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陈根、柳如烟和张翠花坐上了一架飞往非洲东部的联合国人道主义航班。飞机老旧，座椅上的皮革裂了口子，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旧毛毯混合的气味。柳如烟坐在靠窗的位置，恒温箱搁在膝盖上，手里翻着阿贝贝·穆拉图那份水质检测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张翠花坐在过道旁边，随身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急救包，里面塞满了青囊解毒剂、退烧药、纱布、碘伏和她自己炒的姜糖。她上飞机前往急救包里又塞了两包压缩饼干，说非洲的饭不知道吃不吃得惯，万一吃不惯也不至于饿着。
飞机落地时已是黄昏。舱门打开的一瞬间，热浪像一锅烧开的药汤兜头浇下来——不是东南亚那种湿热，是干燥的、带着尘土味的热，空气里的每一粒灰尘都在往嗓子眼里钻。跑道是水泥的，但裂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候机楼是一栋两层高的混凝土建筑，外墙的涂料剥落得斑斑驳驳。阿贝贝在机场出口等他们，换了一身轻便的卡其布衬衫，手里还是那根拐杖，身边停着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车身溅满了干涸的泥浆。
“还要开四个小时。”他拉开后座车门，“路不太好走。矿区的路常年被运矿石的卡车碾，到处都是坑。”
越野车驶出小镇不到二十分钟，柏油路就断了。车轮碾上碎石土路，车身开始剧烈颠簸，张翠花坐在后座中间，两只手一边扶着恒温箱一边扶着车顶把手，嘴里的姜糖被颠得在牙缝里来回磕。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先是农田消失了，然后是树木，最后连草都没有了。地面变成一种灰扑扑的赭红色，干裂的纹路像老年人手背上的血管。偶尔能看到一两棵枯死的合欢树，树干光秃秃地戳在夕阳里，像烧焦的骨头。
阿贝贝从前座回过头，指着远处一道隐约的土黄色沟壑说：“过了那道沟就是矿区。”
矿区比陈根预想的更破败。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只有一片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山坡，裸露的岩壁上留着钻孔爆破的痕迹，像被什么东西啃过的骨头。几十个简易矿坑散落在山坡上，矿工们穿着看不出原色的衣服，有的拿着铁镐，有的光着手在碎石堆里翻捡，脸上和手臂上全是灰白色的泥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矿渣。山脚下并排摆着几台碾磨机，锈迹斑斑的铁皮外壳上焊着歪歪扭扭的补丁，柴油机突突地冒着黑烟。碾磨机的尾矿出口往外吐着灰白色的泥浆，泥浆顺着一条挖出来的浅沟往下淌，汇入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溪流。溪流应该是清澈的，但现在水面泛着一层五彩斑斓的油光，像倒了一整桶汽油在上面。
沿着溪流往下游走了大概两公里，第一个村庄出现了。
如果不是有房子，陈根会以为这里已经没人住了。土坯房的外墙被雨水冲出了沟壑，几间屋顶的茅草塌了一半，露出下面黑黢黢的房梁。村口那棵大树上没有叶子，枝杈光秃秃地戳向天空，树下坐着一排老人，有的靠在树干上，有的躺在铺了破布的泥地上。他们的眼白发黄，嘴角和鼻孔边缘有灰白色的溃疡，手指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那是神经系统被重金属长期侵蚀后的典型体征，和陈根在滨城工厂里见过的黑心莲中毒症状如出一辙。
“汞。”柳如烟蹲在一个老人面前，从恒温箱里取出便携式检测仪，用棉签轻轻蘸了一下老人嘴角的溃疡分泌物，推进检测槽。屏幕上的数据跳出来，她看了一眼，声音压得极低，“血液里的汞含量超过安全标准一百多倍。有机汞已经穿透了血脑屏障，在基底神经节积累了不知道多少年。你看到他的手在抖——那不是帕金森，是汞中毒的迟发性神经损伤。”
她又从溪流里取了水样，装进试管里滴入检测试剂。试管里的水先是变蓝，然后变成了深棕色，最后析出了一层黑灰色的沉淀。她把检测结果对准夕阳的光看，试管底部的沉淀物泛着金属光泽。
“汞、铅、铬、氰化物——全都超标。氰化物浓度和天仁药业老港区仓库里测出来的废液样本在同一个数量级。这些人在喝的东西，基本上和天仁药业的工业废水是一个配方。”
村里的诊所是一间铁皮屋。屋顶是生锈的波纹铁皮，墙壁是用废广告板和木板拼起来的，门是一块挂着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噼啪响。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把塑料椅，一个木头柜子。柜子里只有三样东西——阿司匹林、碘伏、创可贴。没有听诊器，没有血压计，没有任何一个诊所应该有的东西。一个赤脚护士坐在塑料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孩子。孩子烧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起皮，呼吸又急又浅，胸腔里的湿啰音不用听诊器都能听见，每一次吸气都像在拉一只破了洞的风箱。赤脚护士手里拿着一片阿司匹林，正试图掰成两半喂给小孩——她用阿司匹林治发烧，治肚子疼，治头痛，治所有她治不了的病。
