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首批援助物资运进了非洲矿区沿岸的五个村庄。
物资清单是柳如烟在青囊村的诊所里逐项敲定的，她用了整整两个通宵，把每个站点需要的东西精确到了支和片：青囊解毒剂，按当地水质调整过辅料配比的版本，每人份一个疗程，每个站点备足三百个疗程的库存；简易净水设备，是从国内三家净水器厂比价后采购的，滤芯专门针对高汞和高氰化物水质做过定制改良；便携式检测仪，每台都预装了柳如烟自己编写的毒素数据库，开机就能用，不用联网；一套基础药材种子，青莲、黄芩、板蓝根、金银花，用真空密封袋分装好，每袋都附了种植说明书。
人员是和物资一起到的。五个本地医护人员——三个护士，两个助理医师——在出发前已经被接到青囊诊所培训过一段时间。他们跟着柳如烟在药草田里认过药材，跟着张翠花在诊所后厨学过怎么用草药熬制基础药剂，跟着李月娥学过用平板电脑记录病人档案和追踪中毒症状的发展趋势。送他们上飞机那天，张翠花给每人包里塞了一袋自己做的姜糖，说非洲那边湿气重，含着能驱寒。几个人听不懂“湿气”和“驱寒”是什么意思，但他们把姜糖攥在手里，用刚学会的中文说了句“谢谢张姐”。
余半山带着西南旁支的弟子坐的是同一班飞机。老爷子从云南出发前给陈根打了个电话，说他这辈子教了几十个徒弟，大部分都在国内的乡镇卫生院里待着，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把针灸和药草识别教到非洲去。他在电话里笑了两声，说青囊子当年在西南行医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徒孙会跑到地球另一边去教外国人种青莲。飞机落地当天，余半山连时差都没倒，带着弟子们直接去了离矿区最近的那个村庄。他让人在村口的大树下支了块黑板，用粉笔在上面画了人体经络简图，旁边用英文标注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村里人没见过针灸，围在黑板前面又好奇又有些害怕，余半山也不急，让翻译把“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翻过去，然后拉起自己徒弟的袖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在合谷穴上扎了一针，把针捻了捻又拔出来，让村里人一个个上来摸那个徒弟的手——针眼小得几乎看不见，但徒弟的五根手指都能活动自如。第一个敢上来试的是个腰疼了很多年的老矿工，余半山在他腰上扎了三针，留针期间让翻译教他做腰部拉伸，取针之后老矿工站起来走了两步，然后忽然停下来，用当地话大声说了一句什么。翻译说他在说“不疼了”，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眶红了一圈。
柳如烟没有去现场。她在青囊村那间诊所里铺了满桌的资料，把青囊经解毒篇的核心配方逐条重新整理，按当地气候和当地人群体质的特点做了针对性调整。她发现矿区的高温干旱环境会让某些药材的有效成分挥发曲线偏移，辅料里淀粉和纤维素的配比也需要重新计算，才能保证解毒剂在高温下存放四周以上活性不减。这个配方她前后改了多遍，每一遍都用密封袋封好样本，放进恒温培养箱里模拟当地气候做稳定性测试。测试全部通过的那天凌晨，她把所有数据汇总成一个文档，然后另存了一个新文件，在标题栏里打了几个字——《青囊解毒剂简易诊疗手册》。手册不厚，正文很短，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本地医护怎么分辨中毒症状、怎么根据体重计算剂量、怎么处理用药后的排毒反应、什么情况下需要把病人转到上级医院。她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又让赵雪儿帮忙校了一遍法语版，连夜发给了世卫组织传统医学部。世卫组织的人收到邮件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回了信，措辞很简短——“这本手册解决了我们一直在找的问题。非洲矿区的医护人员不需要懂中医理论就能正确使用青囊解毒剂。这是传统医药本地化推广的范本。”邮件末尾加了一句pS，说他们准备把手册印刷成册，通过世卫组织的分发渠道配送到撒哈拉以南的多个矿区国家。
国内这边，沈若兰在青囊村村委会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支起了一块临时白板，用记号笔在上面画了一张组织结构图。图的顶格写着“青囊国际援助基金”几个字，下面分出了三条线：一条是沈氏药业捐出的利润，一条是青囊村村民的自发募集，一条是外部合作机构的配捐。会议室里坐了几个人——村支书、会计、老郭、王麻子，还有从滨城坐了很长时间火车赶来的罗明。罗明是罗素推着轮椅送来的。他坐在轮椅上，腿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鼓鼓的，边角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看得出包得很仔细。他把信封递给沈若兰，声音不大，咬字有些吃力，但每个字都说得很认真。
“这些钱，是罗素替我存了很久的——从那年博物馆的事结束之后，他就开始帮我存钱。他说我们罗家欠青囊子的，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接着还。我说不等下辈子，就这辈子。这钱不多，你们别嫌少。”
沈若兰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几沓钞票，有新旧不一的人民币，有几张外币，还有一本存折，存折最后一页的余额和现金加在一起是一笔不算太大的数字，但从存折的流水记录能看出来，这钱是罗明每个月从康复治疗费里一点点抠出来的。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沈若兰把存折放回信封里，对罗明说：“这钱我收了。不是以沈氏药业的名义，是以青囊国际援助基金的名义。以后基金的年度报告里，捐赠人那一栏会写你的名字——罗明。”罗明没有说话。他把头转到一边，用那只刚恢复了些活动能力的手擦了擦眼角。
