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一月中旬的斯坦福，加州的陽光依然明媚。
王景軒每天的生活軌跡簡單而固定，早上七點起床，在公寓樓下的食堂吃一頓簡單的早餐，然後步行去蘭德大樓。
霍夫曼教授給他安排了一張靠窗的辦公桌，旁邊是一台連接著校園網絡的台式電腦，窗外能看見主方庭的紅瓦屋頂和胡佛塔的尖頂。
日子平靜得像一潭深水。
他每天的科研任務排得很滿。
霍夫曼是個嚴格的導師。
他從來不給直接的答案，只給問題。
有時候是順著王景軒的思路往下挖，把那些王景軒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邏輯漏洞挖出來；有時候是忽然把幾個看似毫不相關的文獻串在一起，讓他回去自己想它們之間的聯系。
每次個別指導結束，王景軒都帶著一堆新問題走出辦公室，回到自己的書桌前繼續啃。
除了理論和文獻的積累，霍夫曼還要求他掌握幾種研究方法，定量分析需要懂得如何設計指標體系、如何從原始統計數據中提取有效信息、如何用統計軟件做基礎的回歸分析；定性分析則側重于制度變遷過程的案例研究，如何從大量政策文件和訪談資料中提煉關鍵變量，如何構建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型。
霍夫曼專門給他安排了一個統計學方向的博士後做定量方法的指導老師，每周二下午有一個小時的一對一輔導。
王景軒對這種高強度的學術訓練沒有半點不適應。
一月底的一個周六下午，王景軒正在圖書館里啃那本《制度經濟學》，對面忽然有人用中文問了一句︰“同學，你這本看完了能借我翻翻嗎？”
他抬起頭，一個戴黑框眼鏡、穿著斯坦福連帽衛衣的年輕人站在對面，手里抱著幾本剛從書架上抽出來的經濟學教材。
兩個人聊了幾句，年輕人自我介紹說他叫陳遠濤，國內過來的公費生，在工程學院讀計算機科學碩士，剛來半年。
陳遠濤听說王景軒也是剛從國內過來的，眼楮一亮，說周六晚上華人學生會在學生活動中心有個聚會，問他去不去。
王景軒想了想，點了頭。
周六傍晚，王景軒按照陳遠濤給的地址找到了學生活動中心。
那是一棟兩層高的現代建築，外牆貼著紅磚色的瓷磚，門口掛著一塊手寫的牌子，用毛筆字寫著“斯坦福華人學生會春節聯誼會”。
推門進去，里面已經聚了四五十個人，大多是二十多歲的年輕面孔，有的端著飲料三五成群地聊天，有的圍在一張乒乓球台旁邊看熱鬧，還有幾個女生在角落里包餃子，面粉撒了一桌。
陳遠濤遠遠看見他，快步迎上來，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後拉著他在人群里轉了一圈，挨個介紹。
王景軒很快就認識了幾個新面孔，一個叫林曉峰的瘦高個，在國內讀的本科，自費來斯坦福讀電子工程博士，已經來了三年多；一個叫趙雪梅的短發女生，在商學院讀mbA，也是自費，來了一年半；還有一個叫許正陽的圓臉男生，在理學院讀物理學博士，是國家公派的，剛來不到半年。
幾個人圍著一張高腳圓桌坐下來，話題很快從學業聊到了各自的去向。
林曉峰說他博士論文已經做了一半，畢業後打算先在 谷找一份工程師的工作，攢幾年經驗再說。
趙雪梅說她mbA畢業以後想進華爾街或者 谷的投資銀行，她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留在米國。
許正陽則有些猶豫，說他是公派的，按協議畢業後必須回國服務兩年，但他導師建議他繼續做博士後，如果不回去的話需要交一筆違約金。
“我們系去年有一個師兄，也是公派的，畢業後沒回去，直接進了 谷一家半導體公司。違約金？人家公司幫他交了。”
林曉峰的語氣里帶著一絲不加掩飾的傾向，“說實話，在這邊干一年掙的錢，比在國內干十年都多。而且這邊的科研條件、實驗設備、數據庫，跟國內根本不是一個檔次。不是我瞧不起國內，是真沒法比。”
趙雪梅在旁邊點了點頭。“我在商學院做案例分析，研究過國內幾個所謂的龍頭企業。說出來不怕你們笑話，那些公司在管理上差得太遠了。供應鏈、財務制度、人力資源、市場營銷，沒有一樣能跟跨國公司比。我們這些人在這里學到的東西，回國以後能用到多少？大概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許正陽推了推眼鏡，臉頰微微泛紅。
