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8日。晨。城西。槐树巷。
王德胜走到巷口的时候，巷子是空的。他站在巷口，没有立刻走进去。这条巷子他来过两次，每次都是从同一个方向来，每次都能看见林远山坐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或者面前摊着一本笔记。但今天门槛上没有人。门关着。门缝里透出屋内的阴影，没有任何动静。他等了一会儿，巷口有风穿过去，吹动地面上一片枯叶，叶片翻了个身，又停住了。他走过去，在门口站定，抬手敲了三下。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三下，比刚才重一些。门没有开。
他伸手推了一下。门没有锁。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个人在梦里翻身。门缝里灌出一股凉风，带着空屋才有的那种气味——尘灰、旧木料、火熄了很久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余温。他跨过门槛，扫了一眼屋里的陈设。桌上没有笔记，没有烧杯，没有布样。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不准备再被人展开。桌面上有一道浅淡的黄色印迹，被反复擦拭过几次，但仍然留着一小圈没有完全擦净的颜色。他站在桌前，没有去碰那道痕迹。他看过那匹布的样色，知道这圈淡黄色的水痕来自什么。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出去，把门轻轻带上了。
他回到春风里的时候，佐藤正在柜台后面擦一把铜秤。秤杆已经被擦得发亮，但他还在擦，像是在等一个不需要回头确认的回答。王德胜在柜台前站定：“林远山走了。”
“什么时候？”
“不知道。屋里空了。被褥叠好的，桌上没有留下东西。他走得很利索。”佐藤把铜秤放回原处：“有没有留下话？”
“没有。走得很干净。桌上只有一道没擦净的黄色印子。”
佐藤没有抬头，继续用布来回擦拭秤盘：“那匹秋分色的布样，你还能弄到手吗？”
“他走了。布样也带走了。但之前染色的配方，已经留了一份给钟巧英。”王德胜的嘴角动了一下，“佐藤先生，你这回算错了。你不该让他走的。”
佐藤终于停下手中的活，把布叠好放在柜台上：“他不是我放走的。他是自己来的，也是自己走的。我只是在他来的时候，让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人。”他走到门口，站在春分后的晨光里，像是在看一条正在变长的路，“他走了，但他的配方留下了。他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却留下了一匹布、一条路、一把还没收口的缺口。现在那缺口在钟巧英手里。你盯紧她，比盯紧他有用。”
同日。午时。城南。厂房。
陈树生站在那口染缸前面，手边多了一摞洗净的槐花，还有赵桂兰搁在缸沿上的几枚干燥的茜草根，像一支队伍在等他逐一清点。他弯腰捡起一枚茜草根，在手里掂了一下，又放回缸沿上，像是在数这些沉默的、还未被命名的颜色。巧英从账房走进来的时候，他正蹲在缸边，把槐花一朵一朵地放进石臼里。他没有抬头：“今天想试一缸新色。”
“什么色？”
“还没想好名字。”他把最后一朵槐花放进石臼，拿起石杵开始捣，“不是秋分色。是另一种黄——偏淡一些，像晨光刚开始照到布面上的那种颜色。”
巧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定：“你不是来试色的。你是来试你自己还能不能站得住。”
他捣槐花的手停了一下：“那你觉得呢？”
她没有回答。她看着他蹲在缸边的背影，背挺着，肩膀微微前倾，手握着石杵的姿势稳当，不像一个刚从北碚养病回来的人。他注意到她没接话，便自己补了一句：“等这缸色染出来，你就知道了。”石杵落在石臼壁上，一声接一声的闷响，像一个人正在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完一段他开始相信能走完的路。
傍晚。院子里。
章佩瑜把念瑾放在竹席上。他扶着席沿站起来，比昨天多站了几息。他松开一只手，往前面够了一下，没有攥住任何东西，身子晃了晃，又攥回席沿。章佩瑜蹲在旁边，看着他：“你急什么。”
念瑾听不懂。他又松开手，这次往前伸了一寸，然后坐了下去。他坐下去之后，抬头看了她一眼，像是在确认自己摔了之后，还有人坐在那里看他。章佩瑜没有扶他。她只是蹲在旁边，等他下一次自己站起来。
巧英从账房出来，在院子里站定。春桃正在灶房里切菜，刀刃落在砧板上，发出齐整的声响。那声音穿过暮色，像在替一段没有说完的对话打着节拍。念瑾又站起来了，这次站了比昨天更久，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什么，像是和暮色说话，又像是和自己在说话。巧英没有走近，站在暮色的另一端，看着那个小身影扶着席沿的边角，从竹席的这段走到那段，鞋底踩在席面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在模仿一门他还不会说的语言。她看着，没有靠近。她想起一句话——忘了是谁说的——“孩子学走路的时候，大人只能站着看。扶了，他就学不会摔倒之后自己爬起来。”她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她没有去扶他。
入夜。账房。
钟庆堂的信到了。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折成细长一条，纸边有些发皱，像是被手汗浸过又干了。巧英展开信纸，字写得很密。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备用本的夹层里。她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窗外月色澄明，黄葛树的叶子在风里微微晃动，像在替她掂量信上那行字的重量。
他信里写着：“佐藤派人查过林远山的住处，人已不在。他现在的目光正在从林远山转向你。他不再盯着染房了——他在看院子。春分过后，天越来越长，他耐得住性子等。我也正在看着所有该看的方向。明轩下一封信可能要月底才到，他还活着，还在学画画。春风里门口的灯换过了，比之前亮了一盏。他在等一个时机，但我不知道他等的是什么。”
巧英合上备用本，站起来，走到窗前。春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带着江水的气息和微凉的泥土味。她没有再想那句话，只是站了一会儿，把窗子合拢了一些，留下刚好能让夜风穿过的一条缝。她知道，春分过后的天会越来越长。所有的事，都会在某个还没到来的时刻，沿着那根逐渐拉长的光线，被一一带到该去的位置。
深夜。巧英在“经纬之心”上写下——
“1939年3月18日。春分次日。林远山走了，他的屋子空了。佐藤派人去看过，只看到桌上一道没擦干净的黄色印子。树生哥今天试了一缸新色，晨光刚开始照到布面上的那种黄。他说等染出来再告诉我名字。念瑾扶着席沿走了一小段，他自己坐下去的，自己又站起来。庆堂来信了。他说佐藤正在看院子，春风里门口的灯换了一盏。明轩的信可能要月底才能到。春分过了，白天越来越长。等的人，和正在回来的人，都在同一个春天里走着。”
她合上备用本，吹灭了灯。窗外月色澄明，照着院子里的黄葛树。念瑾在隔壁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发出一个“娘”字，然后安静了。她没有起身，只是听着，等那声含混的呼唤完全落进夜色里，才闭上眼睛。春分已过，昼与夜不再是等长的了。白天正在变长，正在走回的人正沿着那根拉长的光线，一步一步地靠近。她听着那阵从门缝里涌进来的夜风，像一匹尚未完全展开的织物，正沿着经纬的走向，被一枚看不见的梭子轻轻推向了它该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