张翠花把急救包往地上一放，蹲下来，用手背贴了一下孩子的额头。烫得她眉头皱了起来。“高烧，起码四十度。肺部感染，光吃阿司匹林没用。”她从急救包里抽出退烧药、抗生素和一小瓶青囊解毒剂，又找了一条干净的纱布在水壶里蘸湿了敷在孩子额头上。她把药片磨成粉末混在一点点水里，用小勺子一滴一滴往孩子嘴里喂。孩子开始吞咽时呛了一下，药水从嘴角淌出来，张翠花用袖口给他擦掉，继续一勺一勺地喂。喂完药，她把孩子翻过来，用空心的手掌从下往上拍孩子的后背，帮他排痰。这个动作她在青囊村做过无数次——每年秋冬季节，村里感冒发烧的小孩排着队来诊所，她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拍背排痰，拍完了给药膳汤喝。
半小时后，孩子的体温从四十度开始往下降。喘气的频率慢了，胸腔里那种拉风箱的声音也轻了不少。又过了一会儿，他微微睁开眼，乌黑的眼睛在深陷的眼眶里慢慢聚焦，看了看张翠花，然后又闭上眼睛，但这次是睡着了——不是昏迷，是平稳的、有节奏的、真正的睡眠。
孩子母亲一直跪在旁边。她从头到尾没有说话，只是跪在地上看着张翠花的每一个动作，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看到孩子睡着之后，她忽然用当地话反复说了一个词。声音不大，声带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音节断断续续。翻译站在门口，听了两遍才翻出来——“她说的是‘活下来了’。这是当地方言里的一个词，意思是‘从死亡那边回来了’。”
张翠花把最后一片退烧药放在赤脚护士手里，教她怎么按体重算剂量。赤脚护士眼眶红了，攥着那片药使劲点头，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说了一句“thank you”，然后又补了一句本地话。翻译说她在问：“你明天还来不来？”
柳如烟在外面采了一整天的样。水样、土壤样、村民血液样、尿液样——她在便携检测仪上把几十组样本的数据逐行跑完，然后将所有数据汇总到平板上，按重金属种类、浓度和地域分布做了分类统计。她把青囊解毒剂打开一支，用当地溪流里的水稀释到不同浓度，逐组测试解毒剂对复合毒素的螯合效果。实验记录上的数据显示，在适当调整辅料比例之后，青囊解毒剂对汞-氰化物复合毒素的螯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对慢性神经损伤的修复作用也明显优于单纯的螯合剂。她根据当地水源的硬度和矿物质成分，把解毒剂的辅料比例做了针对性调整——把原来的玉米淀粉辅料换成了当地能采购到的木薯粉，把ph缓冲剂的配比从适应酸性水质改成了适应当地的碱性水质。
当天下午，她把调整后的首批青囊解毒剂免费分发给村里中毒最严重的上百名居民。每个领药的人她都用记号笔在药瓶上写了编号，在平板上记录了对应编号的姓名、年龄、体重和主要症状。村里人排着队来领药，有的拎着塑料桶，有的端着搪瓷碗，有的手里什么都没有，解开外套用衣襟兜着药瓶。一个缺了两颗门牙的老太太领到药之后不肯走，拉着柳如烟的手不放，用她听不懂的话说了很久。翻译告诉柳如烟，老太太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在矿上，她一个人把三个孙子拉扯大，最大的孙子去年也开始下矿了。她问这药能不能给孙子也领一瓶。
“能。”柳如烟说了这个字之后，从恒温箱里又拿出一瓶，塞进老太太手里。
傍晚，陈根一个人沿着矿区的土路往上走。路两边是废弃的尾矿堆，灰白色的矿渣一层一层地叠着，在夕阳里泛着黯淡的金属光泽。他走到尾矿坝顶上，站在那片寸草不生的灰色土地上往下看。脚下的坝体里埋着不知道多少吨含汞的废渣，雨水渗透过矿渣层，把汞和氰化物带进地下水和溪流，然后被下游几十个村庄的人喝进去，渗进血液，钻进大脑，沉积在骨头里，一代又一代。远处那条泛着金属光泽的河在夕阳下像一条死蛇，弯弯曲曲地穿过枯黄的平原。河岸两侧本该是农田，但现在连草都不长。他站了很久，风从矿区那边吹过来，带着柴油机和碾矿石的噪音，也带着矿工们在矿坑边上喊话的声音——他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能听懂那种声音里的疲惫。
柳如烟从坝下面爬上来，胶鞋上沾满了灰白色的尾矿泥。她把最后一批土壤样本装进密封袋，在袋子上用记号笔写了采样点的经纬度，然后放进恒温箱里关好盖子。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对陈根说：“数据全部采集完了。和国内不同的是，这里的毒素污染是持续性的——矿区不停工，污染就不会停。一次性分发解毒剂只能救急，救不了命。这些村民需要一套能长期运行的在地化解毒体系——水源净化设备、解毒药材的本地种植、能独立操作检测和治疗的本地医护培训。三样缺一不可。”
她拧开水壶喝了一口水，看着脚下那条被矿渣污染了的溪流在尾矿坝底部缓缓流淌，又补了一句：“不是复制一个青囊村，是要建一个能在非洲活下来的青囊站。”
陈根没有犹豫。他从口袋里掏出卫星电话，拉出天线，拨了沈若兰的号码。信号不太好，沈若兰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听筒里传出来——“喂？陈根？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矿区的情况比预想的严重，但能治。”他说，站在夕阳底下，脚下是寸草不生的灰色坝顶，远处是泛着金属光泽的死河，“不是一次性的解毒剂分发能解决的事。需要建一套完整的在地解毒体系——净水、种药、培训本地医护。你帮我联系世卫组织和老院士，启动青囊国际解毒援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