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她以为会很疼。她做好了准备，等着那股疼从胸口涌上来。但事实上，她的心很平静。像站在高处往下看，风很大，但脚是稳的。
没有疼，只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像房间里的家具被搬走了，只剩四面白墙。
张浩宇愣了一下。他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夹着一块肉，悬在碗和嘴之间的半路上。
“你说什么？”他瞬间满脸通红，问道。
“我说，如果你不喜欢我了，不想过了，请你亲自告诉我。”
他把筷子放下，筷子在桌上弹了一下，滚了一圈，停在盘子边上。他身体前倾，两只手撑在桌沿上，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来。
“红梅，你最近怎么了？老说这种话。是不是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是你的问题。”
张浩宇口气突然变硬：“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又是这句话，又是这把“匕首”。
“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好像她是一只被收养的流浪狗。一只不需要说话、不需要被关心、只需要待在笼子里的宠物。
她的心口如同压了一块千年寒冰。
“我没有什么不满意。”崔红梅说。“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你是我老婆啊，还能是什么？”他的声音提高了半度。旁边桌的客人朝这边看了一眼。一个中年女人，筷子停在嘴边，目光在崔红梅和张浩宇之间来回转。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和我说话？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回到家里冷冰冰？为什么你手机里那些女人，你还和她们联系？”
张浩宇的脸涨得更红了。
那不是酒后的红，是被人踩到尾巴后的红。红色从脖子根往上涌，涌到耳尖，耳尖红得像要滴血。他看了一眼周围，压低声音。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说这些？”
“那在哪儿说？在家你也不说。”
他沉默了很久。
菜凉了。红烧肉的油凝固在盘子里，变成一层白色的油脂，厚厚的一层，像冬天水面上的冰。酸辣汤不再冒热气，表面静止如镜。清炒时蔬的颜色也从翠绿变成了暗绿，叶子塌了下去。
崔红梅等着。
她的手指放在膝盖上，没有动。她的呼吸很浅，但很稳。
“红梅。”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低到几乎被背景音乐盖住。
“嗯。”
“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倒是张浩宇的真实感受。
这句话她听到过。
在餐厅的走廊里，他对大刘说“不知道”，现在他对她说“不知道”。同样的话，同样的语气，含混的、逃避的、不敢面对的一句话。
“你不知道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瞬间的茫然。那不是装出来的。
他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她会不高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种茫然像一个走丢了的孩子，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边走，于是站在原地，不动。
崔红梅看着他的眼睛。
她突然明白了。
他不是坏，他是懦弱。
懦弱到不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敢承认自己不想承担责任，不敢说“我不爱你了”或者“我想离婚”。
他只是拖着，拖到她受不了，拖到她主动离开。这样他就不用做决定了。这样他就可以对自己说“是她要走的，不是我的错”。
她站了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吱”。
“红梅——”他叫住她。
她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一百块的，放在桌上。纸币压在盘子边上，被油渍沾湿了一角。
“这顿我请。”
“你干嘛？”
“我先走了。”
她拿起包，转身朝门口走去。
她没有回头。
身后没有脚步声。他没有追出来。她走到门口的时候，从玻璃门的反光里看到他还坐在那里，低着头，盯着桌上那盘已经凉透了的红烧肉。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夜风吹过来，冷。十一月的风已经不温柔了，打在脸上像刀片，割得皮肤发紧。她把外套裹紧，领口竖起来，挡住脖子。
街上的行人不多，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人行道上，像一个瘦长的问号。
她站在路边，等出租车。一辆空车开过来，她伸手拦了一下，车停了。她拉开车门，坐进去。
“去哪？”司机问。
她张了张嘴。佘山？那不是她的家。八里村？回不去了。
“往前开。”她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多问，踩了油门。计价器“嘀”了一声，数字从0开始跳。
车开过外滩，开过南京路，开过她曾经走过的地方。
霓虹灯的光从车窗上划过，红红绿绿的，一道一道，像流星从她脸上划过去。她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凉凉的，贴着她的太阳穴，凉意从太阳穴往脑子里面渗。
她在想：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不是他说的“不知道”，是她自己决定的。
她给了两次机会。第一次，她改变自己，他看不见。第二次，她问他，他说不知道。够了。
她没有对不起谁，她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
她把能做的都做了。做早餐、学做菜、学打麻将、穿新裙子、等他回家、不吵不闹。她把自己低到了尘土里，他还是在云端。
回到佘山别墅，已经快十一点了。
客厅的灯还亮着，李秀兰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那种深夜的电视剧，声音调得很低，嗡嗡的。看到崔红梅进来，她问了一句：“浩宇呢？”
“他还在外面。”
“你们吵架了？”
“没有。”
崔红梅换鞋，上楼。鞋柜上那双旧单鞋还在，蒙了一层灰。她看了一眼，没有擦。
经过张浩宇的房间。门关着，里面黑着灯。门缝下面没有光，什么声音都没有。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没有反锁，不需要了。她走到床边，从枕头下面摸出笔记本，翻到画了横线的那一页。
台灯的光照在纸面上，把“再给他一次机会”那几个字照得发黄。她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几秒。
然后拿起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一下。她看到自己的手没有抖。
她写：“没有了。”
三个字。写完，笔尖在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顿了一下，然后抬起来。
然后关了灯，躺下来。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窗帘没有拉严，月光从缝隙漏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和以前一样。她盯着那道月光，想起她第一次在这间客房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月光。
那时候她还以为他不一样，今天她明白了。
这几天，她得再去见见周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