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苏城。
炮声一夜没停。
巧英在账房地铺上翻来覆去，每次刚要睡着，远处就是一阵闷响，把睡意震得粉碎。她索性不睡了，坐起来，把匕首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心里。
刀鞘是凉的，牛皮表面被她摸得发亮。她把匕首抽出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刀刃。刀刃很薄，很亮，能照见自己的眼睛。她把匕首插回去，别在腰间。
天刚蒙蒙亮，她就起来了。院子里，红豆架上的豆荚比昨天又长了一点，青青的，弯弯的，挂着露水。她蹲下来看了看——烧焦的那截藤蔓没有死，断口处冒出了两片嫩绿的新芽，小小的，像两粒绿豆。
春桃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粥碗，看见巧英蹲在红豆架前面。
“小姐，您看什么呢？”
“看新芽。烧焦的那根，活了。”
春桃凑过来看了一眼，笑了。“还真是。命硬。”
巧英站起来，接过粥碗，喝了一口。没有放糖，白粥，烫的。“春桃，今天多煮一锅绿豆汤。天热，工人容易中暑。”
“哎。”春桃转身走进灶房，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
辰时，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他今天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用水抿过了，下巴上的胡茬也刮了。但眼圈还是黑的，眼睛里有血丝，像一张白纸上画了几条红线。
“巧英，新涂层的样品准备好了。我送去军需处。”
巧英看着他。“你睡了几个时辰？”
“四个。够了。”
“真的？”
“真的。”陈树生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十个贴着标签的小瓶子，整整齐齐地排成两排，“每瓶都标了批次、日期、测试数据。军需处的人一看就懂。”
巧英拿起一瓶，对着光照了照。淡黄色的液体，清亮亮的，像秋天的银杏叶泡出的水。
“树生哥，你送完样品回来，去合作社找堂哥。让他给你配一辆自行车。以后你跑来跑去方便。”
“不用。我走路就行。”
“走路太慢。万一有什么事，你骑车能快一点。”巧英把瓶子放回布包里，把布包的口扎好，递给他，“路上小心。”
陈树生接过布包，背在肩上。走到门口，停下来。
“巧英，今天的炮声比昨天近了。”
巧英侧耳听了一会儿。果然，炮声不像昨天那样闷，更清晰了，间隔也更短。
“我知道。”
“你怕不怕？”
巧英看着他。“怕。但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怕是怕的。”
陈树生点了点头，走了。
巧英站在账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的步子比昨天快了一些，背挺得很直，布包在他身后一晃一晃的。
午后，钟庆堂来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满头大汗，车后座上绑着两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
“巧英，我从合作社收了一批原料。德国丝线不多，只有五十斤。植物胶倒是收了一百斤，都是从各家铺子的存货里匀出来的。”他把布袋子解下来，搬进账房，“王掌柜的儿子送来了二十斤丝线，说不要钱，算他爹还你的人情。”
巧英打开布袋子，看了看。丝线是好的，植物胶也是好的。
“堂哥，王掌柜的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能下地走了。他说等好了要来云锦坊给你磕头。”钟庆堂擦了擦额头的汗，“巧英，还有一件事。我今天在阊门饭店门口经过，看见山本雪子了。她在门口站着，身边只有那个保镖，秘书不见了。”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秘书也不见了？”
“嗯。昨天还在，今天就不见了。”钟庆堂压低声音，“我让人打听了一下，说是昨晚坐火车走的，往北去了。”
“又是往北。”
“对。山本雪子身边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但她没走。”钟庆堂顿了顿，“巧英，你说她为什么还不走？”
巧英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红豆架上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摇着，嫩绿的，很显眼。
“她没拿到秘法，不会走。人多人少，她都不会走。”巧英转过身，“堂哥，你继续盯着她。她的人往北走，一定有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但一定跟打仗有关。”
钟庆堂点了点头。“我知道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巧英，你爹今天怎么样？”
巧英愣了一下。“什么？”
“收音机里一直在说上海的事。我怕你爹听了心里不好受。”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他没事。粥喝了两碗。”
钟庆堂走了。巧英站在窗前，看着院子里。阳光很好，晒得地面发白。炮声从东边传来，闷闷的，像有人在远处敲鼓。她听了一会儿，转身走进堂屋。
钟翰文坐在收音机旁边，手里捻着佛珠。收音机开着，声音不大，滋滋的杂音混着播音员的声音。他看见巧英进来，把声音调小了一些。
“英英，你来了。”
“爹，您听了一天了？”
“嗯。”钟翰文端起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英英，你说上海打起来，苏城能保住吗？”
巧英在他对面坐下。“爹，苏城保不保得住，不是我们说了算。但云锦坊，我们能说了算。”
钟翰文看着她。“怎么说？”
“把东西收好。把墙头加固。把工人训练好。原料省着用，止血带多做几条。”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仗打到哪里，我们管不了。但仗打到我们门口的时候，我们有东西给人用。止血带，绷带，药棉。前线缺什么，我们有什么。”
