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6日。晨。城南。巷口。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女人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她大约四十岁，头发梳得齐整，挎着一只竹篮。她没有朝院门走，而是停在挂布的那根竹竿前面。春桃端着水盆从灶房出来，看见那个女人站在巷口，没有喊，也没有走近，把水泼在墙根，退回灶房门口，擦了擦手，远远看着。那个女人看了一会儿，把竹篮换了一只手，朝院门走了几步，在门口停下来，轻轻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春桃走过来：“您找谁？”
“我想问问这块布。”女人指了指竹竿上的布，“卖吗？”
“卖。您进来坐，我去叫小姐。”
春桃把她让进院子，在石桌边坐下。她沏了一碗茶，搁在桌角，转身走进账房。巧英抬起头：“谁？”
“巷口来了一位太太，问布卖不卖。”
巧英放下笔，走出账房。那女人坐在石桌边，手里端着茶碗但没有喝，目光落在廊下那匹“东方既白”上。她听见脚步声，放下茶碗站起来：“你是钟小姐？”
“我是。”
“我姓何，在码头东边开一间成衣铺。前两天路过，看见你这匹布挂在门口，今天特意来问问。”她的声音不高，像做惯了这门生意的人，“你这匹布，是什么色？我没见过。”
巧英在她对面坐下：“叫‘东方既白’。染了三遍，晾了一夜。”
“哪几个字？”
“东方的东，方向的方，既然的既，白色的白。苏东坡写过的——‘不知东方之既白’。天快亮的时候那个色。”
何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又转头看了看那匹布，像在重新确认它是不是还停在那个颜色上。她伸出手，像是想摸一下布面，半途又收了回去：“我能摸摸吗？”
“能。”
何老板走过去，用指腹轻轻碰了一下布面，像在试水温。她微微蹙了一下眉：“摸上去……是温的。”
“这色晒过太阳，不凉。”
何老板没有立即回答。她摩挲着布边，像在思量一个价格，过了片刻才转身走回石桌边，重新坐下：“这种布，你织了多少？”
“刚出一匹。”
“下一匹要等多久？”
“后天。”
何老板想了想：“那我后天再来。这一匹——”她又看了那布一眼，像是在跟什么告别，“这一匹你留着给别人看。我要看看它挂在铺子里，能留多长时间。”
她拎着竹篮站起来，朝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匹布，声音放缓了些：“钟小姐，我开了二十年成衣铺，没见过这样的色。它不张扬，但它不会让人忘掉。这样的布不愁卖。你只管染。”
她走出院门，在巷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拐过了街角。春桃站在灶房门口，目送她走远：“她没买。”
“她会的。”巧英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匹布在晨光里轻轻晃动，“她只是要先看看这匹布能在她心里留多久。”
午时。张氏住的小院。
张氏在院子里晾衣裳。她在重庆的日子比在苏城轻省了一些，庆堂时不时托人带东西回来，巧英也常让春桃送些米面菜蔬过来。她平时话不多，闲时就在院里拔草、晾衣、坐着看天。起初她很少笑，但来了重庆，慢慢也能跟邻居搭几句话了。有时候她会从枕下摸出那朵干樱花，放在手心里看一会儿，再放回去。
今天有人敲门。她放下手里的衣裳，过去拉开门。门外站着邮差：“钟张氏，你家有信。”张氏接过信，她没有急着拆，先翻到正面看了看。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还是笔画不对，但比上一封端正了一些。她没看明白，但认出了那是明轩的字迹。她没有立刻拆。她转身进屋，把信放在桌上，端端正正地摆了一会儿，才开始拆。信封里掉出一样东西——一小截晒干的樱花枝，用线缠得整整齐齐，没有折断，枝头还留着干枯的花萼。线是棉线，绕得很紧，像怕一松手就会散开。
张氏把樱花枝放在桌上，展开信纸。字比上一封多一些，笔画也比之前稳了几分。她自然看不太懂，但她认得那些字——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把信纸贴在胸口，站了很久。然后她小心地把信纸叠好，樱花枝收进一个小布袋里，攥在手中，出了门。她走到城南染坊的时候，春桃正在择菜。看见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一只小布袋：“巧英在吗？”
“在账房，二太太您进来。”
张氏走进去。春桃看了一眼她攥着布袋的指节，没有多问，去账房叫了巧英。巧英出来的时候，张氏在石桌旁坐着，布袋没有放下，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明轩来信了。”
“他说什么了？”
张氏把信递过来：“我看不太懂。你帮我看看。”
巧英展开信纸。字比上一封端正了一些，笔画的起落也有了方向。信不长，只有几行：
“娘：樱花快谢了，掉了一地。我捡了一根没有断的枝，用线缠好，寄给你。你收到了就留着。等我回去了，再给你画一棵大的。院子东边那棵树已经长出新叶子了。等叶子长满的时候，我应该就能回去了。娘，你有没有好好吃饭？你吃得饱，我才放心。”
信纸下面，还用铅笔歪歪扭扭画了一棵树——枝条向上伸展开，和院子东边那棵樱花树长成一模一样的形状。画得不算好，但树冠撑开的样子已经画对了。巧英看完，把信折好，还给张氏：“他说樱花谢了，捡了一根枝寄给你。他画了一棵树，枝条都画对了。他说等叶子长满的时候，他就能回来了。”
张氏接过信，叠好，放进怀里：“他说等他回来，给我画一棵大的。那我等着他回来画。”她站起来，朝门口走了几步，停了一下，“巧英，那根樱花枝……他是特意挑了没断的。这孩子从小就这样，自己摔了不哭，但会弯下腰把碰倒的东西扶正。”她没有回头，只停了一下就走了出去。
入夜。账房。
巧英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封口用米浆糊着，薄薄一层，一拆就断。信纸上的字她认得——是钟庆堂的。他写得很密，像是赶在油尽之前把能说的都说了：
“春风里白天照常开，但佐藤已经有四天没有在柜台后面了。早上来，傍晚走，中间不在。王德胜还在门口站着，铺子里的布样摆了一排，没人动。我在码头打听了几次，‘春风里’最近既没有进货记录，也没有出货记录。他像是在等什么，不是等在店里，是等在外面。你那边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在附近走动？如果有，不要赶，记下来就行。我还在查。”
巧英把信看了一遍，折好，在灯上烧了。灰烬落在茶盏里，她用指尖拨了一下，没有多碰，等着它慢慢凉透才倒进墙角的水盆里。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夜色里院门外那盏自己亮着的灯。灯是春桃天黑时点的，说她看账本费眼。巧英没有站多久，伸手把灯罩正了正，转身回了桌边。
深夜。巧英在“经纬之心”上写下——
“1939年3月26日。有人来问价了。姓何，开成衣铺。她说‘这样的布不愁卖’。她摸了摸布面，说不凉。她后天还来。明轩又来信了。他寄了一根樱花枝，用线缠好，没有断。他在信纸上画了一棵树，枝条都画对了。他说等他回来，给张氏画一棵更大的。庆堂来信了，说春风里的门还开着，但佐藤已经好几天不在柜台后面。他像是在等什么。春天正在走到深处，有人正在问价，有人正在寄信，有人正站在暗处看。我还在织。”
她合上备用本，吹灭了灯。窗外月色澄明。那匹东方既白还挂在廊下，入夜后颜色淡了一层，像一句已经说出口的话正在等待第一个听见它的人。她坐了一会儿，没有点灯，也没有起身。她只是坐在这里，知道晨光会在它该来的时候从东边漫过来，落在布面上，替她翻过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