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若兰把窃听器放在茶几上，信号分析仪的数字还在跳。
“接收端Ip坐标没变过——过去一周一直在同一个位置。”她把平板转过来，屏幕上是江望川刚发来的卫星定位截图。一片深蓝色的海域，一个红点定在经纬度交叉的位置，旁边标注着一行小字——“海风号，印尼籍科考船，目前位于公海，距最近海岸线一百九十三海里，停留已超过一周。”
“一周。”陈根重复了这个数字，“和金永昌下令转移实验设备的时间完全吻合。”
沈若兰继续往下翻。方正刚通过国际刑警渠道调出来的船员名单有十七个人，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国籍、年龄和履历。她一个一个地往下念。
“船长是印尼籍，大副是马来西亚籍，轮机长是菲律宾籍——这三个是专业船员，履历干净，没有和永昌医药交叉的记录。”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但剩下的十四个人里，有两个是罗三针的海外弟子。一个叫苏哈托，印尼籍，曾在罗三针私人实验室担任助理，专业方向是天然毒素提纯。另一个叫差旺，泰国籍，曾在曼谷开过中医诊所，后来被吊销执照——理由是非法使用违禁药材。”
柳如烟接过平板，把这两个人的档案逐份点开。她的手指在差旺那页停住了，屏幕上的光映在她的眼镜片上，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她翻页的速度明显变慢了。
“这个人我见过他的名字。”她抬头看向陈根，“不是在国际刑警的名单里——是在金永昌的博士论文致谢名单里。那篇论文我在来之前查过，发表在二十年前的《东南亚传统医药杂志》上，金永昌是第一作者。论文末尾的致谢部分，他感谢了‘实验技术顾问差旺先生’，专业方向写的就是‘神经毒素的药物动力学’。他在金永昌二十年前刚开始做黑心莲研究的时候就是核心技术人员了。”
她把平板上金永昌博士论文的电子版调出来，翻到致谢那一页，放大字号，然后把平板推到茶几中央，让所有人都能看清那几行字。致谢的措辞很正式，感谢了导师、同事和实验助理，中间夹着一句话——“特别感谢差旺先生在神经毒素药物动力学实验中的技术支持”——印在发黄的扫描件上，和二十年前那些干干净净的学术用语混在一起，如果不专门去找，根本不会注意到。但这行字的重量，足以把二十年前的金永昌和现在公海上那艘科考船焊死在同一条证据链上。
“三个人是天仁药业倒闭后失踪的研发人员。”沈若兰继续翻名单，把三份档案并列投到电视屏幕上，“都是有机化学专业出身，在天仁药业老港区研发中心工作过，x-9原液的研发团队里有他们的名字。天仁被查封的当晚，这三个人同时从滨城消失，出境记录显示他们持旅游签证进入了东南亚，之后就再没有入境记录。”
“剩下的九个人呢？”陈根问。
“全部不在永昌医药正式员工档案里。”沈若兰把船员名单和永昌医药人力资源系统里的员工名录做了交叉比对，比对结果是零，“但其中六个人的工资卡是同一家离岸银行开的，每个月的汇款金额也一致。汇款来源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壳公司——和金永昌用过的其他几家壳公司是同一个注册代理。”
陈根站起来走到窗前。酒店窗帘没拉，远处海平线上的天空正在从深灰变成浅灰，再过不到一个钟头天就该亮了。他望着那片黑沉沉的海，海面上没有灯光，但那艘船就在那里，停了一周，载着实验室、罗三针的弟子、天仁药业的残余、以及金永昌最核心的违禁实验成果，停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够不着的地方。
“他把最核心的违禁实验放在公海。”他说，“不是在岸上的种植园，不是在酒店，甚至不是金永昌那艘被媒体拍过的私人游艇——而是以科考名义租用一条船，改装成流动实验室，在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管辖的公海上自由操作。哪天风头紧了就换一片海域，换一个船名，实验室永远在移动，谁也抓不住。”
柳如烟把船员名单关掉，重新打开罗三针海外弟子的档案，将两人的研究方向和混合毒素的改良路径逐一比对。屏幕上出现了三条并排的时间轴：金永昌博士论文的时间轴、罗三针海外实验室的时间轴、以及天仁药业x-9原液研发的时间轴。三条线在二十年前交汇过一次，然后分叉，又在近十年逐渐靠拢，最后在天仁药业被查处的当夜完成了最后一次汇合。
