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30日。晨。涪陵。江边。
怀瑾蹲在江边，水很浑，带着上游冲下来的泥沙。他伸手探了一下水温，凉的，但不刺骨。他站起来，看着对岸。江面宽，水流急，对岸的山在晨雾里只露出一道淡淡的轮廓，像还没干透的墨。
他在这里驻军三天了，不知道下一步是往南还是往西。但有一条路他已经认得清了——江水是从西边流过来的，而他要去的地方，在西边。日出时江面上浮起一层薄金，他回头看去，整条江都在晨光里微微发亮。连长从身后走过来，在他旁边蹲下：“李长河——”
“我不叫李长河。”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很稳，“我叫陆怀瑾。”
连长没有追问，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开了。怀瑾蹲在江边，没有站起来。他握着一块从江边捡起的石头——扁圆，光滑，边缘被江水磨得发亮。他看了很久，把它放进口袋里。口袋里还有那根靛蓝布条，还有那片半枯的玉兰叶，还有那张报纸。所有的碎片都在，只是还差最后一块拼图，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但是江水的方向，他是认得清了。
辰时。城南。厂房。
何老板来了，没有带竹篮。她站在院子里，看着廊下那匹刚挂好的第二匹“东方既白”，春阳照在布面上，光线渗进去，又从背面透出来。“钟小姐，这一匹，多少钱？”巧英走出来，在她旁边站定：“还是二十。”
何老板没有还价，从袖口里取出两块银元，放在石桌上：“我拿走这一匹。上一匹挂上我铺子朝东那面窗，已经有人来问过两次了。不是问价钱，是问色名。我说叫‘东方既白’，他们都记下了。”她顿了一下，“这样的布，会在重庆慢慢传开。”
“那就让它慢慢传。”
何老板把布叠好，没有多留，走出了院门。巧英站在院子里，看着她走远，转身走回账房。春桃正在灶房门口择菜，没有抬头，但她在数脚步声——巧英走回账房，推开门，坐了下来。那匹布，正在被更多的人看到。
午时。新家。堂屋。
章佩瑜在收拾一只旧木箱，里面是怀瑾小时候的东西——一件褪色的小褂，一双磨破了的布鞋，几本翻旧了的课本。她拿出其中一本，翻开扉页，上面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名字：“陆怀瑾”。她看了一会儿，把它放回去，正在这时听见巷口传来脚步声——有人从码头上走来，停在了院门口。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巷口，穿着一件素净的月白色旗袍，头发挽成髻，没有戴首饰，手里攥着一封信，像是刚下船。她的脸很白净，眉眼温和，站在那里没有走近，也没有离开，像是在等一个她已经知道会发生、却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刻。章佩瑜从堂屋走出来，隔着院门看见了她。
周蕴玉看见她，微微欠了欠身：“伯母，我是周蕴玉。我叔父带我来的重庆，说您也住在这里。冒昧来访，您别见怪。”
章佩瑜站在门槛上，没有迎出去，也没有关门：“你什么时候到的？”
“前天。安置在南岸，今天才来打扰。”她的声音不高，像被春风吹过似的，“我父亲说，既然来了重庆，理应先来拜望您。”
章佩瑜看着她，目光从她的脸移到她的手上——手很白，指节细长，像是没有做过粗活的人。“进来坐吧。”她侧身让开门口，“你吃饭没有？”
周蕴玉跨进门槛，在石桌边坐下来：“吃过了。”
春桃从灶房端了一碗茶出来，放在她面前，没有多看她，转身走回灶房。周蕴玉端起茶碗，没有喝，只是捧着。章佩瑜在她对面坐下来：“你父亲还好吗？”
“好。他在武昌，托我向您问好。”
“他太客气了。”章佩瑜看着她的脸，目光没有移开，“你打算在重庆待多久？”
“我叔父说，先住下来看看。这里的学校、医院、机关都在迁，我的两个哥哥也在四川。”
章佩瑜没有接话。她端起自己面前的茶碗喝了一口，放下：“那你就先安顿下来。重庆不比武昌，冬天湿冷，多带几件衣裳。”她没有提怀瑾，周蕴玉也没有问。但两个人都知道，她们坐在这里，不是因为茶好喝。
傍晚。春风里布庄。
门还开着，但柜台后面没有人。王德胜站在门口，看着暮色从江面上漫过来，把街道染成暗灰色。一辆黄包车在巷口停下，下来的人穿了件灰色长衫，手里没有拿东西。他朝铺子走来，在门口站定，看着王德胜：“佐藤走了？”
