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8日。晨。城南。院子。
春桃正在院子里扫青石板，扫帚划过地面，沙沙响。她看见那个女人挎着竹篮走进巷口，没有多问，把扫帚靠在墙根，转身回灶房沏茶。何老板在石桌边坐下，这次没有问色名，也没有问染了几遍，她的目光落在廊下那匹“东方既白”上：“钟小姐，那匹布还在。”
“还在。”
“我想了一整天，今天来把它带走。”
巧英从账房出来，在她对面坐下：“何老板，你准备把它挂在哪儿？”
“铺子朝东那面窗，早上的太阳正好照进来。那样的光，一个铺子一辈子不一定能遇到一次。”她把竹篮放在脚边，“你开价吧。”
“你是第一个来问的。你开价，合适就拿走。”
何老板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块。不是砍价，是第一匹布应该有个它配得上的价。”
“那就二十。”巧英站起来，从廊下取下那匹布，叠好放在石桌上，“何老板，这匹布要是有人问起色名，你告诉他们——叫‘东方既白’。天快亮的时候那个色。”
何老板接过布，放在竹篮里，没有急着走：“你这布不愁卖。愁的只是等你的人太多，你不知道该把布留给谁。”
她走出院门，春桃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走远：“她明天还来？”
“嗯。”巧英转身走回账房。廊下的竹竿空了一截，晨光正好落在那道空缺上。第二匹“东方既白”正在染缸里静置，明天会挂上去。
午后。春风里布庄。
王德胜关了半扇铺门，柜台上摊着一封信。他看了两遍，把信折好放进怀里，从柜台后拿出一只旧皮箱，将几本书、一本账册、几套换洗衣物依次放了进去。佐藤从后门走进来的时候，看见王德胜把皮箱放在柜台上，没有多问，走过去伸手按了一下箱面：“你收拾好了？”
“好了。”
佐藤弯腰把锁扣按紧：“王德胜，春风里不是我的铺子，是一扇门。我开着它，等人进来。现在我要去别处开门了。你愿意守着这扇，还是跟我走？”
王德胜站在柜台后面，没有回答。佐藤拎起皮箱，从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合上的声音在空铺子里停了很久。王德胜没有跟上去。他留在春风里，把合上的后门又拉开了一道缝，让巷口的风能够穿堂而过。
傍晚。账房。
巧英拆开钟庆堂的信，字迹比往常更潦草：
“佐藤走了。今天中午离开春风里，带了一只皮箱，方向城西。王德胜还留在铺子里。我会继续跟。有消息再告诉你。”
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没有烧。窗外院子里那匹刚收走的竹竿空了一截，她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
入夜。账房。
巧英收到陆正远托人带来的短笺：
“队伍于三日前驻军涪陵。怀瑾身体状况尚好，头伤未见发作。他近日问过长官一次——‘重庆还有多远’。长官答‘快了’。另，武昌周家二小姐周蕴玉近日随叔父至重庆，暂居南岸。佩瑜尚未见她，只说‘等安顿好了再说’。”
巧英的目光在“周蕴玉”三个字上停了一会儿。她记得这个名字——章佩瑜曾提过，说那是周家二小姐，温顺贤良。她放下短笺，站起来，走到窗前。黄葛树的叶子在风里微微晃动。周蕴玉已经到重庆了，住在南岸。而怀瑾还在涪陵，问着“重庆还有多远”。他还不知道她在等，也不知道江对岸已经有了一个名字。
她回到桌前，把短笺折好夹进备用本里，伸手碰了一下“东方既白”的配方纸页——那匹布还在，那缸颜色还在，那些她亲手织进去的经纬还在。远处的江面上传来一声汽笛，低低的，长长的。她没有抬头。
深夜。巧英在“经纬之心”上写下——
“1939年3月28日。何老板买走了第一匹东方既白。佐藤走了。庆堂说方向城西。怀瑾在涪陵问‘重庆还有多远’。周家二小姐到了重庆，住在南岸。佩瑜姨还没有见她，但她已经在那里了。我也在这里。第二匹布明天上架。灯还亮着。”
她合上备用本，吹灭了灯。窗外月色澄明，第二匹“东方既白”正挂在廊下，夜色里泛着一层极淡的光。她看了一会儿，没有起身，也没有再点灯。明天它会被人看见，被人问价，被人带走。就像她正在等待的事情一样——总会在它该来的时候，沿着一条已经被丈量过许多遍的路，缓缓走进她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