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图……”
林婧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但在我和黄文清听来，却无异于是在耳边炸开了一颗响雷。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安静。我靠在椅背上，感觉浑身的血都往脑门上涌。
难怪刘建国能在东江市一手遮天，难怪他敢把人名目张胆地关进精神病院十几年。他的背后，竟然站着现任的省委副书记。这棵大树太粗了，粗到随便掉下来一片叶子，都能把我们这三个小纪检干部砸得粉身碎骨。
“沈主任……”林婧咽了口干沫，脸色煞白，“这事儿，咱们还要往下查吗？”
我猛地站起身，左手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查。为什么不查？”我咬着后槽牙，眼底全是血丝，“不管是刘建国还是陈鸿图，只要他们当年吃了人血馒头，就算是阎王老子，我也得薅下他几根胡子来！”
正说着，我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在这个节骨眼上，突如其来的铃声把屋里的三个人都吓了一跳。
我掏出手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青云县。
“喂，哪位？”我接通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接着，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是明远吗？沈伯言的儿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警惕地看了黄文清一眼，把手机贴紧耳朵：“是我，您是哪位？”
“我是吴福林。”老人的声音有些喘，“九五年的时候，我是青云县青松乡的党委书记。”
吴福林。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了一圈，立即对上了号。当年青松乡那块乱葬岗改建扶贫产业园，项目落地的第一责任单位就是青松乡政府。他这个乡党委书记，绝对是当年的核心知情人。
“吴书记，您找我有什么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稳。
“我在东江市，市人民医院对面的那家沙县小吃。”吴福林喘着粗气，“你一个人来，穿便装。我手里有点东西，得亲手交给你。”
说完，根本没等我回话，电话直接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看着黄文清：“黄哥，青松乡当年的老书记吴福林在市里，要见我。”
“吴福林？”黄文清眉头一皱，“这老头可是周鹤年当年提拔起来的人，后来退二线了。他这个时候找你，会不会是个套？”
“就算是套，我也得钻进去看看。”我抓起外套披上，“你在办公室盯着，如果有情况我随时联系你。”
半小时后，我在市医院对面的沙县小吃里见到了吴福林。
店里这会儿没什么人，只有老板在后厨切肉。角落的一张油腻的塑料桌旁，坐着个干瘦的老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头发全白了，乱蓬蓬的。面前摆着一碗拌面，但他一口没动。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吴书记。”我压低声音叫了一声。
老头抬起头。那是一张枯黄、凹陷的脸，眼窝深得吓人。他盯着我看了好半天，突然苦笑了一下，眼眶红了。
“像……真像。你这眉眼，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
他一边说，一边从随身的黑布包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塑料文件袋，推到我面前。
“明远，我这趟来，是来还债的。”吴老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在砂纸上磨过。
我没有马上拿那个文件袋，而是看着他：“吴书记，您还什么债？当年我爸的车祸，您也参与了？”
“我没杀人，但我当了逃兵。”
吴老痛苦地闭上眼睛，干枯的双手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着。
“九五年，县里召开那三千万扶贫基金的分配会。我作为项目所在地的乡书记，就坐在第二排。那天，市里的刘建国也来了。周鹤年在会上直接定调子，说那块乱葬岗不用动土，先把钱拨下去‘运作’。”
吴老放下手，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悔恨。
“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要分钱了。但我害怕啊，明远。我快退休了，我怕丢了乌纱帽，怕连累家里人，我一个屁都没敢放。”
“可是你爸……”吴老的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你爸是个死脑筋。他在会上不敢顶撞，会后一个人跑到乡里，拿着皮尺去量那块地！他查出了空壳公司，查出了账目对不上！他来找我，让我站出来作证。”
我听到这里，只觉得心脏像被人紧紧攥住了一样疼。我能想象出我爸当年那种孤立无援、却又拼死要撕开黑暗的模样。
“我把他赶出去了。”吴老哭着说，“我骂他多管闲事，我把门锁死不见他。没过半个月，他就出车祸死了。”
“这十三年，我每天晚上闭上眼，都是你爸站在我门口拍门的样子。我这心里，就跟被火烧一样煎熬啊。”
吴老一边哭，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
我赶紧倒了杯温水递过去。看着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心里的怨恨突然就散了不少。
在那种吃人的官场环境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英雄的。他选择了自保，这是人性的怯懦，但也是最真实的现实。
“吴书记，您今天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我把文件袋拿到手里。
“当然不是。”吴老喝了口水，把气喘匀了，“我听老同事说，你在县里把周鹤年斗倒了，现在连省纪委都给你撑腰。我一想，这青天，终于算是亮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文件袋：“这是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凭着记忆，一笔一划写下来的当年‘九五黑金分配会’的目击证词。那天会议上谁说了什么话，刘建国是怎么暗示周鹤年的，全在里面！”
