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吴老那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淅淅沥沥的雨丝中，我站在沙县小吃的屋檐下，心里那股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
晚期肝癌。随时可能倒下。
他说过两天缓过劲来再录像，可是，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随时可能大出血或者昏迷的老人，哪还有什么“过两天”？
更何况，如果刘建国的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那吴老今天主动找我的事，很可能已经走漏了风声。一旦他们抢在前面动手，哪怕只是在吴老的药里动点手脚，这份能把天捅破的活口供，就彻底断了。
我一把抹掉脸上的雨水，掏出手机，直接拨通了黄文清的电话。
“黄哥。别在办公室待着了。”我对着电话大吼，声音有些发劈，“马上去市纪委设备科，把最好的高清摄像机、录音笔全给我提出来。叫上林婧，开那辆套牌的桑塔纳，十五分钟内到市医院家属院后门接我。”
电话那头，黄文清连一句废话都没问，干脆利落地回了一个字：“好。”
半小时后，我们三个人猫在吴老闺女家那栋破旧的单元楼楼道里。
这小区有些年头了，楼道里连个声控灯都没有。黄文清扛着设备箱，林婧紧张得直喘粗气。
我上前敲门。
“咚咚咚。”
过了好半天，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四十多岁、眼眶红肿的中年女人警惕地看着我们：“你们找谁？”
“大姐，我们是市委的，来看望吴老书记。”我压低声音。
女人刚要关门，屋里传来了吴老沙哑的声音：“萍萍，让他们进来吧。是明远来了。”
屋子不大，满是中药味。吴老半躺在卧室的一张旧摇椅上，身上盖着条厚毛毯。才分开不到两个小时，他的脸色看着比在饭馆里还要灰败几分，连喘气都透着股破风箱的动静。
“吴书记。”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
吴老虚弱地睁开眼，看了看黄文清手里的摄像机，苦笑了一下：“你小子，比你爸当年还要急。我这把老骨头，还没喘匀气呢。”
“吴书记，对不住了。这事实在等不起。”我紧紧握住他干枯的手，“您多撑一会儿。这事办完，我给您磕头。”
“别整那些虚的。架机器吧。”吴老摆了摆手。
黄文清动作麻利地支好三脚架，调好焦距。林婧把录音笔放在旁边的小茶几上，打开了开关。
摄像机上那个刺眼的红灯亮了起来，在昏暗的卧室里一闪一闪。
“开始吧。”我退到镜头旁边，声音很沉。
吴老盯着那个红色的指示灯，眼神逐渐变得空洞，仿佛穿透了十几年的岁月，回到了那个让他夜夜噩梦的现场。
“我叫吴福林。一九九五年，我在青云县青松乡当党委书记。”
老人的声音一开始还有些发抖，但越往后说，语气越稳，像是在做着临终前最庄严的宣誓。
“这份证言，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吴老咽了口唾沫，干裂的嘴唇上下碰着。
“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那是沈伯言遇害的前一天。”
听到这个日子，我的心猛地揪在了一起。双手死死地攥成拳头，指甲扎进肉里，生疼。
“那天下午三点。周鹤年把我叫到了他的县长办公室。他说青松乡的扶贫款下来了，要开个碰头会。”
吴老闭着眼睛，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屋子里烟雾缭绕的。除了周鹤年，还有三个人。”
“一个是当时的县财政局长，王金海。他拿着计算器，坐在最边上。”
“另外两个，是从市里和省里下来的。一个是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陈鸿图。另一个，是当时的东江市常务副市长，刘建国。”
我深吸了一口凉气。
这就对了。虽然他们的职务在后来飞速变动，但在那场分赃会的时候，这正是他们手里握着权力的关键时期。
“周鹤年让我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没让我插嘴。”吴老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我亲耳听到，他们把那三千万的扶贫款，就像切西瓜一样给分了。周鹤年拿小头，刘建国也跟着分一份。最大的那块……全进了陈鸿图的口袋。”
林婧在旁边听得捂住了嘴，眼眶里全都是泪水。黄文清虽然极力保持着镇定，但扛着摄像机的手也开始微微发抖。
这可是从那笔巨款里抠出来的三千万现金流。在那个年代，这笔钱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那……我爸呢？”我嗓子哑得厉害，盯着吴老问。
“分完钱，周鹤年给他们倒茶。”吴老喘着粗气，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周鹤年说，‘老领导，那个农经委的沈伯言，最近跟疯狗一样咬着青松乡的地皮不放，他竟然自己拿着皮尺去量了，还查了转账记录。这人留着，是个祸害。’”
我的眼圈瞬间红了。
我仿佛能看到我爸当年那个孤单的背影，拿着一把破皮尺，在一片荒山野岭里，丈量着那些贪官污吏的罪恶。
“陈鸿图是怎么说的？”我咬着牙，强压着心头的恨意。
吴老睁开眼，看着镜头。
“陈鸿图当时端着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叶。他连正眼都没看周鹤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
吴老模仿着陈鸿图那种高高在上、草菅人命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复述了出来：
“‘一个科员而已。死人，是不会量地的。’”
轰。
