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
最近这段时间，始皇帝巡游的队伍都是沿着海岸线行进。
他主要视察东海盐场。
在工业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时代，纺织业和盐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盐业政策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无税，即政府不干预食盐的生产与买卖，允许百姓自由取用。
主要存在于夏商周上三代和隋朝开皇至唐朝开元年间。
无税是官府放弃盐资源管控，民间自由开采煮盐，国家不取盐利。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食盐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此举极大地减轻百姓的日常开销负担。
还能省去维持庞大盐官官僚体系的财政开销，减少官吏腐败扰民。
但它也有弊端。
最关键的是国家丧失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
隋至唐初，依靠府兵制，军费仅仅依靠租庸调就可以支撑。
但到了唐中期，均田制瓦解，府兵战力日渐下降。
唐玄宗推行募兵制，需要花真金白银招募士兵，财政压力骤然增加。
况且盐池、优质盐井不是遍地都有，属于稀缺资源。
大型池盐，需要大量人力、水利设施，普通百姓无力经营。
地方豪强、世家、地方大族占据优质盐池盐井，垄断生产。
政府放任不管，普通百姓只能高价向豪强买盐，盐的利润流入地方豪强口袋。
遇到灾年，豪强囤积食盐，哄抬盐价，朝廷缺少盐务机构，没有常平盐这类储备调节手段。
第二类盐业政策是征税制，政府对食盐生产者和流通环节征税，之后允许其自由贩运。
大秦和汉初就属于这一政策。
商鞅变法提出“壹山泽”，将山林川泽资源国有，民间开采必须向国家纳税。
第三类盐业政策是专卖制，即国家垄断食盐的经营权。
其代表就是齐国宰相管仲推出的官山海政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推行的食盐官营。
专卖制也成为古代盐政最主要、最核心的制度，又从全部官专卖一步步发展为商专卖。
国家垄断盐业能获得巨大且稳定的财政收入。
就比如，安史之乱后，盐利占国库收入的一半，是维系王朝运转的命脉。
在商专卖体制下，政府可以把“盐引”变成社会控制工具，将盐商纳入严密管控，甚至让商人承担额外义务（比如明代开中法）。
同时，缺点更加显而易见。
从中央到地方需设立庞大的盐运使司系统，官吏冗杂，贪腐横行，层层盘剥，极大地增加了制度运行成本。
官营效率低下，再加上盐商垄断导致的腐败，致使盐价高昂，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
在专卖制的体制下，盐业收入是国家财政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国家对食盐垄断，以此从百姓手里榨取财富，导致官盐和私盐价格相去甚远。
国家对盐价管理严格，严禁私盐贩卖，打击私盐贩子。
私盐贩子为了暴利铤而走险，又因为朝廷的重刑，不得不抱团取暖私设武装。
国家对盐政的管理也直接关联国家政治安全。
唐末的黄巢、王仙芝，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臭名昭着的私盐贩子。
他们是官府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些盐枭割据一方，甚至拥有足以覆灭整个王朝的实力。
因此盐政对国家经济、政治都影响重大。
相对于专卖制和完全放任不管，市场管控的征税制更为合理。
政府无需亲自经营，就能从中获得巨额税收，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
同时商人自主经营，经济活力更强。商人运输和销售网络遍布城乡，能有效解决偏远地区的食盐供应问题。
比专卖制的行政成本更低。
但它也有一个最现实的困境，征税收不上来。
征税制要求政府监控流通末端。
在没有银行体系的古代，想对成千上万个流动的盐贩和零售商征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需要庞大的稽查队伍，而且容易被贿赂。
东南沿海在统一之前就是重要的盐田产区。
始皇帝统一之后，少府从这些地区获得的收益情况和它庞大的产出相比，明显极不合理。
这说明东南沿海的治理情况远远不如关中地区。
始皇帝既然东巡，不可能不到盐池视察。
可是如此一来，他走的线路就不会进入到东海郡内部。
嬴琮可是知道，东海郡蹲着两位SSR，张良和韩信。
他现在一个也遇不到。
甚至嬴琮连张良现在的名字都不知道。
嬴琮只能派出手下去下邳和淮阴等地打听。
他交代手下，务必找到人，客客气气把人请过来。
这几日，嬴琮每日跟着始皇帝在东海郡的盐场视察。
他只能看着干着急。
制盐真的触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他不会呀！
嬴琮只看着工人们忙忙碌碌干着急。
他会养海带。
可惜海带是近代才从日本引种而来，大秦并没有海带给他养。
沿海滩涂受到海水的直接侵蚀，盐碱化程度高，根本无法种植作物。
只在远离滩涂的沙冈、高地，有零星薄田。
地块零碎，产量低，仅供盐户自给口粮，仍有不足。
索性依靠大海，总不会饿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靠着大海，总会在退潮时收到大海的馈赠。
嬴琮一有机会就去赶海，捡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让负责做饭的尚食颇为头疼。
尚食不愿意做，嬴琮也不勉强，直接拿小鼎白水煮着，吃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