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走出老宅，站在妹妹失踪的巷口。暮色从两排老墙之间的天空窄缝里透下来，形成一束被收窄的光线。
左眼在那一刻自行亮了起来。不是刺痛，不是预警——像一个被反复打开和关闭过很多次的接口正在被最后一次激活，把所有存储在那里的数据以正确的方式重新排列成可被读取的格式。一条完整的记忆流被投射到了我的感知中。
2008年3月5日傍晚。同样的巷口，同样的光线角度。陈月从院子里走出来，穿着那件她常穿的浅蓝色外套，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她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停了一步，像在确认自己已经把所有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然后她继续往前走了。步子不慢，没有迟疑，每一步的距离都均匀，像一段被反复排练过的行走路线正在以它最终的版本被完整地走完。她不是被绑架的。她是主动走完那段路的。她在等那件事发生。
我站在巷口，暮光在面前收窄成一道从深蓝向暗金色过渡的狭长光带。左眼的暗金色视野在那段记忆流播放完毕之后以持续的方式保持着亮的状态。那些储存了十八年的底层数据在最后的播放过程中被完整地读取了一遍，然后它完成了读取，把所有的页面合拢了。
我走回老宅的时候，林岚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她的膝盖上摊着那本从旧书店买的县志，已经翻到后半部分了。她合上县志的时候，书页之间夹着什么东西——一张纸条，已经从中间对折的地方发白了。她拿起来递给我。
我在县志里找到的。夹在本县植物那一章里。
纸条上的字迹是陈月的。跟那十一封信里最后一封的笔迹一致。哥，我想在梧桐树底下种一排太阳花，明年春天开的那种，黄色的。没有日期，没有抬头，只有这一行字。我站在院子的梧桐树下，手里握着那张纸条。在本县植物那一章里，在一个不相关的、永远不会被翻到的位置，被人夹着一张关于太阳花的便签。她的种太阳花计划被留在了那里——在县志的本县植物页里夹了十八年，等待着在春天真正到来之前被某人翻开、被发现、被按原计划执行。
你怎么知道她说过的？
你在广州整理背包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过三遍。她说，你每次翻到那封信的时候，嘴角的弧度会变。
我握着那张纸条，站在石阶上。已经枯了很多年的梧桐树正在初冬的风里保持着安静，树皮的纹路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被反复绘制过的深刻褶皱。
从老宅回广州的火车上，我联系了市局档案室的旧同事。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陈默，那份卷宗还在。当年你调走之后没人动过它。你要借出来看？
回到广州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翻开了一份牛皮纸封面的旧卷宗。封面上的陈月失踪案·2008标签已经褪色了，标题栏上盖着当年负责警官的姓名章。十八年前我第一次打开它的时候，视线被那些空白页和缺失条目挡住了。现在我能看到的是那十八年前被的东西——案件接手之后不久就被某种力量叫停了，大部分调查记录停留在最初的阶段，后续的待补充栏全部是空的。
我在卷宗中间发现了一行被红笔划掉的记录。划掉的墨水很浓，但我还是能看清下面的字。2008年3月6日——陈月失踪的第二天——一名环卫工人在城郊垃圾站捡到了一个U盘，U盘外壳印着仁诚基金会的标志。环卫工人把它上交给了辖区派出所。派出所联系了上级部门。上级部门的回复是无关本辖区管辖，建议销毁。
那行被划掉的记录下面，有一行更淡的铅笔字，像是被某个人在很久以后补写上去的：处理人：现任省公安厅某处副处长。
我坐在桌前，台灯的光在那行被划掉的字迹表面形成一层扁平的、没有任何投影的光层。那枚U盘在十八年前被人从证据链条上剪掉了。而那个下令剪断链条的人——以无关本辖区管辖为理由把U盘销毁——仍然在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