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滿倉在城東一家倉庫做搬運工，沈岸當晚就查到了他的地址和聯系方式。第二天一早，我們去了那家倉庫。
李滿倉四十多歲，矮胖，臉圓，笑起來眼楮眯成一條縫。他在倉庫辦公室里見到我們的時候，臉上的笑容沒變，但眼神已經開始躲閃了。
“李滿倉，你認識周海生嗎？”
“認識。以前一起干過活。”李滿倉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畫圈。
“周海生查賠償金的事，你知道嗎？”
“知道。他找過我。”李滿倉低下頭，“我跟他說了，別查了，查了沒用。”
“為什麼？”
“因為我查過。”李滿倉抬起頭，眼楮里有一種說不清的疲憊，“三年前，我在城北工地干活。工友死了，我幫他家屬算過賠償金。按規定應該賠十二萬，實際只給了六萬。我去找工地，工地說是家屬自己簽的字，同意拿六萬。我去找家屬，家屬說他們不懂，是有人幫他們簽的。”
“誰幫他們簽的？”
“一個姓趙的。說是工地的人，專門負責和家屬談賠償。他拿著一張單子，跟家屬說這是統一標準，簽了才能拿錢。”李滿倉說，“我看了那張單子，上面寫的賠償金額，比國家規定低了一半。”
“你後來怎麼不查了？”
李滿倉沉默了一會兒。“因為我收到了一筆錢。”
“什麼錢？”
“五萬。打到我卡上的。附言寫的是‘工友互助金’。”李滿倉的聲音低了下去，“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收了錢，就沒有再查。”
“周海生找你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告訴他？”
“我告訴過他。我說別查了，那些人不好惹。他不听。”李滿倉的眼眶濕了，“他說他不能看著工友被坑。他說他女兒也在外地打工，如果有人坑他女兒，他希望也有人站出來。”
沈岸把一張紙和一支筆推到李滿倉面前。“你現在願意做筆錄嗎？”
李滿倉看著那張紙，手在發抖。他拿起筆，在紙上寫了一個名字。
“姓趙的。負責和家屬談賠償的那個人。他叫趙曉東。”
沈岸把筆錄收好，站起來。“李滿倉，你收的那五萬，是安達通運輸轉的。這筆錢會作為證據。你自己主動交代，可以從輕處理。”
李滿倉點了點頭，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楮。
走出倉庫的時候，陽光很刺眼。沈岸站在門口，看著遠處公路上的車流。“李滿倉收了五萬就閉嘴了。但周海生沒收。周海生查到了十一個名字，把紙吞進了肚子里。”
“因為他知道，那五萬是封口費。收了錢，就等于同謀。”
沈岸看了我一眼。“你說得對。周海生吞那張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可能會死。他做好了準備。”
“沈警官，”我說，“趙曉東跑了。”
沈岸的手機響了。他接起來听了十幾秒，臉色沉了下去。“趙曉東的手機信號今天凌晨出現在城北高速入口。往北去了。”
“他跑了。”
“對。”沈岸把手機收起來，“但他跑不遠。安達通的賬目、趙大勇的流水、李滿倉的筆錄——這些證據已經夠了。趙曉東跑不跑，都改變不了什麼。”
他拉開車門，示意我上車。“走，回局里。今天下午，該找趙立平談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