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奏折是在秋收庆典后的第五天送到的。折子写得很克制，但字里行间透出的焦虑像纸背渗出的墨——他用了整整三页纸，只算了一笔账：
“臣据河南、山东、北直隶三省报，染瘟红薯田计十二万八千亩。依《防治要则》，每亩需施药三次，每次需石灰二十斤、硫磺三斤。计需石灰七百六十八万斤，硫磺一百一十五万两千斤。然三省官仓所储，石灰不足百万斤，硫磺不足十万斤。缺口…巨大。”
“更甚者，奸商囤积居奇。臣遣人暗查，山东兖州、河南开封、北直隶保定三地，市面石灰价格已涨三倍，硫磺有价无市。有粮商王怀礼余党，暗中收购药铺存硫，转藏于民宅，待价而沽…”
陈默把奏折放下，看向坐在对面的宋应星：“宋卿，徐光启算的账，准吗？”
宋应星手里捏着个算盘，指尖在珠子上停了停：“只多不少。而且…这还没算江南。若魏国公在南方如法炮制，需要的药材还得翻倍。”
暖阁里静了片刻。窗外的秋阳很好，把御案上的奏折照得一片金黄，但屋里的空气却沉得能拧出水来。
“也就是说，”陈默慢慢说，“敌人烧了咱们的粮，现在还想掐断咱们的药。”
“是。”宋应星顿了顿，“但臣有个想法…或许可以不用硫磺。”
他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作物图前，手指点在“葡萄”那栏：“西洋教士曾言，法兰西国葡萄园多染霉病，农人用硫酸铜与石灰水混合喷洒，可防治。此液色如波尔多红酒，故称‘波尔多液’。”
“铜？”陈默皱眉，“大明产铜不多。”
“日本产。”宋应星转身，“而且…郑芝龙的船队，常走日本航线。”
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陈默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扶手。郑芝龙——那个盘踞东南沿海、亦商亦盗的海上枭雄，去年刚被“招安”，封了个游击将军的虚衔，实则仍控制着从福建到日本、琉球的海路。
用他，等于把防疫的命脉交到海盗手里。不用他，几百万斤石灰硫磺的缺口，三个月内根本补不上。
“皇爷，”王承恩小声提醒，“郑芝龙在京的代表，前日递过帖子，说想觐见…”
“说什么事了吗？”
“说是…进献‘海外国器’，以表忠心。”
陈默笑了。什么海外国器，不过是投石问路。郑芝龙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人，最懂什么时候该下注。
“传他来吧。”他说，“顺便…把户部、工部的堂官也叫来。”
郑家的代表叫郑鸿逵，是郑芝龙的族弟，三十出头，精瘦干练，说话带着闽南口音但努力咬准官话。他带来的“海外国器”是架单筒望远镜，黄铜镜身，镶嵌着玳瑁和象牙。
“此物名‘千里镜’，红毛番所造，于海上可观十里外船帆。”郑鸿逵恭敬呈上，“家兄得此物，不敢私藏，特献陛下。”
陈默接过，把玩了一下，放在一边。“郑游击有心了。不过朕现在关心的不是海上，是田里——红薯闹瘟，缺药，缺石灰硫磺。”
郑鸿逵眼睛一亮，随即垂下：“此事…草民略有耳闻。家兄在福建的商行，上月也收治了几亩病薯，用的是…琉球产的硫磺。”
琉球硫磺。陈默和宋应星对视一眼。
“产量如何？”
“若急用，月内可调五万斤。”郑鸿逵顿了顿，“但海路险，倭寇、红毛番时来骚扰，损耗颇大…”
这是在要条件了。陈默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郑游击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郑鸿逵躬身：“家兄别无他求，只愿为陛下分忧。若陛下允准，家兄愿以商船运硫磺、石灰北上，平价售与官府。所得银两…只求换些大明特产，比如丝绸、瓷器、茶叶，贩往东洋，以补船耗。”
话说得漂亮，但意思很明白：他要官方特许的贸易权——用紧俏的防疫药材，换独占对日贸易的资格。
户部尚书李长庚忍不住了：“荒唐！海禁乃祖制，岂可…”
“李卿。”陈默打断他，放下茶盏，“祖制也没让红薯闹瘟。”
李长庚噎住。
陈默看向郑鸿逵：“五万斤硫磺，三万斤石灰，一月内运到天津卫。价钱按市价加三成——这三成，朕许你们用丝绸、茶叶抵税。另外…”他顿了顿，“朕再加一条：你们从日本运回的铜料，朝廷按市价全收。”
郑鸿逵呼吸急促了。铜在日本是贱金属，在大明却是管制物资，尤其对造火器、铸钱至关重要。这条若能成，郑家就捏住了朝廷的另一个命脉。
“草民…代家兄叩谢陛下天恩！”他伏地磕头。
“别急。”陈默抬手，“朕也有条件。第一，船队需挂大明旗号，接受市舶司查验。第二，沿途若有灾民流落海岛，需搭载回岸。第三…”他盯着郑鸿逵，“你们在海上，替朕看着点红毛番的船。若有异动，立刻来报。”
郑鸿逵连声应下。谈判顺利得超出预期，他离开时脚步都有些飘。
人一走，李长庚就忍不住了：“陛下！郑芝龙狼子野心，岂可授之以柄？且铜料事关军国…”
“李卿。”陈默看着他，“你说，是几万斤铜重要，还是几百万百姓今冬的饭碗重要？”
李长庚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况且，”陈默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漫长的海岸线，“海禁禁了二百年，禁住倭寇了吗？禁住红毛番了吗？没有。反倒把海权让给了郑芝龙这样的豪强。现在，咱们要用他，也得…管管他。”
他转身，对宋应星说：“宋卿，波尔多液的配方，尽快试出来。铜料一到，立刻量产。”
又对王承恩说：“给徐光启传旨：药材已在路上，让他放手干。至于那些囤积的奸商…让锦衣卫去查，查到一个抄一个，药材充公，人…发配琼州。”
最后，他看向李长庚：“户部拟个章程，设‘海贸特需司’，专管防疫药材的采购转运。记住——这司的账，单独记，直接报朕。”
一道道命令下去，暖阁里重新忙碌起来。陈默却走到窗边，看着郑鸿逵远去的背影。
这个人走时，腰板挺得笔直，像已经看见了金山银海。
但他大概不知道，皇帝许给他的，不只是贸易权。
还有一副枷锁——一副用铜和硫磺打造的，慢慢收紧的枷锁。
傍晚，郑鸿逵离京前，特意又求见了王承恩一次。这次他没带礼物，只低声说了句话：
“王公公，草民离闽前，家兄交代了一件事…说南边最近不太平。有些海商在传，红毛番的船在福建外海转悠，打听的却不是生意…”
“打听什么？”
“打听…红薯。”郑鸿逵声音压得更低，“他们问，这东西哪来的？亩产多少？得病了怎么治？还…还想买薯种。”
王承恩瞳孔一缩。
“家兄觉得蹊跷，让草民务必禀告陛下。”郑鸿逵拱手，“草民的话带到了，这便启程。”
他走后，王承恩在暮色里站了很久。
秋风卷起落叶，打着旋儿，像某种不安的预兆。
红薯。荷兰人。巴达维亚。
这些词连在一起，指向一个比瘟疫更可怕的威胁——物种战争。
王承恩转身，快步走向乾清宫。
他得赶紧告诉皇爷。
田里的战争还没打完。
海上的战争，已经悄悄拉开了序幕。