老郭没带信封。他把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大小面额不一的钞票放在会议桌上，钞票的边角都磨得发白了，看得出是攒了好久的散钱。沈若兰问他这钱哪来的，他搓了搓粗糙的手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把果园里收的第一茬苹果卖了。本来想留着买化肥的，后来想想，非洲那些中毒的人比我更需要钱。”王麻子更直接，他把一个红纸包往桌上一拍，纸包是用旧挂历反面裁的，包得四四方方，四个角叠得整整齐齐，里头装着的钱卖了旧拖拉机的铁价。他站在会议室门口不肯往里走，说拖拉机没了可以再攒钱买，人没了就真没了。
当天晚上，陈根在青囊村的老槐树下和五女开了个简短的视频会。沈若兰把基金的募集进度和捐赠名单逐项过了一遍，柳如烟把手册的定稿和首批援助站的铺设进度同步给了陈根，张翠花在镜头后面路过，端着一锅刚熬好的药膳汤，探头看了一眼屏幕说“非洲那边冷不冷，要不要寄几件棉袄过去”。陈根对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说了句：“世卫组织那边怎么说？”
沈若兰翻开平板，调出和世卫组织传统医学部的往来邮件记录，从中挑了一封打开。邮件是当天下午收到的，发件人是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协调员，内容很简短——首批五个援助站的运行数据良好，建议将援助站点从五个村扩大到整个矿区的全部村落，并纳入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的中毒救治常规体系。
“扩站的事我明天和世卫开视频会确认。”沈若兰把平板合上，“但有一件事比扩站更急——国际合作媒体注意到了这个计划，已经有一家国际新闻机构派了记者来青囊村。说是要拍老槐树。”
国际媒体的报道比沈若兰预计的来得更快。采访车开进青囊村那天是个晴天，村口的石子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记者是个中年的女性，驻京记者站的首席，金发，穿一件卡其色的风衣，身后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摄影记者。她没有像常规采访那样架起灯光和反光板，只是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仰头看着树上那十几万条在风里晃动的红布条，然后让摄影记者把镜头从树冠满满当当地拍到树下那块刻着“青囊医脉，生死不负”的石碑，再拍陈根坐在石桌旁边用搪瓷杯喝水的画面——不是摆拍，她坚持让陈根该干嘛干嘛，不用看镜头。
报道的标题是她自己拟的——“从一个中国村庄到非洲矿区，一剂中药解药的全球之路”。篇幅不长，但影像很震撼：老槐树的红布条在晨风里像一整片不会落下的红云，非洲矿区那个赤脚护士在用柳如烟编写的诊疗手册翻查剂量表，余半山蹲在非洲的土地上教一个本地妇女用手指丈量穴位的距离。老槐树的红布条在卫星电视画面里一闪而过，总共不到三秒，但在那三秒里，至少有几十个国家的观众看到了那棵百年老树满身飘红的画面——不是为了上电视绑上去的装饰品，而是一百多年来每一位被青囊医武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普通人留下的签名。
报道播出的第二天，沈若兰接到了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世卫组织传统医学部的主任，一个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瑞士老头，但这次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他说世卫组织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函件——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的评审委员会正在讨论将“青囊医武传承”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是预备名单，是直接提名。主任在电话里强调了一个细节：教科文组织在这份函件里写了一句评审意见，措辞极为罕见——“此项文化遗产不仅在传统医药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更在当代全球公共卫生实践中持续发挥着挽救生命的现实作用。”他说他审阅过教科文组织过去很多年的非遗提名文件，这是第一次看到评审意见里同时出现“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持续挽救生命”这两个词组。
沈若兰把电话内容记在便签纸上，撕下来走出办公室，在老槐树下找到了赵雪儿。赵雪儿正蹲在诊所门口和几个新招的后勤人员交代物资调度的事，看到沈若兰的表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便签纸上只有几行潦草的摘要，赵雪儿接过去只扫了一眼，没有问任何细节。她转身走进诊所，传真机正嗡嗡地往外吐纸。文件的第一页从出纸口里探出头来，页眉上印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蓝色徽标，页脚是自动打印的传真时间戳，正中间的法文和中文双语文件被传真的分辨率压得有些模糊，但最上面那个法语单词——“提名”——清晰地印在纸张的正中央，每一个字母都像被按了加粗键。
赵雪儿从传真机里扯下那几页还带着机器余温的文件，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看完，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陈根，声音压得比平时低了几分，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宣纸上一笔一画写正楷。
“不是备选。是直接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