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七月的斯坦福，加州的陽光一如既往地燦爛。
王景軒回到校園已經整整兩周了。
他把全部精力都砸進了論文里。
那趟橫穿米國的實地考察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三十多位訪談對象，從底特律廢棄工廠里蹲在牆根抽煙的失業工人，到匹茲堡轉型中的科技園區里西裝革履的風險投資人，每一個人的原話都被他用錄音帶和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下來。
這些聲音是活的，它們的價值遠超任何一篇二手文獻。
但要把這些活生生的經驗和制度變遷的理論框架嚴絲合縫地對接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花了整整兩周把所有的訪談錄音重新听了一遍，用英文做了逐字稿，然後把關鍵信息分門別類地填入理論框架的各個節點。
哪些案例支撐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假說，哪些案例可以用來和八十年代金島開發區的實踐做比較分析，哪些現象需要進一步的文獻支撐，每一個節點都被他用紅筆在草稿紙上反復涂改。
腦子累極了的時候，他會放下筆，靠在椅背上閉上眼楮。
然後，那些畫面就會不由自主地浮上來，懷俄明州那個星空低垂的營地，內華達戈壁灘上跳躍的篝火，猶他州紅岩峽谷里被夕陽燒成金紅色的岩壁，還有房車里那些溫暖的夜晚。
周雅芳發間的清香，周琳琳蜷在他懷里的溫度，三個人擠在狹小的房車卡座里喝著熱茶規劃下一站路線的聲音。
荒唐。他在心里用這個詞概括了那一個多月。
但這個詞從他心底劃過的時候，沒有半分悔意，反而帶著一絲自己也說不清的懷念。
他睜開眼楮，端起桌上已經涼透的咖啡灌了一大口，然後重新拿起筆，繼續啃下一個理論節點。
這段回憶之所以揮之不去，不只是因為那一個多月的親密。
更是因為這兩個女人在紐約和他道別時的姿態。
沒有糾纏，沒有索取。這種干淨利落的分寸感，讓王景軒在敬重之余，也多了一份說不清的牽掛。
九月，他的論文初稿終于有了一個完整的雛形。
理論框架部分他重寫了三遍，實證分析部分他引用了從底特律到匹茲堡的十幾個案例，比較研究部分他把金島開發區的實踐和米國鐵銹帶產業轉型的困境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里，找到了幾個讓霍夫曼教授拍案叫絕的共鳴點。
“這一遍好多了。”
霍夫曼摘下老花鏡，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然後把打印稿放在辦公桌上，“你的理論深度明顯比上學期進了一大截。特別是關于制度變遷中關鍵節點和路徑依賴的互動機制，你結合金島的案例和米國鐵銹帶的對比，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模型。”
王景軒正要開口道謝，霍夫曼又加了一句︰“但最後一章還有幾個地方需要再打磨。另外，你的實證數據太依賴訪談，缺乏系統性的定量支撐。我建議你用幾周時間補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
“明白。”王景軒點頭。
日子就這麼平淡地流淌著。
做研究、寫論文、泡圖書館，他幾乎已經習慣了這種清苦而充實的生活節奏。
他以為接下來的幾個月也會這樣安靜地度過，直到十二月份訪學期滿，收拾行李回國。
他錯了。
十月下旬的一個傍晚，王景軒從蘭德大樓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加州的秋天早晚有些涼意，他把夾克的拉鏈拉到領口，沿著棕櫚大道往公寓方向走。
路燈把棕櫚樹的影子投在石板路上，斑駁陸離，偶爾有幾個夜跑的學生從身邊擦肩而過，腳步聲在暮色里漸漸遠去。
回到公寓，他簡單煮了一碗面條，吃完以後坐在書桌前，打開電腦準備繼續修改論文最後一章。
窗外忽然傳來一聲汽車引擎熄滅的悶響，然後是他公寓樓下的門鈴聲。
他看了看牆上的掛鐘，九點剛過，這個時間很少有訪客。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透過百葉窗的縫隙往下看了一眼。
樓下停著一輛深黑色的福特轎車，車身上沒有明顯的標識，但車頂那根短粗的天線和車頭額外的霧燈，一般人也許不會注意到，但他一眼就認出了這種改裝風格。
