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她的腳步很穩。每一步都踩實了才邁下一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嗒嗒作響，節奏均勻。樓下，劉阿姨在廚房門口站著，手里攥著抹布，看到崔紅梅下來，張了張嘴，沒說出話。她的眼楮里有話，有驚訝，有舍不得，有一種說不清的復雜。
她們之間隔了太多東西，一年多的時間里，她們在同一個廚房里切菜、洗米、炖湯，但從來沒有真正說過心里話。崔紅梅看了她一眼，點了點頭。劉阿姨的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麼，但最後只是把手里的抹布攥得更緊了。
崔紅梅彎下腰，把那雙舊單鞋穿上，鞋帶系緊，系了兩個結。那雙鞋的鞋頭已經磨得不成樣子了，灰白色的里子露出來一大片。
她站起來，拎著包，推門出去。
院子里陽光很好。四月的光不烈，暖暖的。桂花樹的新芽已經長成葉子，綠油油的，在風里輕輕搖曳。樹下的草地上有幾只麻雀在跳，啄食著什麼。空氣里有泥土的味道和青草的氣息。
她站在院子里，深吸一口氣。胸口悶了幾個月的那口氣，終于呼出來了。肺里灌滿了新鮮的空氣，從鼻腔到喉嚨，一直涼到胸口。
手機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掏出來一看，王莉莉發來的消息︰“紅梅，你最近咋樣？好久沒聯系了。”
崔紅梅打了幾個字︰“我離婚了。”
看了看，沒發。真發了，王莉莉會嚇瘋了。她可能會連夜坐火車來上海，拉著她的手問“你是不是被騙了”。
她把那行字刪掉。
打了兩個字︰“還好。”
發出去。
她把手機放進口袋，走出別墅區的大門。
保安亭里的保安跟她打招呼︰“少奶奶出去啊？”她朝他的方向點了一下頭，說︰“嗯。”沒回頭。
路兩邊的梧桐樹開始長新葉，嫩綠的，小小的，在風里搖。陽光從樹葉縫隙里漏下來，在地上灑了一地碎金。她沿著馬路往下走，走得很慢，像一個不再趕時間的人。
一輛公交車從她身邊開過，帶起一陣風，吹起了她的頭發。
上了公交車，她坐在最後一排，看著窗外的佘山慢慢後退，樹一棵一棵往後退，別墅一棟一棟往後退，保安亭、鐵門、圍牆、那棵桂花樹，都在往後退，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抹綠色。
結束了。
她從口袋里拿出那張支票，展開，看了看。一後面七個零。一千萬。陽光透過車窗照在支票上，數字閃著金光。
她把支票折好，放回內衣口袋。
手機震了一下。她拿出來看。張浩宇發來的消息︰“對不起。”
崔紅梅看著屏幕。對不起什麼？對不起帶女人回家？對不起說“湊合過唄”？對不起從來沒有護過她？對不起從來不覺得她值得尊重？還是對不起她走了以後才發這三個字？
她打了兩個字︰“收到。”然後按了發送。
發出去之後，她沒有等回復。直接把對話框左滑，點下了刪除。張浩宇的聊天記錄消失了。
她打開相冊，看著張浩宇的照片，在佘山別墅的客廳里拍的，靠在沙發上，翹著腿；在游艇上拍的，戴著墨鏡，舉著酒杯；在第一次吃飯的路邊攤拍的，坐在塑料椅子上，手里拿著一串烤羊肉，笑得眼楮彎彎的。
她把那張路邊攤的照片放大了看。能看到他眼楮里的光點，嘴角還有一點辣椒。
手指懸在“刪除”上方，停了一下，按了下去，照片消失了，屏幕上彈出“已刪除”的提示，一秒後就消失了。她退出相冊，關掉手機。把手機放進口袋。
靠在座椅上，閉上眼楮。車窗外的陽光透過眼皮，一片橙紅色。公交車晃了一下，她的頭靠在了車窗上。
“八里村到了，請從後門下車。”
她睜開眼，站起來，下車，回到出租屋。
王莉莉早已回老家了，但房子崔紅梅一直沒有退租。
她打掃了一下衛生，打開窗戶，然後坐在床邊，把寫日記的那本破舊的筆記本翻開。
