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又開了十來分鐘，終于拐進了一條兩旁種滿棕櫚樹的寬闊大道。
王景軒透過車窗看見路邊的指示牌，上面寫著“Stanford University“幾個字，箭頭指向正前方。
斯坦福的校園沒有圍牆。
沒有他在國內見過的那種高大校門、門衛崗亭和鐵柵欄，只有一條筆直的棕櫚大道向里延伸，兩旁的棕櫚樹高聳入雲，樹冠在頭頂搭成一道綠色的拱廊。
大道盡頭是一片開闊的草坪，草坪後面是米黃色的石砌建築，紅瓦屋頂在加州陽光下泛著溫暖的光。
那是斯坦福的標志性建築，主方庭。
出租車在主方庭附近停下來。王景軒付了車費，拎著行李箱下了車。
他站在這座始建于十九世紀末的校園里，花了十幾分鐘才找到國際交流處所在的辦公樓。
那是一棟羅馬式風格的建築，拱形窗戶、紅瓦屋頂、米黃色砂岩外牆，門廊上方刻著“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字樣。
辦理入住的流程比他在國內經歷過的任何一次都要繁瑣。
前台的接待員是個戴圓框眼鏡的中年女人，她用一種溫和而嚴謹的語氣逐一核對著他的材料。
每核對完一項就在電腦上敲幾下鍵盤，打印機吐出一張又一張表格讓王景軒簽字。
最後她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里面裝著宿舍鑰匙、校園地圖、一張Id卡和一本訪學手冊。
她雙手把信封遞給王景軒，笑著說了一句“wele to Stanford， dr. wang“，這是王景軒落地美國以後第一次被人稱呼為“博士“。
宿舍在國際學生公寓區，是一棟三層的小樓。
王景軒的房間在二層走廊盡頭，十來平米，比雙旦小區那套三居室的主臥還小一些，但收拾得干淨利落，窗戶正對著樓後的一片草坪，能看見遠處胡佛塔的尖頂。
他把行李箱放在牆角，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加州一月的陽光從窗戶傾瀉進來，落在書桌上。
遠處傳來隱約的鐘聲，是胡佛塔上的鐘琴正在演奏一首聖歌。
一夜無夢。
第二天一早，王景軒換上那件來時穿的深藍色西裝，按照手冊上的地圖找到了經濟學系所在的蘭德大樓。
理查德•霍夫曼教授的辦公室在三樓走廊盡頭。王景軒敲了敲門，里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e in.“
他推門進去。
辦公室比他想象的要亂得多，四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書架，塞滿了書、期刊、打印論文和文件夾，只留下一條窄窄的通道通往靠窗的辦公桌。
桌上堆著幾摞半人高的資料，兩台大屁股台式電腦的屏幕亮著，鍵盤旁邊散落著幾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
窗台上放著一盆仙人掌，是這間屋子里唯一的綠色。
辦公桌後面坐著一個五十歲出頭的男人。
“王先生？請進，請進。“
教授從椅子上站起來，繞過辦公桌，伸出手來。他的個子很高，將近一米九，握手的時候手掌干燥有力，骨節粗大，不像一個坐了三四十年辦公室的學者，倒像一個常年在工地上干活的工程師。
“霍夫曼教授，您好。黃教授讓我代他向您問好。“王景軒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霍夫曼擺了擺手，重新坐回辦公桌後面，靠在椅背上打量著他。“何和黃都在電話里跟我說了很多關于你的事。何說你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年輕學者。黃說你是一個在基層創造過奇跡的實干家。一個來自中國的基層干部，然後又回到學校讀博士，說真的，我見過很多訪問學者，但像你這種履歷的，還是第一個。“
王景軒笑了笑。“教授您過獎了。對我來說，身份從來不是最重要的東西，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事干成。“
霍夫曼盯著他看了好幾秒，然後忽然笑了，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
“我喜歡這個回答。”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黃給我寄過你的那篇文章，關于非沿海開放城市吸引外資的那一篇。我看了，寫得很好。數據扎實，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議也很務實。但他說你後來還寫了一篇關于執政黨建設的文章？“
“那篇是用中文寫的，“王景軒說，“沒有翻譯成英文。”
“那可惜了，我無緣一見了。”
霍夫曼摘下眼鏡在衣角上擦了擦，重新戴上，目光從鏡片後面射過來，語氣忽然變得認真起來，“王先生，我這個人帶學生有個習慣，我不喜歡給學生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喜歡給學生一個需要用很長時間去解的問題。”
他站起來走到書櫃前，從里面抽出幾本厚重的書和幾沓打印論文，放在王景軒面前。
王景軒拿起最上面那本，是一本叫做《the 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的書，封面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
下面那本是關于組織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再下面是幾篇關于演化經濟學和制度變遷理論的論文，每一篇都用彩色便簽條標記了重點段落。
霍夫曼重新坐回椅子里，手指交叉放在桌上。
“你在黃那里做的課題，是關于米國去工業化進程中產業政策與政府角色的演變，對吧？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但我希望你在這個課題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他頓了頓，目光變得更加銳利。“你來自華國，來自一個正在經歷劇烈制度變遷的國家。你在基層親眼見證了制度變遷是怎麼發生的，不是從書本上，而是從你親手推動的每一個項目、解決的每一個矛盾中。這種經驗，是大多數坐在圖書館里寫論文的人一輩子都不會有的。做我的研究助手，幫我收集資料、整理數據、參與課題討論，同時也要完成你自己的獨立研究。這個獨立研究的題目，我給你一個方向...”
他拿起一支記號筆，在面前的一張空白打印紙上寫下幾個英文單詞，然後把紙推到王景軒面前。
“制度變遷的比較研究。”
霍夫曼靠在椅背上，“華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經濟制度變遷，和米國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產業政策調整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放在一個比較框架里分析。”
王景軒看著那幾個單詞，目光在“institutional change”和“parative”兩個詞上停了很久。
這正是黃教授一直在引導他思考的方向，但從霍夫曼嘴里說出來，又多了一層不同的含義。
黃教授更側重于政治學理論框架的搭建，而霍夫曼顯然是希望他從經濟學和組織制度的角度切入，用制度和產業變遷的理論工具，去重新解析他那些年在金島親歷的一切。
王景軒點了點頭，把那幾本書和論文收進公文包里。
“除了獨立研究，我們中心目前正在做一個關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項目，我和幾位同事合作，涉及日國、韓國和新國的產業政策分析，不過研究團隊里缺少一個真正了解這個國家國的人。”
他從桌上那一摞文件里抽出一份裝訂好的研究提綱，遞過來，“這是一份關于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產業政策的文獻綜述和數據分析框架。我們需要有人幫忙整理經濟和產業發展相關的原始資料。”
王景軒接過那份提綱快速瀏覽了一遍。
項目框架做得很有條理，分為幾個子課題︰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外資引入的技術溢出效應、勞動力市場轉型與人力資本積累。
每個子課題下面都列了一長串需要收集和分析的資料類型。
霍夫曼又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正式的表格，上面已經填好了大部分信息，工作內容、時間安排、薪資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