“这条船的改装时间线，”她把时间轴上最近的那一段放大，“和金永昌开始做混合毒素实验的周期完全重合。租船合同的签订日期是金永昌得知我们拿到了博览会邀请函之后的第二天。他提前把所有违禁实验从岸上转移到了公海上。岸上只剩下种植园和仓库，种的是黑心莲，存的是针剂——但研发、改良、批量生产混合毒素的核心能力，全在那艘船上。”
“他把实验室和岸上分开了。”陈根从窗前转过来，声音很稳，“岸上的东西被查了，他可以推脱是管理不善。但船上的东西——如果被查了，他金永昌本人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的理由了。”
“所以船上的安保一定比岸上严得多。”张翠花放下碎玻璃，拍了拍手上的灰，“十七个船员，两个是罗三针的人，三个是天仁药业的亡命徒——这五个人和永昌医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在那条船上。”
陈根拿起平板，拨通了使馆商务参赞的视频通话。电话接通得很快，参赞那边已经换好了衬衫领带，身后是办公室的国旗背景墙，显然也一夜没睡。陈根开门见山，把海风号的坐标、船员名单、窃听器信号追踪的技术依据和混合毒素的证据链逐一说明。参赞听完，没有说“我们研究一下”之类的套话，只是沉默了几秒，然后问了两个问题。
“坐标确凿吗？”
“卫星锁定，精确到经纬度小数点后四位。”
“你们要上去？”
“必须上去。船上有一个完整运转的违禁实验设施，实验室里的培养样本、发酵罐里的菌株、研究人员手里的实验日志——任何一样都是金永昌本人操纵违禁药品生产的直接证据。这些证据不在岸上，不在种植园，全在公海上。”
参赞点了点头，说了一句“等我二十分钟”，挂断了视频。
二十分钟后，参赞的回电来了。他说已经通过正式的外事渠道照会当地海事部门，对方同意以“涉嫌非法海洋倾倒医疗废物”为由派出海事执法船配合登船检查，出发时间定在天亮后两个小时。
“海风号的结构图调出来了。”赵雪儿的声音从茶几另一头传来。她用酒店的便携投影仪把那艘船的结构图投到墙上，画面是蓝底白线，标注密密麻麻。海风号从侧面看是典型的中型科考船，排水量目测不到一千吨，船身刷成白色，甲板上装着海洋采样用的吊臂和绞车——看起来和任何一艘普通科考船没什么两样。但赵雪儿把船体中间部分放大之后，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实验室不在甲板上方，不在船舱里。
在底层甲板下面。和压载舱并排，夹在油箱和海水淡化设备之间，整块空间用防水夹层隔开，面积不比一个集装箱小多少。采样的吊臂从甲板上可以直接把样本吊到底层实验室的窗口，不需要经过任何公共区域。而且那个唯一的入口——一个液压驱动的钢制舱盖，开在主甲板的正中央，从外面看像一块普通的甲板钢板，不仔细看焊缝都看不出来——平时只要关上，从甲板上走过的人都不会觉得脚下有东西。
“唯一入口是这个液压舱盖。”赵雪儿用激光笔在投影上画了个圈，“从结构图看，舱盖只能从里面打开。也就是说——如果里面的人不放，外面的人进不去。必须找到船员名单上那些轮班工程师的值班规律，在舱盖打开换班或运物资的窗口冲进去，否则对方有足够时间销毁证据。”
李月娥没说话。她从沈若兰手里接过那份船员名单，把十七个人的名字逐行抄到一张白纸上，每个人的名字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小格子。抄完之后她逐行念名字，每念一个名字就在格子里填东西——照片、年龄、身高体重、已知的性格特征、可能的藏身位置。这些信息来自国际刑警的数据库、方正刚发的补充材料、以及她这几天在酒店里观察到的一切细微线索。苏哈托的档案里有一条“左利手，酗酒”，差旺的档案里有一条“抽烟，喜欢在甲板尾部打电话”，三个天仁药业研发人员的档案里各有一条“无暴力记录，性格懦弱，可能在被控制状态下工作”。
“苏哈托和差旺是整条船的核心武力点。”李月娥把白纸推到桌子中央，铅笔点在两个人的名字上，“其余九个非专业船员里，三个天仁的人大概率是技术员，剩下六个应该是永昌医药的安保人员。专业船员三个——船长、大副、轮机长——如果没有直接参与违禁实验，查船的时候他们不会阻拦。但如果苏哈托和差旺控制了驾驶室，另当别论。”
张翠花站在茶几旁，把指虎从手指上取下来，在围裙上慢慢擦了一遍，擦到黄铜表面能映出她的脸，然后重新套上手指，骨节压在指虎内侧的凹槽里严丝合缝。
“天亮就出海。我去厨房煮一锅晕船药——那年跟渔船出海打鱼，全船七八条汉子吐得满地打滚，就靠老娘这锅药撑着。你们谁要是晕船，上船前来一碗，保你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