“可是國家花錢送我們出來，不就是希望我們學成以後回去建設嗎？我也知道回去以後條件肯定不如這邊，但如果人人都留在外面，那國內什麼時候才能追上來？”
林曉峰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一絲不以為然。
“正陽，我三年前也跟你一樣想的。但你在這里待久了就會明白，有些差距不是靠幾個留學生回國就能彌補的。就拿我們這個領域來說，國內連一台像樣的實驗設備都買不到，光刻機、示波器、EdA軟件全是進口的，一台就要幾十上百萬美金。就算我回去了，沒有設備，我能做什麼？在實驗室里干瞪眼？”
趙雪梅也跟著補充了幾句。“還有環境問題。我前年回國探親，在燕城待了三天，嗓子疼了一星期。空氣里全是煤煙味，街道上的汽車尾氣燻得人睜不開眼。我不是不想回去，是真的受不了那個環境。”
王景軒端著杯子安靜地听著，一直沒有插話。直到許正陽轉過頭問他︰“景軒，你也是公派來的吧？看你年紀跟我差不多大，應該是公費讀碩士的吧？”
王景軒放下杯子，搖了搖頭。
“我是來這邊做訪問學者的，國內單位保留編制，訪學期滿就回去。不是碩士，是博士。”
圓桌周圍安靜了一瞬。幾個人的目光同時落在他臉上，帶著意外和重新審視的意味。
王景軒看起來太年輕了，頂多二十出頭的樣子，怎麼也跟“博士”“訪問學者”這些字眼聯系不到一起。
“訪問學者？博士？”林曉峰第一個反應過來，上下打量著他，“你多大了？”
“二十三。”
林曉峰倒吸一口涼氣。趙雪梅端杯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許正陽的嘴巴張成了一個小小的圓形，過了好幾秒才合上。
“二十三歲的博士，還是訪問學者，你是少年班的？”林曉峰追問。
“不是少年班，就是上學早了點。十四歲上大學，十八歲碩士畢業，在基層干了幾年，後來調回學校讀博。”
“那你厲害。”林曉峰靠回椅背上，目光里的不以為然被一種復雜的表情取代了。
陳遠濤在旁邊一直沒說話，這時候忽然問了一句︰“景軒，你剛才說你要回去。你是公派的，有協議要求必須回去，還是你自己想回去？”
“我是公派的，有協議。但就算沒有協議，我也會回去。”
王景軒的聲音不大，但很平穩，“我的家人都在國內，我愛的人也在國內。”
他頓了頓，看著林曉峰。
“你們說的那些差距，我都知道。科研條件、實驗設備、生活環境、發展機會，每一項國內都差得遠。但正因為有差距，才需要人回去。我回去以後做的事，跟你們留在米國做的事，本質上沒有區別，都是在為這個世界創造價值。只不過賽道不同。”
桌上沉默了好一會兒。
林曉峰低頭看著自己杯子里剩下的半杯飲料，沒有說話。
趙雪梅用吸管輕輕攪著杯中的冰塊，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又咽了回去。
許正陽看著王景軒，目光里有敬佩，也有一絲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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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聚會在晚上九點多散了。
王景軒走出學生活動中心的時候，加州的夜風吹過來，帶著棕櫚樹和草坪的氣息。
他沿著棕櫚大道慢慢往回走，路燈把棕櫚樹的影子投在石板路上，斑駁陸離。
陳遠濤從後面追上來，走在他旁邊。兩個人沉默地走了一段，陳遠濤忽然開口了。
“王景軒，你剛才說那些話，是真心的嗎？”
“哪句？”
“就算沒有協議，你也會回去。”
王景軒停下腳步，轉過身看著他。
路燈的光落在陳遠濤臉上，那張年輕的臉上帶著一種王景軒很熟悉的表情，在金島的時候，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剛來開發區報到時，臉上也是這種表情。
有理想，有沖勁，但也有一絲不確定。
“是真心的。”王景軒說。
陳遠濤沉默了片刻，然後笑了。
“你知道嗎，剛才林曉峰跟我說，你這種人要麼是聖人，要麼是傻子。”
“你覺得呢？”
“我覺得都不是。”陳遠濤推了推眼鏡，“我覺得你是一個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這種人在哪里都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