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汉口郊外。傍晚。
最后一批军毯装车了。
老周带着两个年轻工人，把一捆捆军毯扛上卡车。赵桂兰在旁边清点数字，声音沙哑，喊了一整天，嗓子喊劈了。春桃抱着清单，一笔一笔地划掉。
“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三百三十。齐了。”
赵桂兰走到巧英面前，把清单递过去。
“大小姐，最后一批。三百三十条，一条不少。”
巧英接过清单，看了一眼，折好放进袖口。
“赵姐，辛苦了。”
赵桂兰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站着，眼泪在脸上流。
“大小姐，这一批做完了，下一批呢？”
巧英把手放在肚子上。
“不知道。先歇几天。”
赵桂兰擦了擦眼泪，转身走了。老周把旱烟袋点上，蹲在卡车旁边，一口一口地抽，不说话。
卡车开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
织机停了。厂房里第一次没有声音。平时咔哒咔哒响个不停，今天什么都没有。春桃站在厂房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黑洞洞的，像一个大口。
“小姐，织机不开了？”
“不开了。没原料了。”
春桃低下头，没有说话。
巧英走进厂房，在一台织机旁边坐下来。她的手摸着织机的木架，木头被磨得光滑发亮，上面有赵桂兰的手印、有她娘的手印、有十几年来无数织工的手印。
她把脸贴在木架上，闭上眼睛。
“娘，”她在心里说，“厂可能要关了。女儿尽力了。”
肚子里的小东西踢了一脚。
她睁开眼，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娘还没输。只是打盹了。”
四月二十八日。汉口郊外。上午。
张氏来了。
她是一个人来的。从苏城坐船，坐了好几天。船在芜湖靠岸的时候，她下船走了半天，又换了另一条船。到汉口的时候，身上只剩几毛钱，鞋子磨破了，脚上全是泡。
她站在工厂门口，看着那块“锦云染织厂”的招牌，不敢进去。
春桃出门倒水，看见她，吓了一跳。
“二太太？您怎么来了？”
张氏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她没有说话，蹲下来，蹲在门口哭。
春桃跑进账房。“小姐！二太太来了！在门口哭呢！”
巧英正在喝粥，放下碗，走出来。
张氏蹲在门口，哭得浑身发抖。她穿着一件灰布褂子，头发散着，脸上全是泪。比半年前老了十岁。
巧英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她。
“二婶。”
张氏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
“巧英……二婶没地方去了……佐藤的人天天来找我，说让我来武汉找你。我说我不来，他们就把我关在屋里，关了两天。我跑出来的……我真的跑出来的……”
巧英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先进来。春桃，倒碗水。”
张氏跟着巧英走进院子，在石桌前坐下来。春桃端了一碗水过来，她接过去，一口气喝完，呛了，咳了半天。
“吃了吗？”巧英问。
张氏摇了摇头。
“春桃，下碗面。”
春桃去了灶房。张氏坐在石桌前，手还在抖。她的头发白了很多，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
“二婶，你一个人从苏城跑出来的？”
“一个人。庆堂不在，明轩不在。没人管我。”张氏的声音沙哑，“巧英，二婶以前对不起你。跟你争家产，跟你吵，跟你闹。你二叔死了以后，我才知道——没有钟家，我什么都不是。”
巧英没有说话。
章佩瑜从灶房走出来，端着一碗面，放在张氏面前。张氏看着章佩瑜，愣了一下。
“这是——”
“佩瑜姨。怀瑾的娘。”巧英说。
张氏低下头，不敢看章佩瑜。章佩瑜没有说什么，转身走回灶房。
张氏吃面，吃得很急，烫得吸溜吸溜的。巧英坐在她对面，看着她吃。
“二婶，你来了，就住下。后院还有一间空屋子，让春桃收拾出来。”
张氏抬起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巧英，你不怪我？”
巧英把手放在肚子上。
“怪。但怪你有什么用？你也是被人逼的。”
张氏放下筷子，捂住脸，哭得说不出话。
四月三十日。汉口郊外。夜。
宋云澜的信来了。这次不是通过刘长河，是直接寄到工厂的，信封上写着“钟巧英收”，字迹很潦草。
巧英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
“巧英：我找到我娘被关的地方了。虹口一栋小楼，门口有人把守。我正在联系租界的朋友，他们有办法。如果顺利，十天之内能把人救出来。”
“如果不顺利——如果出事，别等我。你带着孩子，好好活着。灯灭了，还能再点。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云澜。”
巧英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放进抽屉最里面，和怀瑾的那封信放在一起。
她没有给任何人看。
五月二日。汉口。军需处。
陆正远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第五战区各个部队的防区，密密麻麻的。
副官站在门口。
“处长，查到了。那个从芜湖医院出去的失忆军官，被编入了第七十七师，现在在河南信阳一带。但不知道是不是怀瑾——部队的人说，那个人登记的名字叫‘李长河’，不知道是真名还是临时起的。”
“李长河？”陆正远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派人去信阳。找到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怀瑾，找到再说。”
“是。”