我心里猛地一震，立即打开文件袋。
里面是十几页方格信纸。字迹有些发抖，但写得密密麻麻、清清楚楚。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按着吴老鲜红的手印。
“这……”我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吴书记，您知道这份东西交上去，意味着什么吗？您这是实名举报刘建国和周鹤年！”
“我有什么不敢的！”
吴老突然笑了，那笑容里透着一股子解脱和苍凉。
他慢慢拉开夹克的拉链，从内兜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医院诊断书，放在我面前。
“明远，我为什么要在市医院对面的小饭馆见你？”
我低头一看，上面赫然盖着市人民医院肿瘤科的章，最下面是一行刺眼的结论：
【原发性肝癌，晚期，伴多发转移。】
“肝癌晚期……”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他瘦成这样，难怪他的脸色黄得像金纸。
“医生说了，最多还能活一个月，运气不好的话，半个月就交代了。”吴老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我还怕他刘建国打击报复？我还怕他停我的退休金？”
说到这，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我一把抓住吴老的手腕，压低声音问：“吴书记，您这病，是不是有问题？您以前在乡里工作，身体一直不错。周鹤年他们当年是不是给您……”
“下毒？”吴老摇了摇头，拍了拍我的手背，“明远，别把他们想得太神了。我这纯粹是自己喝酒喝出来的，加上这十几年心里憋屈，郁结成疾。这都是命。”
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那股酸楚更是挡不住地往上涌。
一个带着罪恶感苟活了十三年的老干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了替死去的同事翻案，拖着病体跑到市里，主动当了这个“吹哨人”。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在这份手写的证词里，注入了自己最后的灵魂。
“明远，我交底了，心里痛快了。”吴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吴书记，您跟我回纪委。咱们马上录视频证言。”我赶紧扶住他，“这份书面证词虽然重要，但如果有您的亲自口述录像，那是能直接在法庭上当成铁证的。”
“不急这一天半天的，我今天太累了。”吴老摆了摆手，“我在市里我闺女家住，过两天缓过劲来，你带着设备来找我。”
我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只能点了点头：“好，我派车送您回去。”
“不用，就几步路。我自己溜达溜达，看看这东江市的街景。以后，怕是看不着了。”
吴老拒绝了我的搀扶，转过身，步履蹒跚地往饭馆门外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手里死死地攥着那个装着证词的文件袋，感觉沉甸甸的。有了这份目击证词，刘建国就算在医院里装死，市纪委也有足够的理由对他进行强制传唤了。
就在吴老刚跨出门槛的时候。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外头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细雨，落在他的花白头发上。
他转过头，隔着玻璃门，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
“明远。”
吴老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饭馆里听得一清二楚。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心里实在过不去那个坎。我趁着去县里开会，偷偷去了趟县档案馆。”
我心里猛地一紧，他去档案馆干什么？
“我知道王金海手里有副账，我也猜到你爸肯定留了后手。我想去看看能不能帮你爸把东西拿出来。”
吴老站在雨丝里，苦笑了一下。
“可是我连c区19号柜的门都没摸着。”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那是一种看透了生死的通透，也是一种极其隐秘的警告。
“那柜子外面，贴着省保密局的封条。但我在档案馆档案室的老伙计偷偷告诉我……”
吴老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
“明远，你记着。那柜子一九九八年被人加装的内层锁，根本不是用钥匙开的。”
“那是一种早期的磁卡感应锁。”
轰。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吴老看着我震惊的表情，慢慢吐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把锁，只认一张卡。”
“需要你父亲当年在农经委的……工作证原件，才能刷得开。”
说完，吴老拉紧了夹克的拉领，转身走进了淅淅沥沥的秋雨中，背影渐渐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感觉浑身发冷。
工作证原件？！
我爸当年的工作证，早就跟着他的遗物，一起被我妈锁在乡下老家那个破木箱底下了。
陈鸿图的人，在一九九八年加装内锁的时候，为什么要设定成用我爸的工作证才能打开？！
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说明，陈鸿图当年不仅知道柜子里藏着什么，他甚至连这东西是谁放进去的，都一清二楚。
他故意设下这道锁，就是为了防备有一天，有人拿着外锁钥匙去开柜子。因为除了我妈和我，谁也拿不到那张已经属于死人的工作证。他不仅封死了证据，更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们母子发出最恶毒的嘲弄和警告。
“陈鸿图……”
我咬着牙，手心里的文件袋被我捏得变了形。
好一招杀人诛心。好一个滴水不漏。
我原本以为拿到陈远征手里的外锁钥匙，这事儿就算成了一半。现在看来，我还是把这帮省里的老狐狸想得太简单了。
我必须立即回一趟青云县老家。
那张工作证，是我爸留下的唯一“钥匙”，绝对不能出任何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