不是普通民用車。
門鈴又響了一次，不緊不慢，三下。
他沉默了幾秒，關上電腦屏幕，走過去按下了對講機。“哪位？”
“王先生嗎？我們是斯坦福校友會的工作人員，想跟您聊聊關于您的研究項目。”
樓下的聲音是一個講著一口流利米式英語的男性，語氣客氣得像推銷員，但那種客氣底下有一種訓練有素的篤定。
校友會。晚上九點。
王景軒嘴角微微動了一下，按下了開門鍵。
他重新打開電腦屏幕，但沒有繼續寫論文，而是把桌上一份與博士論文無直接關聯的、關于國內經濟形勢的個人分析筆記鎖進了抽屜里。
不到一分鐘，敲門聲響了。
他拉開門，門外站著兩個人。
打頭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白人男性，穿著一件深灰色的休閑西裝，沒打領帶，臉上掛著那種職業性的、恰到好處的微笑，手里拎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
他身後站著一個三十出頭的亞裔女性，穿著一件米白色的風衣，齊肩短發，戴著一副銀框眼鏡，手里拿著一本筆記本。
“王先生，晚上好。我是詹姆斯•卡特，這位是我的同事林美珊。”
打頭的男人伸出手，握手的時候手掌干燥有力，力道不輕不重，恰到好處，“方便進去聊幾句嗎？”
王景軒側身讓開一條路。
兩個人在沙發上坐下，詹姆斯把公文包放在茶幾上，林美珊翻開筆記本擱在膝蓋上。
王景軒給他們各倒了一杯水，然後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沒有主動開口說話。
詹姆斯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後靠在沙發背上打量著這間不大的公寓，目光從書架上塞得滿滿當當的英文學術專著掃到牆上貼著的思維導圖，又落到書桌上那摞厚厚的打印稿上，然後開口了。
“王先生，我們就不繞彎子了。我們對你的背景做了一些了解，了解的深度可能超出了你的預期。”
他的語氣不緊不慢，像是在聊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你十四歲上大學，十八歲碩士畢業，主動申請回到華國最貧困的農村地區當了一名基層干部。你在金島鄉修了一座跨江大橋，建了一個省級經濟開發區，引進了幾千萬美元的外資。你在省報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字的經濟改革文章，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然後，你被調離了那個你一手打造的開發區，安排到一所大學的校史研究室做副主任。”
他頓了一下，目光里帶著一種恰到好處的關切，“王先生，在我們看來，像你這樣有才華、有抱負、又有實干能力的年輕干部，在華國現在這個階段應該是被破格重用、放在核心崗位上發揮更大作用的。可事實恰恰相反。你立功之後，不但沒有被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反而被調到了邊緣崗位。我們對此感到很難理解。”
林美珊這時候從筆記本里抬起頭，接著詹姆斯的話往下說︰“王先生，我們不是來指責你的國家的。我們只是覺得，像你這樣的人才，有權利在一個更公平、更能發揮你能力的平台上施展才華。我們仔細研究過，從修橋融資到外商談判，從土地征收到產業規劃，你在沒有太多外部支持的情況下獨立做出了一整套發展方案，並且把它執行到位。這種能力，不要說在華國基層，就是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極其珍貴的。”
她說話的時候語調溫和而有耐心，和詹姆斯的配合也達到了一種近乎同步的節奏，一看就是在很多場談話中反復磨合出來的默契。
詹姆斯又從公文包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茶幾上，但沒有打開。
“王先生，我們有一些途徑，可以提供一些讓你施展才華的機會，不需要你離開學術界。比如，某些國際學術會議的參與名額、頂級學術期刊的優先發表權、與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做咨詢項目的機會。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風險。”
他把信封往前推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