“走了。”
“他有没有留下话？”
“没有。”
来人沉默了一下，转身走了。王德胜没有喊住他，也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是看着那个人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然后转身走进铺子，关上了半扇门。
入夜。账房。
巧英在灯下翻看“东方既白”的试染记录，陈树生坐在对面。他们在商量第三缸的配比，春桃在灶房里洗碗，碗沿相碰的声音隔着院子传过来，像一段被打断后重新接上的对话。院门响了一声。不是推开的，是被轻轻带上的。脚步声穿过院子，在账房门口停住了。敲门声响起——不是拍门，是指节叩在木板上，像一个人走了一段长路，终于停在一个他确定不会走错的地方。
巧英抬起头：“进来。”
门被推开，宋云澜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比走的时候瘦了一些，下巴上有一层薄薄的胡茬，像是赶了很长的路还没来得及打理。他站在门槛上，没有立刻进来：“巧英，我回来了。”他的声音不高，像在说一件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他离开一段，再回来，一直如此。
巧英放下笔：“你吃饭了吗？”
“还没有。”
“春桃，下碗面。”
春桃从灶房应了一声，锅盖响了一下，火苗重新窜起来的声音隔着墙传了过来。宋云澜走进来，在陈树生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陈树生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三个人围着那盏灯坐着，灯油还剩大半截。巧英没有问他去了哪里，宋云澜也没有急着说。他只是坐在那里，让那一碗面在锅里慢慢煮开，等春桃把面端到他面前，再慢慢吃。
宋云澜放下筷子，把空碗往桌心推了推：“我去了苏州。看了周四婶。”
巧英没有追问，但她等着他说下去。
“她身体还好，耳朵不太灵了，但还能认出我。她问我‘你找到你要找的人没有’。我说‘找到了’。她点了点头，也没问那人是谁，只说了句——‘找到了就好。’然后她走进灶房，给我下了一碗面。”他顿了顿，“我吃完那碗面，就回来了。”
“六月初六，”她开口，“还不到。”
“不是为六月初六回来的。是为——”他顿了一下，“是为确认一些事。”
“什么事？”
“确认你们还在。”
陈树生站起来，拿起桌上的空碗：“我去看看春桃那边的灶火。”他走出去，带上了门。账房里只剩下巧英和宋云澜。两个人隔着那盏灯，灯芯烧了一会儿，火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宋云澜的声音不高：“周蕴玉今天来了。”
巧英没有说话。
“她在重庆，住在南岸。佩瑜姨见了她。”
“你怎么知道？”
“码头有人告诉我。说一个穿月白旗袍的女人从南岸过来，进了巷子。”他看着她，“巧英，我不想替你做决定。但我想告诉你——不管这条路怎么走，我不会走远。”巧英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手指上还沾着“东方既白”的染料，淡黄色嵌在指缝里，像一小片还没干透的光。
她开口：“我知道。”
他没有再多说，站起来：“面吃完了。我去把碗送到灶房。”
他走出账房。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没有停顿。巧英坐在灯下，听着那脚步声穿过院子、停了一下、又继续往前。她想起他刚才说的那句话——“确认你们还在。”有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走完了一段他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路，然后回到她家门口，敲了三下门，要一碗面，说一句“找到了就好”。她低下头，重新拿起笔，把“东方既白”第三缸的配比写完。笔尖落在纸上的声音，细细的，像一匹布正在被慢慢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