從第一頁開始。
2008年7月，王老板少算的八十塊提成。字跡歪歪扭扭，像剛學寫字的孩子。2008年8月，十一天沒休息，連續上班。2009年3月，王老板說要簽培訓合同，三千八。
2010年5月，張浩宇的名片，夾在頁縫里，發黃了。2010年7月，李秀蘭說“玩玩可以，結婚不可能”。2010年8月，琳琳的聊天記錄，抄了三頁。2011年1月，張浩宇說“你吃我的住我的”。2011年3月，張浩宇帶女人回家。
2011年4月，離婚協議，一千萬補償。
一頁一頁，字跡從潦草到工整，從顫抖到平穩。紙張從白到黃，邊角從直到了卷。
她把筆記本合上，放在行李箱最底層。然後拿起手機，打開訂票軟件。
上海到首爾。明天，有票。單程。
她填了信息，姓名、護照號、聯系方式。在支付頁面停了一下。手指懸在“確認支付”上方。她按了下去，屏幕上顯示“出票成功”。
她把手機放下，開始收拾行李。收拾完行李，她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陽光照在桂花樹上，新芽綠得發亮，在風里輕輕晃。她站了一會兒，然後拿起筆，在筆記本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下︰
“崔紅梅，再見。”
寫完之後，她把筆記本合上，壓了壓封面。拉上行李箱的拉鏈，然後去找房東錢老板，辦理退租手續。
崔紅梅離開後的那個下午，李秀蘭一個人坐在客廳里。
電視沒開。茶幾上的茶涼了，杯壁上有一圈茶漬。桂花樹的影子從窗戶投進來，落在地板上，晃晃悠悠的，像水里的倒影。
她坐了很久。姿勢沒變。手放在膝蓋上，手指交叉。
劉阿姨從廚房出來，問她“太太，晚飯想吃什麼”。她沒回答。劉阿姨站了一會兒，又回廚房了。
李秀蘭站起來，走到樓梯口，她看著樓梯。
她想起第一次見到崔紅梅。那個安徽農村的姑娘，穿著起球的灰外套，站在客廳里，手不知道往哪放。但她的眼楮是直的。不是那種“我害怕”的直，是那種“我不躲”的直。
她想起自己在電話里對閨蜜說“那姑娘其實挺可憐的”。
那時候她說的不是假話。她是真的覺得崔紅梅可憐。但可憐歸可憐，她不能讓她留在張家。張家的門，不是靠“可憐”能進的。
她想起自己年輕時。二十歲，從縣城嫁到臨汾。公公嫌她家窮，婆婆嫌她沒文化。她忍了二十年，才熬到今天。她以為自己贏了。
但看到崔紅梅簽字時那種平靜的眼神，她突然覺得自己輸了。
不是輸給崔紅梅。是輸給了那個二十歲的自己。那個同樣被人說“配不上”的自己。
她走上樓，推開崔紅梅住過的客房。房間已經空了。床單被撤走了，枕頭也拿走了。
衣櫃門開著，里面空蕩蕩的。窗簾拉著，陽光從縫隙里漏進來，落在地板上，細細的一道。
床頭櫃的抽屜開著一條縫。她拉開，里面什麼都沒有。但抽屜底部有一張紙片，小拇指指甲蓋大小，像是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邊角。
上面有一個字。
“走。”
圓珠筆寫的，藍色，字跡歪歪扭扭。像是寫的時候很急，又像是故意寫得潦草。
李秀蘭看著那個字，站了很久。她把紙片攥在手心。紙片很小，幾乎感覺不到存在，但它的邊角硌著她的掌心，硬硬的。她關上了抽屜。轉身走出客房。門沒有關。
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她停了一下。樓下的客廳空蕩蕩的，桂花樹的影子還在晃。她想起崔紅梅說的那句話︰“您看不起我，不過是看不起當年的自己。”她站在樓梯口悵然若失。最後，她慢慢走下樓梯，腳步聲在空蕩的房子里回響。
她沒有去客廳，沒有去餐廳，直接上了樓，回了自己的房間。門關上了， 嗒一聲，而那張紙片還緊緊地攥在她的手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