副官走了。陆正远把地图收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汉口的街道上有人在挖防空洞。铁锹声叮叮当当的，从早到晚不停。
“怀瑾，”他在心里说，“你要是活着，给我个信儿。”
五月四日。汉口日租界。东洋旅馆。
佐藤健一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杯清酒。
田中正雄站在他身后。
“佐藤先生，张氏已经到了武汉。她住进了钟巧英的厂里。”
佐藤喝了一口酒。
“钟巧英收留她了？”
“收留了。给她安排了住处，还给了她饭吃。”
佐藤笑了一下。
“我说过，这个女人心软。对她二婶都下不了狠手，更何况别人。”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等。”佐藤放下酒杯，“她快生了。预产期就在这个月。等她生了孩子，我们就出手。现在不急。”
“张氏能帮我们做什么？”
佐藤想了想。
“不用她做什么。她在那里，本身就是一枚棋子。钟巧英收留她，就是多了一个累赘。多一个累赘，就多一分负担。负担重了，人就容易倒。”
田中低下头。“佐藤先生高明。”
佐藤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五月六日。汉口郊外。午后。
陈树生的明信片到了。
北平寄来的，邮戳盖了三四个，日期乱七八糟的。明信片正面是一张照片——清华园的礼堂，灰砖灰瓦，老槐树遮了半边天。
背面写着四个字——“一切安好。”
字迹很工整，像他这个人。
字的旁边画了一朵小花，歪歪扭扭的，像是用钢笔随手画的。花有五瓣，下面画了两片叶子。
巧英看着那朵花，看了很久。
她认识这种花。小时候在苏城，陈树生教她画画，画的第一朵就是这个。他说这叫“五瓣梅”，路边到处都是，不娇气，什么土都能活。
他把这朵花画在明信片上，是告诉她——我还活着，我还在。
巧英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清华园的礼堂。
“树生哥，”她在心里说，“你在北平，我在武汉。你画了一朵花给我。我收到了。”
她把明信片放进抽屉，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五月八日。汉口郊外。夜。
巧英睡不着。
肚子太大了，躺着喘不过气，坐着腰疼，站着腿肿。她靠在床上，枕头上垫了两个枕头，还是不舒服。
章佩瑜端着一碗红枣汤走进来。
“喝点。安神的。”
巧英接过碗，喝了两口。
“佩瑜姨，您说怀瑾现在在哪儿？”
章佩瑜在她床边坐下来。
“不知道。可能在河南，可能在安徽，可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您想他吗？”
章佩瑜沉默了一会儿。
“想。每天都想。但想也没用。他活着，我不在他身边。他死了，我想他也回不来。”她顿了顿，“所以我不想。想了，难受。”
巧英放下碗。
“我做不到。我每天都在想。”
章佩瑜看着她。
“你是孕妇。孕妇想多了，对孩子不好。”
“我知道。但我控制不住。”
章佩瑜叹了口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那就想吧。想累了就睡着了。”
她站起来，走了。
巧英躺下来，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爹可能在河南。河南很大，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他活着。娘知道。”
肚子里的小东西翻了个身。
“你也觉得？那就对了。”
窗外，后院的那盏灯还亮着。
她看着那盏灯，闭上眼睛。
五月十日。汉口郊外。清晨。
巧英站在院子里，看着红豆架。
架子上的叶子已经长满了，嫩绿嫩绿的。架子是她让老周搭的，老周问“种什么”，她说“种红豆”。老周没问为什么，就去买了种子，种上了。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爹在苏城的时候，娘也种过红豆。种在院子里的。没来得及摘就打仗了。”
章佩瑜从灶房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杀好的鸡。
“你今天别干活了。躺着。”
“躺不住。”
“躺不住也得躺。你这肚子，说生就生，不能乱跑。”
巧英看着她。“佩瑜姨，您比我娘还唠叨。”
章佩瑜白了她一眼。
“你娘要是在，比我还能唠叨。”
她拎着鸡走进灶房。
巧英站在红豆架下面，看着那些嫩绿的叶子。阳光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的脸上、肩上、肚子上。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你看。春天了。红豆发芽了。等你生出来，红豆就开花了。等你长大，红豆就结荚了。”
她笑了笑，转身走回账房。
坐下来，翻开“经纬之心”。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最后一批订单做完了。厂里没有原料了，没有钱了。织机停了，厂房空了。我坐在织机旁边，摸了我娘摸过的木头。张氏来了，一个人在苏城待不下去，跑来找我。她瘦了很多，老了十岁。我让她住下了。不恨她了。恨不动了。云澜哥来信说找到了他娘被关的地方。他说如果出事，别等他。我把信藏起来了，没给别人看。陆长官说河南信阳有一个失忆军官，不知道是不是怀瑾。我让他继续查。不是也没关系，查了才知道是不是。树生哥寄了一张明信片，画了一朵五瓣梅。他小时候教过我画这种花。不娇气，什么土都能活。我也要像那朵花。什么土都能活。”
她合上账本，吹灭了灯。
窗外，后院的那盏灯还亮着。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
“孩子，灯还亮着。娘还在等。”
远处有炮声，闷闷的，像天边的雷。
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