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去上海办认购手续时提前给向鹏飞打了电话，因此向鹏飞也知道认购证的消息。
鹏飞来火车站接站，黄玲看着他比上次见到的时候又长开了一些。
人靠衣装马靠鞍，鹏飞如今的气质穿着件深灰色的夹克，皮鞋擦得锃亮，整个人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在火车站出口看见黄玲就快步走过来接她手里的包，嘴里念叨着，“大舅妈，您一路辛苦了。”
“没什么辛苦的，鹏飞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走，我去办点事。”
“行啊，大舅妈，是去办认购证吗？”向鹏飞眼里闪烁着，他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心动。
所以他在心里打算着一会儿跟着大舅妈去买一些，这样自己也能多赚点钱，到时候把爸妈接来上海。
他妈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城，他一定会让爸妈跟他一起。
在银行窗口排队时，鹏飞站在黄玲旁边，看着那一排排窗口前排着长队的人，又看看黄玲手里攥着的那一摞身份证复印件，凑过来小声问，
“大舅妈，您怎么买这么多？”
黄玲没回头，眼睛盯着前面的队伍往前挪了两步，声音压低了说：“你也买，五十一百张随你，钱不够大舅妈借你。”
鹏飞愣了一下，过了几秒说了句，“我手里有两千多，应该够买一些。”
黄玲嗯了一声，“那行，全买了，大舅妈再借些钱给你凑够一百张。”
鹏飞惊喜道，“谢谢大舅妈。”
他心里想着，离他把父母接来又近了一步。
黄玲将她能够买的认购证都买了，囤了一大堆。
到了1992年下半年，股市行情开始往上冲的时候，黄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报纸上的股价行情。
她不急，手里攥着凭证慢慢等着，等到上海股指冲到一千四百多点的时候她才开始出货。
那段时间她跑了三趟上海，每次都在银行的柜台前面站半天，一张一张地办交割。
林武峰跟她错峰出货，两家隔着日子卖，前前后后卖了将近一个月才把手里的凭证全出干净。
最后一笔资金出来时黄玲把交割单拿在手里看了看上面的数字，纸张被她的手心攥得微微发热。
她把那张单子折好放进口袋里，从人声鼎沸的银行走出来时，上海四月的风暖烘烘地扑在脸上，梧桐树的新叶子绿油油地在头顶哗啦啦响。
她在台阶上站了一小会儿，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包里的钱摞得厚厚实实地贴着腰侧，沉甸甸的。
之后的日子她陆续把资金转进了上海和北京的几个有潜力的股票里。
有些当时买进去的时候股价平平，涨得慢，周围有人熬不住了出了，她没动。
她在那些股票上的操作不急不躁的，一年一年地拿着，分红的单子攒了一小摞收在抽屉里。
宋莹那边是紧跟着她操作的，不懂的就问，问完了照着做，几年下来存折上的数字翻了好几个跟头。
银行那边换了白金卡，宋莹头一回拿着那卡去取钱的时候在柜台上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回来就跟黄玲说：
“玲姐，我还是头一次去银行被人用巴结的眼光看着，看得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像真变成大富豪了。
我总感觉这卡沉甸甸的，摸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向鹏飞跟着黄玲赚了一笔之后转头在上海买了套房子。
房子不大不小，两居室，在虹口那边一条安静的弄堂里，老洋房改的，朝南的窗户阳光好。
他把钥匙寄了一把到贵州，给他爸妈的，他信里告诉庄桦林和他爸爸，以后他们来上海有地方住了。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来上海，到时候他们一家子在一起，怎样都能过下去。
黄玲偶尔去上海出差，鹏飞接她去那套房子里坐过一回，客厅里摆了一套沙发，墙上挂着鹏飞从苏州带回来的一幅苏绣，茶几上一碟水果一盘瓜子。
鹏飞在厨房里烧水泡茶，端出来的时候茶杯烫手，他两只手捧着放在黄玲面前，杯底磕在玻璃茶几上轻轻一响。
“大舅妈，”他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搓了搓手，“这房子的钱差不多是我这几年跟着您赚的。”
黄玲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碧螺春，清香润着喉咙滑下去。
她放下杯子看了一眼窗户外面，阳光铺了一地板，老洋房的木地板被晒得泛着温润的亮光。
“这房子买的好，以后房价指不定得涨成啥样呢，”她说，“以后你爸妈来也有个落脚地方。”
鹏飞嗯了一声。
他坐在小凳子上双手搁在膝盖上，跟当年蹲在粮店门口等她的那个小少年的姿势一模一样。
只是如今整个人壮了一圈，肩膀把夹克撑得挺括。
他看着黄玲喝完了那杯茶，又给她续了半杯，茶汤在玻璃杯里看起来碧绿碧绿的。
图南、晓婷、栋哲、鹏飞这四个孩子研究生毕业间隔时间不长。
图南留在研究所，栋哲进了北京的贸易公司，晓婷去了北京的金融系统。
鹏飞在自己的小生意和一份银行的工作之间选了后者，他对黄玲说：“大舅妈，我觉得金融这个路子以后还能走。”
黄玲说行，你自己拿主意。
四个孩子各自有去处，孩子们毕业的那年冬天，黄玲和林武峰商量着从两家投资的收益里各拿出了一笔钱，给孩子们每人一份。
两家家长看着几个孩子，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讲自己的发展史，最后告诉他们，
“这些钱，你们自己拿去做点正经投资。亏了的话家里也有余粮，也有退路，但要是赚了，那就算你们的本事。”
栋哲拿到钱转头跟着晓婷在北京买了一套小公寓。
忘记说的是，林栋哲还是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喜欢上晓婷。
本来晓婷不喜欢他，但在一次英雄救美后，两人关系越来越近，慢慢的日久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