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说：“别说话，听着。”
周勇面不改色地念完，把折子合上，退回队列。
王景安坐在上头，满意的点点头：“很好，如今我天朝兵强马壮，都赖各位将帅齐心协力。。”
周勇应了声“是”，退回去站好。李信把折子收上来，递给王景安。
王景安翻了两页，搁在案上，说：“华兴元年，文治武功都有成效。铁路通到南京，玉米种到江南，女学办到苏州，北边把哥萨克打回去，美洲的城也建起来了。这些事，是你们办的，是百姓办的。”
他站起来说：“新的一年，继续修路、办学、开港、屯边。日本不来，随他，将来他自然会来。散了吧。”
散朝后，各国使臣正各自上轿上马。
朝鲜使臣路过时拱了拱手：“贵国军威之盛，实所未见。”
李信回了个礼，没接话。
等使臣走远了，他跟顾炎武说：“二百八十万，连朝鲜人都看出来了。”
顾炎武笑了一声，说：“看出来又怎样？他们回去写奏折，写的是‘华夏帝国兵甲百万，不可轻犯’。这就够了。”
华兴二年秋，乡试的日子临近。
全国十五个考场，从北京到南京，从太原到成都，从沈阳到归化城，报名的人数比前朝多了三倍。光是北京考场，就有四千多人报名，比崇祯年间多了一倍还多。
太原府崇文街的学堂里，夜校已经加到了五个班。
每天晚上，院子里点着十几盏油灯，照得通亮。来听课的有二十来岁的后生，也有四五十岁的老秀才。一
个姓赵的老秀才坐在头排，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算学题做了三本。他儿子在归化城利民银行做事，写信回来说：“爹，您好好学，明年考上了，来归化城做账房，一个月挣五两银子。”
赵老秀才把信揣在怀里，每天下了夜校还要做半个时辰的习题。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后生，是铁匠铺的学徒。
他没读过几年书，四书五经只会背《三字经》，但算学题做得飞快。宋应星编的《算学入门》他翻了五遍，书页都磨毛了。夜校先生问他：“你四书五经不行，怎么考？”
“我考算学和格物。两科满分，也能中。”
先生没再说什么，由着他去。
江南那边，气氛完全不同。
苏州紫阳书院，原先只教八股文的老先生们被书院山长请到一边，说：“今年的乡试，四书五经只占两成，算学格物化学各占两成。诸位先生要是不会教，就请回去歇着吧。”
老先生们面面相觑，有人当场拍了桌子。
山长不为所动，转头请了两个从北京来的先生，一个教算学，一个教格物。讲堂重新排了课表，每天上午读经，下午学算学和格物。
有几个老生员不来上课了，说“耻于与匠人为伍”。但更多的人来了，坐在讲堂里，跟年轻后生一起学《几何原本》。
一个姓吴的老秀才坐在最后一排，笔记记得比谁都勤。
有人问他：“你当年不是骂钱谦益骂得最凶吗？”
吴老秀才头也没抬：“我骂钱谦益是骂他三姓家奴，不是骂新学。我考了二十年八股没中，如今八股取消了，我要是再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
金陵女学里，钱蕙带着十二个女学生复习。她们白天学算学格物，晚上点着灯背经史。钱蕙把《几何原本》里的定理抄在纸上，贴在床头，每天睡前看一遍。
有个叫沈玉的女生，家里是扬州的盐商，从小没读过书，进了女学才开始认字。她算学学得慢，但肯下死功夫，别人做一遍题，她做十遍。钱蕙有一次看她趴在桌上哭，问怎么了。沈玉说：“我爹来信说，要是我考不上，就让我回去嫁人。”
北京这边，王景安在书房里看了各地报上来的报名册子。李信站在旁边，说：“皇上，今年报名的人数比前朝多了三倍。光北京考场就四千多人。”
王景安翻着册子，说：“录取多少？”
李信说：“前朝每科取三百人左右。臣等拟取五百人。”
王景安说：“五百不够。今年头一科，多取一些。取八百。”
李信愣了一下：“八百？比前朝多了一倍半。官员名额就那么多，取这么多举人，往哪安排？”
王景安说：“举人又不是只能当官。取上了，可以进十五个部当书办，可以去铁路部管账，可以去学堂教书，可以去商部跑外洋。新朝的事比旧朝多，人也要多。八百个举人，分到十五个部，一个部五十个人，不多。”
李信应下，把名额改了。王景安又说：“另外，山西、归化城、沈阳这些边远地方，录取名额单列。山西考生算学好，取五十个。归化城蒙古子弟取二十个。沈阳取二十个。台湾取十个。”
李信记下，问：“那江南呢？”
王景安说：“江南照常取。但江南考生算学格物考得差，取上了也得先进学堂补课。不补课不能上任。你让顾炎武拟个章程，凡新科举人，算学格物化学不及格者，入官学补习一年，考试合格方授官职。”
李信应声出去。王景安坐回案后，翻了翻山西考生的报名册。
秋天转眼到了。乡试那天，太原、北京、南京、福州、成都、沈阳、归化城的考场同时开考。
南京考场设在夫子庙旁边，钱蕙带着金陵女学的十二个女生单独一个考场。进考场前，沈玉攥着钱蕙的手，手心全是汗。钱蕙说：“别怕。算学题不会做就跳过，先把会的做完。”沈玉点头，进了考场。
北京考场设在国子监，四千多人分在十几个号舍里。
一个从山东来的考生，姓孙，三十多岁，在号舍里坐了三天，头一场四书五经答得还行，第二场算学题有一半不会，第三场化学题只会写个“铁”字。
出场时脸色发白，恨声道：“明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