这句话像是一把淬了毒的尖刀，直直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死人，是不会量地的。
就因为这一句话，就因为他们要掩盖这滔天的罪行，我爸就活生生地被他们剪断了刹车线，摔得粉身碎骨。
“第二天傍晚，沈伯言就在盘山路上出事了。”吴老老泪纵横，“是我害了他，是我没敢站出来。我当时要是去市里报警，要是拉他一把……”
“吴书记，这不怪您。”
我走上前，单手握住他冰冷的手，眼泪再也忍不住，大滴大滴地砸在他的手背上。
“您今天能把这些说出来，我爸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
录像录了整整四十分钟。
吴老不仅交代了那场分赃会的细节，还把周鹤年后来怎么逼着乡里做假账、怎么应付上面检查的过程，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
录像结束的时候，吴老已经连坐都坐不住了，瘫在摇椅上，大口大口地倒着气。
我们把连夜打印出来的询问笔录递给他。他戴上老花镜，颤抖着手，在每一页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明远……”吴老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
“吴书记，您说，我听着呢。”我凑到他嘴边。
“我这辈子……总算是没把这良心……彻底喂狗。以后，就看你的了。”
吴老慢慢闭上了眼睛，嘴角竟然带着一丝释然的笑。
从吴老闺女家出来，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桑塔纳车厢里，我们三个人谁都没说话。只有雨刷器在挡风玻璃上“刮擦、刮擦”地响着。
林婧坐在后排，抱着那个装满摄像设备和笔录的黑包，眼圈红红的。
“沈主任，有了这个，刘建国是不是就死定了？”林婧小声问。
“没那么简单。”
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脑子转得飞快。
“这份录像的确是铁证。但你们别忘了，刘建国现在躺在医院里装死，他儿子刘铮在外面手眼通天。如果这份录像在这个时候贸然交上去，就算交到市纪委韩书记手里，市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有一百种方法让这份证据‘意外损毁’！”
黄文清一边开车一边点头：“明远说得对。这份证据太烫手了，这是能直接把陈鸿图从省委副书记位置上拉下来的重磅炸弹。只要走漏一点风声，刘系和陈系的人就算把东江市翻个底朝天，也会把这份录像销毁。”
“那咱们怎么办？总不能放在手里当摆设啊。”林婧急了。
“狡兔三窟。”
我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坚决。
“黄哥，别回纪委了。直接去你家。你家里有电脑和光驱吧？”
“有，你打算干什么？”
“备份。”我咬着牙，“我要把这份要命的录像，变成他们头顶上永远也躲不开的一把刀。”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黄文清家里。
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黄文清打开电脑，把摄像机里的原始视频导了出来。
“刻盘，拷U盘。”我站在电脑旁边，盯着屏幕上那个进度条，“黄哥，林妹子，给我刻七份。一分不差地全拷下来。”
“七份？这么多？”林婧一边操作一边惊讶地问。
“对，七份。”
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这七份证据，就是我在东江市跟这帮贪官污吏玩命的底气。
两个小时后，七个黑色的U盘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面上。
我用左手拿起这七个U盘，一个一个地装进防水的密封袋里。
“第一份，明天一早，通过市纪委的机要通道，直接发给省纪委专案组的姚国栋组长。”我拿起第一个袋子，“姚组长在省里盯着，这份是走官方程序的底牌。”
“第二份，寄给青云县的陈远征书记。”我拿起第二个，“陈书记是我爸的死党，只要东西在他手里，青云县那边的大后方就乱不了。”
“第三份，寄给省城社科院的林志诚教授，也就是林若溪的父亲。”我摸着第三个袋子。林教授隐忍了十三年，这份证据，是他该得的。
“第四份，给楚云山老先生送去。”那个隐居在茶馆里的老狐狸，手里捏着东江市错综复杂的人脉，这东西在他手里，能发挥最大的威慑力。
“第五份，我明天亲自寄回乡下，交给我妈。”提到我妈，我心里一阵发酸。她守了十三年的哑巴，也该看看这报应是怎么来的了。
“第六份，给省报的林若溪寄去。”我拿起倒数第二个袋子，眼前浮现出那个在咖啡馆里说“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女孩，“她是省报的一支笔，真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她手里的笔，就是最好的舆论武器。”
桌子上，还剩下最后一个U盘。
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揣进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跟那把黄铜钥匙放在一起。
“这最后一份，我贴身带着。”
我看着黄文清和林婧，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明天一早，咱们就带着这份东西，去一趟东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去会会那个装死的刘建国！”
“我要亲手把这份视频，甩在刘建国那张老脸上。我倒要看看，他这个脑溢血，能不能经得起这份大礼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