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二日。深夜。重庆。厂房。
宋云澜推门进来的时候，巧英正在灯下织布。织机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咔哒、咔哒，不紧不慢的，像在等人。她听见门轴响了一声，没有抬头。“你来了。”
宋云澜走进来，在她旁边的木箱上坐下。他的手放在膝盖上，食指轻轻敲了一下，顿住了。他没有说话，像是没想好该怎么开口。巧英停下梭子，转过头看他。“出事了？”
“没有。”宋云澜的声音从暗处传来，“是那匹布，被看到了。”
巧英的手指顿了一下。“谁看到了？”
“你不需要知道是谁。”宋云澜的语气没有变化，“但你织进去的东西，有人读出来了。”他从怀里取出一块布，展开。布料是深蓝色的，染得很匀，和巧英送出的那匹不一样。但布料的一角——靠近布边的地方，有一小片疏密变化，被针脚刻意突出了几道。巧英接过来，对着油灯的光仔细看了看。那片疏密变化没有形成任何她认得的字形，但她看了一会儿，她看懂了——那不是字，是数字。数完一遍，又数了一遍。三组数字：二、七、三。她放下布，看向宋云澜：“二楼七号铺三层？什么意思？”
“我只负责送和带回来。不负责解释。”宋云澜的目光在灯影里闪了一下，把布叠好，放回桌上，“但对方说了一句话——‘信已收。继续织。节气系列，春夏各半。’”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她把那匹深蓝色的布叠好，没有还给他。“这匹布留在我这里。”
“好。”宋云澜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巧英，下次织的布，颜色要深一些。浅色布，经线疏密变化容易被看到。”
他走了。巧英坐在织机前，手里握着那匹深蓝色的布。布面上还有余温，像是刚从一个人手里递过来的。她把布贴在脸颊上，贴了一会儿，冰凉的布料慢慢变热了。她不知道这匹布在送出去的路上辗转过多少双手。她也不知道那三组数字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有人在用同样安静的方式回应她。她放下布，重新拿起银梭。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那匹还没织完的布——是淡青色的，“雨水”的底色。颜色太浅了。她收住线，把布拆下来，团进木箱。然后从架子上拿出一轴深蓝的丝线，重新绷上经线。
“雨水。深一点。藏得住。”
她推了第一梭。咔哒。
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新家。灶房。
春桃蹲在灶台前，守着一个小陶锅。锅盖边沿冒着一缕白色的蒸汽，甜甜的，糯糯的，漫开来，把灶台上方一小片空气都熏软了。她偶尔揭开盖子看了一眼，又盖上。陈树生站在灶房门口。他站在门槛外面，没有跨进来。他闻到那股甜酒酿的气味了，和苏城老宅的灶房里一个味道。
“春桃。”
春桃没有抬头。她用小勺搅了搅锅里的甜酒酿，糯米已经化了，浮着一层薄薄的酒色。“树生少爷，您怎么起这么早？”
“闻到香味了。”
春桃抬起头，嘴角动了一下。“还没好。您先坐。”
陈树生没有坐，他靠在门框上，看她搅那锅甜酒酿，搅得很慢。她换了一根更长的木勺，弯着腰，仔细地把糯米和酒曲搅匀，像在照顾什么易碎的东西。他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春桃，你昨天说的那句话——你让我别告诉她。”
春桃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搅。“嗯。”
“你能帮我瞒多久？”
春桃放下勺子，盖上锅盖，站起来。“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在，“树生少爷，您答应我一件事。”她看着他，目光没有躲闪，“您别把自己熬干了。您还要帮小姐做二十四节气。您答应她的事，还没做完。”
陈树生看着她，没有回答。他低头看见自己的手——手背上那道暗红色的痕迹还在，淡了一些，但还在。他把手背到身后。“好。我答应你。”
春桃转过身，揭开锅盖，盛了一碗甜酒酿。她端着碗走到门口，递给他。碗沿是温的，不烫手。
“喝了再去看布。”
陈树生接过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甜的，暖的，像旧年里的一口月光。他想说谢谢，但没有说出口。他端着碗，走回厂房。
十一月十四日。午后。厂房。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他自称姓何，是“新民纺织公司”的重庆代表，态度客气，笑容标准。“钟小姐，久仰。我们公司非常欣赏钟家的织染技艺，希望能够合作——资金、设备、原料，日本方面全部提供。钟家只需要出技术和品牌，合作分成，五五。”
巧英坐在织机前，没有站起来。“何先生，钟家的技术不外传。这是家规。”
何先生的笑容没有变。“钟小姐，时代变了。合作是为了共赢。”
巧英站起来，走到门口，和他面对面。她比他矮了半个头，但她的目光平视着他的眼睛。“何先生，你回去告诉你的东家。钟家的技术，不外传。不管时代怎么变。”
何先生的笑容终于收了一点点。“钟小姐，你再考虑一下。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也是带着诚意说的。不谈。”
何先生转身走了。他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像在数着节拍。巧英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看他的皮鞋底。不是军靴，是普通皮鞋。但普通皮鞋里也可以藏一个不普通的人。她转身走回厂房。“赵姐，明天去码头问问，原料商有没有变动。”