钟翰文捻佛珠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捻。“英英，你说得对。管不了的事，别管。管得了的事，管好。”
巧英伸出手，在父亲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爹，您别听太多收音机。听多了伤神。”
“不听就不打了？”
“不听也得打。但听了更担心。担心也没用。”巧英站起来，“我去厂房看看。”
她走进厂房。
织机在响，咔哒咔哒，比炮声还密。阿青坐在最里面的那台织机前，手在梭子间穿行，动作很快。她看见巧英进来，没有停，只是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巧英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阿青，你爹的债，还清了。”
阿青的手停了一下，梭子悬在半空中。“小姐，您说什么？”
“我说你爹的债，我还清了。以后没人能拿你爹的事来要挟你。”巧英的声音很平，“你好好干活。别的不要想。”
阿青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任由眼泪滴在织机上，滴在绷带上。她拿起梭子，继续织。咔哒，咔哒。
巧英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傍晚，陈树生回来了。他骑车回来的，自行车是钟庆堂给他配的，一辆黑色的英国车，车铃锃亮。
“巧英，样品送到了。”他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走进账房，“军需处的人说，检测结果要等三天。但那个处长看了样品，说‘不错’。”
“就说了‘不错’？”
“就说了‘不错’。”陈树生在对面坐下，端起桌上的茶壶灌了一口，“但他说‘不错’的时候，笑了一下。不是客气的笑，是真觉得不错。”
巧英嘴角弯了一下。“那就等三天。”
陈树生放下茶壶，看着巧英。“巧英，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在巷口看见一个人。”
巧英的手停了一下。“谁？”
“马德胜。”陈树生的声音压低了，“他站在巷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像是在等人。看见我骑车过来，转身就走了。”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他走了？”
“走了。往东边走的。”
“又是东边。”巧英站起来，走到窗前，“东边在打炮，他往东边走了。要么是去上海，要么是去接什么人。”
陈树生走到她身边。“巧英，马德胜手里拿的那个信封，我看见了。上面写的是日文。”
巧英转过身。“你看清了？”
“看清了。我在清华学过日文，认得出。”陈树生推了推眼镜，“信封上写的是一个名字——山本雪子。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没看清。”
账房里安静了。窗外蝉叫得很响，像是在替所有人喊热。
“树生哥，马德胜是山本雪子的人。他手里拿着写给山本雪子的信，说明有人在给他送信。”巧英的声音很冷，“送信的人是谁？信是从哪里来的？往北走的人，还是在北边的人？”
陈树生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山本雪子虽然人少了，但她的网没有收。她在等。等信，等人，等时机。”
巧英走到桌前，拿起那把匕首，别在腰间。“那就让她等。我们不等。”
她走出账房，走进院子。太阳快落山了，西边的云被烧得通红，像一大片着了火的棉絮。炮声还在响，比白天更密了，一声接一声，像心跳。
春桃从灶房探出头来。“小姐，晚饭好了。今天有红烧肉，陈先生送样品辛苦了，给他补补。”
巧英回头看了一眼账房。陈树生还站在窗前，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
“叫他出来吃饭。”
春桃喊了一嗓子——“陈先生！吃饭了！红烧肉！不吃就凉了！”
陈树生从账房走出来，走到灶房门口，停了一下。“春桃，你今天放了多少糖？”
春桃愣了一下。“没放糖啊。红烧肉放什么糖？”
“那你刚才喊‘不吃就凉了’的时候，声音怎么那么甜？”
春桃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像灶膛里的火。“陈先生，您说什么呢！快进去吃饭！”
陈树生笑了一下，走进灶房。春桃站在门口，搓了搓手，跟了进去。
巧英站在院子里，看着灶房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听着锅碗瓢盆的声音，听着陈树生和春桃在里面说话——春桃说“多吃点”，陈树生说“够了一碗就够了”，春桃说“一碗哪够，您都瘦了”，陈树生说“瘦了骑车快”。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进账房。她没有吃晚饭。不饿。
她把“经纬之心”翻开，提起笔。
“八月二日。炮声又近了。树生哥把样品送到军需处，处长说‘不错’，还笑了一下。不是客气，是真觉得不错。堂哥从合作社收了一批原料，王掌柜的儿子送了二十斤丝线，不要钱。山本雪子身边只剩一个人了，秘书也走了，往北去了。马德胜在巷口出现，手里拿着写给山本雪子的信。树生哥说，她的网没有收。她在等。等信，等人，等时机。烧焦的红豆藤活了，冒了新芽。春桃做了红烧肉，喊树生哥吃饭。树生哥说她‘声音甜’。春桃脸红了。”
她写到这里，笔尖顿了一下。
“怀瑾在保定。门锁好了。”
她合上账本，放进抽屉。
窗外，天黑了。运河上的船夫开始唱了，今晚唱的还是昨天那首急急的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她听了一会儿，吹灭了灯。
炮声还在响。不是从东边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至少在巧英的耳朵里是这样。
她躺下来，匕首在枕头底下，硬邦邦的。她没有拿出来。
夜很长。
但新芽已经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