但几名官员还是习惯性看向他。
顾长安没有代替七人小组做决定，只说道：“他们到现场以后先核这几处。若图上都已经错了，按图排出来的路线也没有意义。”
梁帝问：“你觉得会怎么分？”
顾长安摇头：“没看实际水量，不猜。”
这句回答让工部侍郎点了点头。
七人小组出京前，顾长安还特意把“不要做的事”写成一页。
第一，不要到了安宁县以后先宣布所有迁民必须回原籍。只要井没有修、原村不能供水，劝返就是把责任推回村口。
第二，不要因为担心秩序便先把迁民全部登记成“无籍流民”。原籍户册可能还在，田地也可能还在，短期离村不等于户籍消失。
第三，不要把基础口粮和公共工直接绑死。能劳动的人可以参加修井、清沟、搭棚，获得工酬；老人、病人、幼童和照护者却不能因为不能出工就少一口饭。
第四，不要为了让数字好看，把“已分流”写成“已解决”。人从县城赶到南桥镇，若南桥镇没有水、没有屋，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挤。
陈世安看完这页，语气并不客气：“七殿下这是怕本官去给你添乱？”
顾长安答道：“臣怕任何人去了以后都想证明自己有用，包括臣自己。”
陈世安盯了他一眼，把那页折进公文袋：“本官若发现荒城的办法本来就是错的，也会照写。”
“应该照写。”
“你不怕？”
“怕也没用。”
这次陈世安倒没有再呛。
安宁县离京不算极远，七人小组快马加驿车，一日多便能到。可在他们赶路的同时，户部已经先做另一件事：把沿途可用的两处驿仓和一处废军粮转运场列成备用落脚点。不是立刻开放，而是防止县城和两个镇都超出容量以后，九百多人只能继续在官道上走。
顾长安看到这张备用表，又加了一栏“开放条件”。
户部书吏不解：“既然备用，真用时再开不行吗？”
“真到要用的时候，最容易因为着急把所有地方都开。”顾长安说道，“先写清什么情况下开，开多少人，谁负责水和粮，什么时候关闭。”
第一处驿仓只有仓房，没有稳定井水，因此只能作为物资中转，不能安置人口。
第二处废军粮场有一眼浅井，却靠近军道，最多只能临时停一百五十人，不适合长期搭棚。
第三处驿站附近水足，却现有客商多，若强占驿舍会影响军文和商路，只能在外场设短停点。
三处地方原本都写着“可安置”。真正一查，最后没有一处适合直接塞几百人。
梁帝看完以后说道：“所以你们现在连备用地也要先证明不能用？”
顾长安答道：“至少先知道它不能用来做什么。”
这一天晚上，户部还收到安宁县县令的一封自辩。他在信里说县衙已经提前开仓赈粥，也派衙役守路，并非坐视灾民外逃。真正的问题是两口井坏得太快，县里原以为还能撑半月，没想到三日内便有几个村同时动起来。
顾长安看完以后没有建议先罚县令。
梁帝问：“你倒替他说话？”
“臣没替他说。”顾长安答道，“县令有没有迟报、误判，后面该查。但眼下先把人和水稳住。若现在换县令，新来的人第一日还得重新找井在哪。”
梁帝没有表态，却没有下换人的旨意。
第二日上午，第一批现场消息不是通过正式十二页回报，而是一张只有几行字的驿传短报。
“石坳乡迁民途中有二十三名老人掉队，地方原按户主登记，未单独列弱者。现已设两处休息点，驿车分两次接送。”
顾长安看到这里，脸色第一次真正沉下来。
“户主数字”的问题不是抽象统计误差。少算一个老人，就意味着路上少准备一份水、一个座位和一段休息时间。
太医院的人随即要求在三张表之外增加一项“途中脆弱人群”：不能长距离步行者、孕妇、急病、幼童和需要照护者必须单列。不是给他们加一套复杂身份，而是路线安排必须先知道这些人能不能走。
陈世安在后续回报里承认，第一天他们确实只想着“到了落脚点再分医护”，没想到问题会先出在路上。
七人小组因此把原来一日走三十里的计划改成两段。能走的人正常前进，老人孩子多的队伍缩短路程，并提前把水车推到休息点，而不是等所有人到达县城才发水。
这一改，速度慢了。
但第二日没有再出现大批掉队。
这也让政事堂里第一次有人意识到，“安置”不只发生在目的地。从离开原村那一刻起，道路本身就是系统的一部分。
工部侍郎随后调出安宁县旧井册，发现更荒唐的一点。县里报“两口井坏”，旧册却把其中一口写成“季节浅井”，另一口写成“深井”。按经验，深井不该在同一时间完全断水。正是这个不一致，让现场水工决定先查井壁，而不是直接相信“井干”。
梁帝看着旧册问：“若没有这份旧册呢？”
顾长安答道：“那就更不能先下结论。没有记录时，现场测得比猜更重要。”
安宁县这场事，到这里已经越来越不像“借荒城的办法”。
更像把荒城吃过的亏拿出来，少吃几次。
第三日下午，安宁县第一份现场回报终于抵京。
陈世安的名字写在最上面。
回报第一句不是弹劾，也不是表功。
“安宁县不宜一次接纳九百一十二人。”
第二句则更加直接。
“石坳乡两口井并非全干，其中一口井壁坍塌，井脉尚有水；若先修井，可使至少二百余人不必长期迁出。”
政事堂一下安静下来。
顾长安看着那一页，没有说话。
荒城的办法，第一次在没有他的地方开始工作。
而且第一次证明，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荒城已经做成了什么，而是遇到新地方以后，仍然知道该先问哪几个问题。若安宁县最后只学会挂同样的木牌、抄同样的户号，那这场试验便算失败了一半。
这句话看起来慢，实际上比先搭一百顶棚快得多。能返乡的人少走几十里，能修井解决的人不用重新落户，真正需要长期安置的人也不会被前面几百个短期人口一起挤掉资源。把问题分开，本身就是在省粮、省水、省人。
不是先收人。
而是先问一句。
为什么这些人必须走？
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问清，后面的粮、屋、户籍和工位，只会一起建在错误答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