赵桂兰正在染缸边调色，听见这话，放下铜勺。“您是担心——”
“不担心。只是先问问。”
十一月十五日。晨。原料断供。
赵桂兰从码头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她推开厂房的木门，木门“吱呀”一响：“大小姐，三家原料商——全停了。靛蓝、茜草、槐花——全都说没货了。”
巧英正在织机前穿线，她的手停了一下。“三家一起停的？”
“一起停的。口径都一样——‘仓库紧张，暂时供不了货。’”赵桂兰的声音像磨过砂纸，“昨天那姓何的刚走，今天就断货。不是商量好的，我把名字倒过来写。”
巧英放下梭子。她走到染缸旁边，缸里的染料还剩下半缸靛蓝，大约够染三天的量。“赵姐，你再去一趟码头。找那些不用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小门小户的原料商。一家一家问。”
“小门小户的货不多。”
“不多也要。先撑住。撑过这阵子，再说。”
赵桂兰点了点头，又出门了。她的布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比早上出门的时候更快了。巧英站在空荡荡的厂房里，环顾四周。染缸、织机、晾布架、实验台——每一样都在。但如果没有原料，这些东西就只是摆设。她忽然想起宋云澜那天晚上说的那句话——“他剪你的线，是让你自己去找他接。你不去找他，他就会剪得更短。短到你够不着了，你自然会伸手。”
她没有伸手。她坐下来，重新拿起梭子。
十一月十六日。湖北某小镇。
怀瑾的部队休整了一日。营地旁边有一条街，街上有一家关着门的染坊。门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招牌——“钟记染坊”。怀瑾路过的时候，停住了。他已经走过那家店门口了。但脚步又停下来，像被什么东西拽住。他退回来，站在那块招牌前面。
字已经快看不清了，漆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钟记”——那个字模糊了，但他能认出来。钟。他认识这个字。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认识的，但他认识。他站在那块招牌前面，站了很久。街上没有人经过，风把招牌吹得晃了一下，像有人在门里推了一下。他抬起左手，看着虎口上那道疤。它又在疼。不是撕裂的疼，是隐隐的、持续的、像一根线在往一个方向拽，拽着，拽得久了，周围的一切都跟着它往一个方向偏。
他蹲下来。就在店门口的台阶旁边，有一根布条。靛蓝色的，被人遗弃的，沾着泥，已经干了，像一条干涸的河。他捡起来，握在手心里。布条很轻，很薄，是染过色的棉布，靛蓝已经褪了大半，但还剩一点蓝。他把它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片不小心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东西。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他把它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和那片玉兰叶、那张旧报纸放在一起。三个物件，三个他都说不清来处的东西。但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像一个家在慢慢拼起来。
十一月十七日。重庆。深夜。
巧英坐在账房里。桌上摊着那匹深蓝色的布——宋云澜带回来的回信。她现在已经能认出那三组数字了：二、七、三。她不知道它们指向什么，但她已经记住了它们的位置、间距、织法。她拿起另一匹布——是她新织的“雨水”，深蓝底，经纬之间藏着一行字。她在布边用疏密写下了几个字：“雨水至，万物生。有人在路上。”
她放下梭子，看了看窗外。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浓稠的夜色。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苏城，母亲在灯下织布，她坐在旁边看。母亲织了很久，她问：“娘，你在织什么？”母亲说：“在织一句话，等一个人看见。”她那时候不懂。现在她懂了。
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经纬之心”，翻到空白页，写了一行字：“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有人读出了我织的东西。他用同一匹布回了信。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在用同一种方式说话。这世上，原来不止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树生哥的咳嗽没有好，但他还在帮我看配方。春桃最近常往灶房跑，说是做甜酒酿，但我看见她往树生哥的房间里端过药。她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药。我也没有问。原料断了。但赵姐还在找。总会找到的。怀瑾还在路上。不知道他走到哪里了。也许他还没有走到江边。但他总会走到的。”
她合上账本，吹灭了灯。黑暗里，她把手伸进衣领，摸到那根红绳。空荡荡的，但她习惯了。她轻轻说：“雨水快来了。雨水来了，春天就真的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