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巷口跟记忆中差不多。两边的老墙被南方的雨水泡成了一种均匀的深灰色，墙脚长着青苔，在午后的阳光里呈现出一种湿润的绿色。阿斌已经把钥匙送过来了——一把老式的铜钥匙，用一根红绳穿着，搁在门框上面的凹槽里。
院门的铁锁确实锈了，但锁芯被油保养过，转动的时候发出一种干燥的、缺乏润滑的声。推开院门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跟十八年前一样的音调。
院子比记忆中更小。石板的缝里长着杂草，已经被阿斌清理过了，但根还在。梧桐树还在，树冠比我走的时候更密。那些意识之丝在暮色中以极暗的暗金色悬浮着——颜色跟里斯本的、巴黎的、南海的都不同，更暖更稠，像一层被反复铺了太多层的底色，所有经过它的光线都会被它染上一层持续的暖意。
陈默。林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不高。
我站在梧桐树前面。陈月那本铁皮饼干盒还在二楼她房间的书架上，林岚从旧书店买的县志里夹着的那张便签——她在上面写的是在梧桐树底下种一排太阳花。院子里的地面保持着被反复走过很多次之后压实的旧痕迹，坑洼的深度跟十八年前一样，像一段被暂时搁置的时间正在等待着被重新开启。
二楼朝南的房间门没有锁。推开门的时候，灰尘的气味从门缝里涌出来，带着一种陈旧的、被存放了很久的纸和布料的气息。
房间里的东西保持着原样。书桌上摊着一本翻到某一页的地理课本，页边空白处有手写的笔记痕迹。床单是浅蓝色底碎花的，床头的台灯是粉色外壳。窗台上那盆早已枯死的绿植根部已经完全干缩成了细小的、发脆的颗粒，在通风过程中被轻微扰动，从花盆边缘飘落了一层极细的土尘。窗帘是半拉开的，能透过窗户看到院子里的梧桐树冠。
我在床边坐下来。床垫已经被十八年的重力压成了一个浅凹的形状，坐上去的时候发出那种旧的、被反复坐过很多次的弹簧发出的轻微声音。窗帘上的小碎花仍然保持着它们原本的排列方式，每一个花瓣的位置都跟它们最初被印上去的时候一致。
林岚站在门口。她没有进来，也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门框的位置，把入口留着，让这个空间完整地保持着我妹妹离开时的样子。
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的漆面已经磨损了大半，露出下面银灰色的铁皮。打开的时候铰链没有发出声响——它被反复打开过，次数多到铰链的摩擦面已经被磨得光滑。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一封信。每一封都被仔细折叠好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下到上依次是2007年9月到2008年2月。信封上没有写地址，只在正面写了两个字。字迹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越来越稳，像是在写信的过程中逐渐确认了某件事。
我坐在床边，把十一封信在床铺上排开，按顺序一封一封地看。第一封写的是哥，我可能发现了一些东西。赵仁诚的基金会不是他看起来的那个样子。他们在做实验，在珠海。第三封写的是我联系上了科斯塔教授。他在葡萄牙，他说他知道关于的事。第六封写的是我决定去一趟西班牙，科斯塔说那里有一个地方能让我看到完整的图景。第九封写的是哥，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不是在逃跑。我是在堵一条路。最后一封——2008年2月的一封——结尾只有两行字：哥，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说明你已经到过海里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我走出巷口的时候，我没有害怕。我知道我做的事是对的，你也早就知道。
我握着最后一封信的手停住了。纸张的边缘因为反复折叠已经发毛了，像被反复打开和折合过很多次之后正在缓慢地释放着它所有的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