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文件柜、十二套桌椅、六台灭火器查完了。没有发现纸条。周德厚只藏了两张。一张在三楼提审室的急救箱里。一张在一楼大厅的急救箱里。两张都被调到了省厅。两张都被发现了。
但三台旧电脑还在技术科仓库里。
老韩把三台旧电脑搬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技术中心。三台机器都是老式台式机，主机上贴着城东分局的资产标签。键盘和鼠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主机和显示器。显示器是老式的方形屏，屏幕上有几道划痕。
“林默，这三台旧电脑是城东分局三年前调拨的。一直放在技术科仓库里。没有用过。系统太老了。配置太低。打不开现在的软件。”
“周德厚可能在电脑里藏了东西。他熟悉旧办公楼。他知道哪些东西会被调走。急救箱他藏了两张纸条。电脑他可能也藏了。”
老韩把三台主机全部拆开。第一台，硬盘是空的。第二台，硬盘也是空的。第三台，硬盘上贴着一张很小的标签。标签上写着一个日期。三十年前的日期。跟德明服装厂的录像带日期一致。
“林默，第三台电脑的硬盘上贴了一个标签。三十年前的日期。跟服装厂的录像带一样。这块硬盘可能是从服装厂带出来的。”
“从服装厂带出来的。赵德明的电脑。他拆了摄像头。他把录像带藏在了地下室。电脑硬盘他带走了。后来他注销了工厂。电脑可能被城东分局收走了。三年前调拨给了省厅。周德厚知道这块硬盘在电脑里。他在硬盘上贴了标签。”
老韩把硬盘接上读取设备。系统识别了。里面有一个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德明服装厂”。打开之后是四十三个子文件夹。每一个子文件夹里是一段视频。跟录像带的内容一样。更衣室、车间、办公室。四十三个女工。每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人。
“沈警官，第三台旧电脑的硬盘里有一个文件夹。叫‘德明服装厂’。四十三个子文件夹。四十三个女工。每一个文件夹里有一段视频。跟录像带的内容一样。赵德明把硬盘带走了。电脑被城东分局收走了。三年前调拨给了省厅。硬盘在电脑里。周德厚在硬盘上贴了标签。他知道硬盘在电脑里。”
沈岸的电话在五分钟后打了过来。“硬盘里是服装厂的视频？”
“对。四十三个子文件夹。四十三个女工。每一个文件夹里有一段视频。赵德明把硬盘带走了。电脑被城东分局收走了。三年前调拨给了省厅。硬盘在电脑里。周德厚在硬盘上贴了标签。他知道硬盘在电脑里。”
沈岸沉默了几秒。“周德厚在硬盘上贴了标签。三十年前的日期。他标了。他等到了。硬盘被调到了省厅。我们找到了。四十三个女工。录像带在地下室。硬盘在电脑里。两个备份。赵德明藏了录像带。周德厚标了硬盘。两个人都留了东西。两个人都等到了。”
“对。两个人都等到了。”
我站在技术中心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周德厚。城东的。保安。三十年前在德明服装厂当保安。他报了警。被开除了。他查了三十年。他去了城东分局。他进了旧办公楼。他把纸条藏在了急救箱里。他在硬盘上贴了标签。硬盘在三台旧电脑里。三年前调拨给了省厅。他等到了。硬盘被找到了。四十三个女工。四十三个文件夹。四十三个视频。赵德明藏了录像带。周德厚标了硬盘。两个人都留了东西。两个人都等到了。
我掏出手机，给孙志刚发了消息。“孙叔，第三台旧电脑的硬盘里有一个文件夹。叫‘德明服装厂’。四十三个子文件夹。四十三个女工。每一个文件夹里有一段视频。赵德明把硬盘带走了。电脑被城东分局收走了。三年前调拨给了省厅。硬盘在电脑里。周德厚在硬盘上贴了标签。他等到了。”
孙志刚回了消息：“周德厚在硬盘上贴了标签？”
“对。三十年前的日期。他标了。他等到了。硬盘被调到了省厅。我们找到了。四十三个女工。录像带在地下室。硬盘在电脑里。两个备份。赵德明藏了录像带。周德厚标了硬盘。两个人都留了东西。两个人都等到了。”
孙志刚沉默了几秒，回了消息：“周德厚。保安。他报了警。被开除了。他记了名单。查了三十年。他写了纸条。他去了城东分局。他进了旧办公楼。他把纸条藏在了急救箱里。他在硬盘上贴了标签。他等到了。急救箱被调到了省厅。硬盘被调到了省厅。纸条被发现了。硬盘被发现了。他等到了。”
“对。他等到了。”
我收起手机，站在技术中心的窗前。周德厚。城东的。保安。三十年前在德明服装厂当保安。他报了警。被开除了。他查了三十年。他去了城东分局。他进了旧办公楼。他把纸条藏在了急救箱里。他在硬盘上贴了标签。急救箱被调到了省厅。硬盘被调到了省厅。三年后。沈岸检查急救箱。老韩发现了夹层。纸条被发现了。老韩拆了旧电脑。硬盘被发现了。四十三个女工。四十三个文件夹。四十三个视频。赵德明藏了录像带。周德厚标了硬盘。两个人都留了东西。两个人都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